低处的光阴

       （修改稿）                                       一碗白面饺子
      大集体那阵子，赶上逢年过节，家里才能秤上斤八两的猪肉，从生产队分回一两斤白面，全家人吃上一顿白面和荞面两掺儿的饺子。
      有一年过春节，队里给每户分了二斤白面。当时父亲正闹胃病。母亲背着父亲，望着盆里少得可怜的白面，看着我们姐弟几个馋馋的大嘴巴，无可奈何地把面分开来和，单独包了半盖帘儿白面饺子。饺子煮好后端上桌子，父亲微微笑着，把白面饺子一个一个尽数夹进了我和小妹的饭碗。我一下子就把白面饺子塞进了嘴里，还没等来得及吞咽，二哥就喊住了我。
    那一次，脾气不好的父亲并没有责怪二哥，只是用他那瘦弱无力的大手，不住地抚摸着我的头。我们全家人草草地吃完了那顿年夜饭，谁也没能咽下那碗白白的香香的白面饺子。
                                                                     一件新布衫
     小时候，我穿衣服总是拣姐姐们的剩。
      好几次母亲把一分一分的零钱攒起来想给我做件新布衫，但终因家里一次一次用钱而花掉。
      我上初中那年，母亲终于给我扯了一块绿的卡布料，并抽空领我到东村一个姓汪的裁缝家做了布衫。没几天，一件新的绿的卡布衫做成了。我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把一向愁容满面的母亲逗乐了。
      新衣穿脏了，总是要洗的。天暖还好，把衣服洗完晾在外面，一宿就干了，早上抻一抻就可穿在身上去上学。赶上阴雨或是冬天，就得把衣服放在炕上炕。
      有一次，灶坑口的柴草生烟把我从睡梦中呛醒。我睁眼一看，吓了一大跳，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定睛看时，才发现火光中的母亲正一边烤衣服，一边擦眼睛。母亲发觉我起来之后，急忙背过身去，嘴里说着：“这该死的烟”，一只手却擦着她那流泪的双眼。
      初三毕业那年，新布衫的臂肘处已磨出了洞，我只好挽起袖管，在凉风冷雨中行走。

                                                                        最后一双布鞋
     儿时夜里起夜，总能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活。一双双大大小小的布鞋，常年陈列在我家的柜台上。 
      做布鞋的工序很琐细。鞋帮、鞋底、鞋样子，针、锥、麻、线，还有压底刀子、纺线锤子和顶针，所有这些物件都通通装进常年躺在柜台一角的大针线笸箩里。在等待做鞋帮鞋底的袼褙风干的日子里，母亲就会准备好纳鞋帮用的双股线和上鞋底用的线麻绳。母亲做活的时候，我常常趴在炕沿边儿盯着看，母亲一只手提拎着纺线锤，一只手麻利地把事先准备好的麻皮儿续到绳子里，纺线锤子在下面悠悠的转，麻皮儿像小松鼠的尾巴，在母亲的头上跳来蹦去。
      母亲做鞋的时候，常常将往年的鞋样子翻出来，抄袭原版，不久就会做出一双和去年一模一样的布鞋。母亲忘记我们蹭蹭长的脚了。鞋子小了就会夹脚，脚被鞋子一夹，我们就会嚷疼，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就会说，穿过了新性就好了。我们就只好穿着，等脚上的鞋过了新性，再看我们一双双小脚，早已被顽固的鞋子拿变了形，到底脚是血肉做的，干不过没有血性的鞋子。脚向鞋子妥协了。二哥的脚妥协的办法很特别，大拇哥和老三儿服帖地趴在二拇弟身下，驮着他。二哥洗脚的时候，大拇哥和老三儿终于有机会露出头来。二嫂一看二哥的脚就笑，笑话他长了一双傻大傻大的大脚不说，两个脚趾头也长的没个样儿。二哥听了二嫂的话，佯装生气，一本正经的说：“我这二拇弟可有福哩，一辈子都有人驮着。” “你这二拇弟可不有福，总共哥仨，就你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年迈的母亲在一旁听了二哥和二嫂的对话，笑而不语，用拐棍儿敲打几下二哥那双布鞋，然后扶着墙慢慢的走开了。
      从小到大，我已记不清穿了多少双母亲做的布鞋，到城里报社上班以后，身边已经没人再穿布鞋，我只好从脚上脱下布鞋，洗净、晾干，装进了衣箱                                                


（原文）
                                                               一碗白面饺子

      清苦人容易满足。不饿着不露着有个屋住就能安身立命。他们心中依然有许多祈盼，甚至是奢望。儿时的我何尝不想把馋得直流口水的糖球儿含进嘴里，何尝不想把羡慕得眼红的新衣穿在身上，何尝不想饱饱地吃上一顿白面饺子……
      小时候，赶上逢年过节，家里才能秤上斤八两的猪肉，分得一两斤白面，全家人吃上一顿白面和荞面两掺儿的饺子。
      有一年过春节，队里给每户分了二斤白面。当时父亲正闹胃病。为了让父亲的胃病早日好起来，母亲背着父亲，望着盆里少得可怜的白面，看着我们姐弟几个馋馋的大嘴巴，无可奈何地把面分开来和，单独包了半盖帘儿白面饺子。饺子煮好后端上桌子，父亲微微笑着，两手颤颤地，把白面饺子一个一个尽数都夹进了我和小妹的饭碗。我一下子就把白面饺子塞进了嘴里，还没等来得及吞咽，二哥就喊住了我。那一次，脾气不好的父亲并没有责怪二哥，只是用他那瘦弱无力的大手，不住地抚摸着我的头。我们全家人草草地吃完了那顿年夜饭，谁也没能咽下那碗白白的香香的白面饺子。
      那夜，我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
                                                             一件新布衫

      小时候，我穿衣服总是拣姐姐们的剩。
      有好几次母亲把一分一分零钱攒起来想给我做件新布衫儿，但终因家里一次一次用钱而花掉。我常常为盼了好长一段时间新衣又成泡影而难过。
      在我上初中那一年，母亲终于肯在生活拮据的情况下给我扯了一块绿的卡布料，并抽空领我到东村一个姓汪的裁缝家做了衣服。没几天，一件新的绿的卡布衫儿做成了。我穿在身上，既合身又好看。我站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把一向愁容满面的母亲都逗乐了。
      新衣穿脏了，总是要洗的。天暖还好，把衣服洗完晾在外面，一宿就干了，早上抻一抻就可穿在身上去上学。赶上阴雨或是冬天，就得把衣服放在炕上炕。
      有一次，灶坑口的柴草生烟把我从睡梦中呛醒。我睁眼一看，吓了一大跳，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定睛看时，才发现火光中的母亲正一边烤衣服，一边擦眼泪。母亲发觉我起来之后，急忙背过身去，嘴里说着：“这该死的烟”，一只手却擦着她那流泪的双眼。
      那天早上，从家到学校的山路似乎变得很长，我默默地在路上走着。
      在我初三毕业那年，新布衫儿的臂肘处已磨出了洞，我只好挽起袖管儿，在冷雨中行走着。
      那年夏天，我考进了师范学校。

                                                               最后一双布鞋

      小时候，夜里起夜的时候，总能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帮，上鞋底，一双双大大小小的布鞋，常年陈列在我家的柜台上。
      做布鞋的工序很琐细。鞋帮、鞋底、鞋样子，针、锥、麻、线，还有压底刀子、纺线锤子和顶真儿，所有这些物件都通通装进常年躺在柜台一角的大针线笸箩里。做鞋帮鞋底的袼褙，通常是把不能再上身的衣服进行拆洗，再把剪下来的布，用糨糊一层一层的贴在桌子上，够厚以后，再从桌子上揭下来，趁糨糊还未失去粘性，贴到墙上去，这叫打袼褙。过些时日，袼褙干了，从墙上取下来，就可以做鞋帮鞋底了。在等待袼褙风干的日子里，母亲就会准备好鞋样子、纳鞋帮用的双股线和上鞋用的线麻绳。线麻绳是母亲用纺线锤子提拎着，先纺出麻经子，然后再两股合在一起，放在小腿上搓出来的。母亲纺线的时候，我常常趴在炕沿边儿，目不转睛的盯着看，母亲麻利地把事先准备好的麻皮儿续到绳子里，纺线锤子在下面悠悠的转，麻皮儿高高的在母亲头上飘扬，像小松鼠的尾巴，在母亲的头上跳来跳去。
      家做布鞋不中看却耐穿，平平的底子走起路来省去了许多劳累，一双鞋至少可穿一季。据说，常年穿家做布鞋不得脚气，也许是透气性好一些，也许和穿布鞋的人有关。
      家做布鞋也有穿着不舒服的时候。那些年家家孩子多，个个就像地里的高粱秸拔节一样，每天都在蹭蹭地往上长，脚也跟着蹭蹭地长，母亲做鞋的时候，常常将往年的鞋样翻出来，照抄原版，不久就会做出一双和去年一模一样的布鞋，当我们穿在脚上的时候，鞋子小了就会夹脚，脚被鞋子一夹，我们就会嚷疼，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就会说，穿过了新性就会好了，我们就只好穿着，等脚上的鞋过了新性，脚是不疼了，可再看我们一双双小脚，早已被顽固的鞋子拿变了形，到底脚是血肉做的，干不过没有血性的鞋子。脚向鞋子妥协了。二哥的脚妥协的办法很特别，大拇哥和老三儿服帖地趴在二拇弟身下，驮着他。二哥洗脚的时候，大拇哥和老三儿终于有机会露出头来舒服一会儿，二嫂一看二哥的脚就笑，笑话他长了一双傻大傻大的大脚不说，两个脚趾头也长的没个样。二哥听了二嫂的话，佯装生气，一本正经的说：“我这二拇弟可有福了，一辈子都有人背着。”“你这二拇弟可不有福，总共哥仨，就你干了一辈子庄稼活，你这是啥福啊！”年迈的母亲在一旁听了二哥和二嫂的对话，笑而不语，用拐杖敲打几下二哥那双布鞋，然后扶着墙慢慢的走开了。
      从小到大，我已记不清穿了多少双母亲做的布鞋，小时侯玩时穿，上学时穿，走上讲台教书时仍在穿。我调到城里报社上班以后，身边已经没人再穿家做布鞋，我只好从脚上脱下布鞋，洗净、晾干，装进了衣箱，至今这双布鞋躺在我的箱子里，成了我最后的一双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