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

         书店

                  王清铭

    城市楼多了，高了，就把书店挤矮了，挤到旮旯里去。我去的新华书店在文献西路上，这个地方以前一直以“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作为自豪的理由，现在这些光荣的称号除了偶尔在红头文件里溜达一两回，很少有人再提起了。只留下这半截的地名，还能让读过一些书的人恍然间想起莆阳文化曾经的辉煌。
    新的步行街正在兴建，围墙外是长条的巨幅标语：“300万莆田人习惯在这里消费。”不知道这300万人中是否包括我，可以肯定将来这里是商业的繁华地段，人头与钱包攒动。
    我不习惯逛商场，虽然也消费，但买的都是日常用品，偶尔去商场也是直奔主题，我适合去的地方是那些小店。苏格拉底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曾感叹着说：“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我不是哲人，没有那么多的感慨，我只是抬头看日益增高的楼房，后来脖子有点酸，就看前方拥挤人群的各种背影。
    拐过东街口，走上两三百米就到了书店。难得来一回莆田，我能逛的也就是书店了。书店还在，没有被挤出文献西路，只是在繁华的街道显得更加的僻静，甚至有些荒凉的感觉。周围的店铺装修得越来越豪华高档，多年来穿一身过时服装的新华书店有点自惭形秽地缩到一边。街上人很多，那些打扮时髦的人是不会走进书店的，那些脚步匆忙的人也是无暇在书店停留的。街上自家车越来越多，在拥挤的车流中蠕动，这些光鲜的车子是不会停在书店前的，寸土寸金的城市里，书店前也没有泊车位。
    走进书店，只能用鲁迅文章里的一个“踅”，感觉有点不合时宜。其实我也很少进书店了，现在每年读一点收入自己作品的样书和杂志外，以往那种一提就是一捆书的豪情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漏气了。不禁有点感慨：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被生活改变着？
    从一楼走到二楼，遇见的几乎是青少年，还有一些三四十岁的女人，想必多数是这些孩子的母亲。像我这类的很少，鹤立鸡群，不，应该是鸡立鹤群。对读书人，我从来有点心存敬意。但现在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在念书时我们都会读一些书，到了工作后读书的人就少了，一个原因是我们再也没有鹤唳九天的壮志豪情了，生活总是轻易地改变我们；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读书的功利心太强了，拿到文凭找到工作后，我们就很少有读书的闲情逸致了。国人的阅读量和购书量可想而知了。
    书店不大，与莆仙三百万人口不相协调；来的人更少，今天是周日，可以想见平时的门前冷落了。二楼除了一些财富书、励志书还有所谓的青春文学外，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也只占据几排书架。文学边缘化本只是冷僻的评论术语，在书店却具象化了。在文学书架前的读者七八个星天外，有几个还只是惊鸿一瞥，翻开阅读的就两三滴雨山前了。书架里也是鱼龙混杂，韩寒的书还是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看来“代笔门”的争论还未波及书店。没有读懂几首唐诗宋词的安意如却在书架上搔首弄姿，几本谈诗词的书装潢得像精美的礼物。这年头，能够把书当做礼物赠送，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雅事了，只是不知道有几人真正去读。这是炒作和包装的年代，能吸引眼球掏人腰包是商人的最大成功，但眼球之后的头脑呢？大师们依旧寂寞着，在书架的僻静处，只能与一些蒙上的灰尘喁喁私语。这也是没有大师的年代，只有一些文化快餐被人咀嚼到无味，然后弃之一旁。
    在莆仙作家书柜前流连了一会儿，这些书的书页已随岁月的流逝泛黄。莆仙还是有几位读书人的，这些书就是例证，只是问津的人很少，除了我之外。没有退稿信的年代，应该有一些作家沉下心来，锻造一些精品。想起我尊敬的文学院黄院长，在一次酒酣胸胆尚开张时，曾感慨说，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一个作者多么渺小。黄院长用心地写书，后来脑溢血了。
    书店里摆放着几张椅子，都被孩子们占去了。没去注意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书，他们都很安静地沉浸书中世界，这样的氛围很适合与作者做心灵的对话，我没去打扰他们。这年头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很少，虽然只有青少年，但火种并没有熄灭。二楼的尽头有根柱子，旁边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有个少年就坐在地上，靠在柱子上，这情景让我微微有点感动了。
    买了三本书，走出书店，街上的车流人流依旧匆忙，也不想去弄懂他们在忙什么。吾乡有个传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现在地不瘦了，除了栽种高楼之外，还得种植一些别的什么；家富了，子弟们还得多读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