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二大娘

二大娘今年90岁了，尚可自己拄着拐杖走路，只是过了今年春节，意识有些糊涂，用老家的话说，就是有些“潮”了。她时常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二大爷戏谑地说，二大娘的魂儿已经先进天堂了，在和鬼神说话呢。但二大娘在一个时候必然是清醒的，就是儿孙们要在她身上花钱的时候，她一定会制止。
前天晚上，二大娘吃完午饭躺在床上睡了，直到晚上也没有醒来。堂哥、堂嫂等十几口人轮番喊她，也丝毫不能撼动她的酣睡。堂哥害怕了，赶紧拨打了120。到中心医院抽血检查发现，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导致的昏迷。医生几瓶点滴打下去，二大娘终于醒过来了。
二大娘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陪护的堂哥正在犯困，二大娘忽地坐起身，把堂哥吓了一跳。二大娘那阵子意识非常清醒，她知道自己正躺在医院里，抓住堂哥的手说：“儿啊，我没病，咱不在这里花钱，回家吧！”说着就挣扎着下床。堂哥赶紧拉住她，无奈地笑：“我的老娘啊，都啥时候啦，还心疼钱？医生说啦，要住几天才能出院。”
可二大娘继续闹腾着要出院，任凭谁劝都无济于事。为了转移二大娘的注意力，我忽然想起一了个她最感兴趣的话题，让她讲讲单县抗日名将朱世勤的故事。二大娘是朱世勤的亲侄女，自幼深得朱世勤的喜爱，朱世勤年轻时期辗转南北英勇抗日的故事，是二大娘一辈子津津乐道的话题，不妨让她讲一讲，或许能让她忘记出院的事。我抓住二大娘的手，笑着问：“大娘，您还记得朱世勤吗？”听到朱世勤，二大娘马上停止了闹腾，眉宇间溢满了灿烂的笑容，用不甚清晰的话说：“你可问到老根上来了，他是俺二叔。”“那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她于是瘪着嘴讲起来：“1942年，二叔领着一千多人与日本人打仗，他在最前头，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伤了头，没有治好，走时才38岁。”二大娘正伤感着，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中止了讲述，又要起身下床：“咱们回家！”
我们拗不过她，只好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医生给开的药，颠簸六十余里，回了农村老家。一进家门，二大娘又开始说糊涂话了。我不禁感慨，宁可让自己受苦，也不让儿孙为自己花钱，这是二大娘一辈子也不能改变的秉性啊！
二大娘的娘家在朱菜园，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她自幼生活条件优越，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衣食起居都有丫鬟仆人伺候。嫁给贫困的二大爷后，二大娘很快适应了吃糠咽菜的日子，上地干活，下厨做饭，织布纺花，纳底做鞋，样样精通，一家老小，无不称赞。二大娘育有五子，在那艰苦的年代，把五个儿子拉扯大极不容易，二大娘心里完全没有自己，儿子们吃地瓜，她就吃儿子们剥下来的地瓜皮；儿子们喝面条，她就喝面条汤。儿子们成家过日子后，她也不要他们一分钱，自己养几只羊换取零用钱，直到86岁，她还一天两晌去村头放羊呢。
我非常喜欢我的二大娘，更从心眼里尊敬她，她经历了由富到贫的生活变迁却从不抱怨，把自己放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给儿孙无限多都觉得不多，花儿孙一分钱都觉得是天大的数字。既然不能再为儿孙带来什么，就尽力不成为他们的负担。这种理念，或许已经渗到二大娘的血液里了，让她在医院里突然清醒，死活都要回家来。
昨天下午，几个堂哥商议，是时候给二大娘做一口棺材了，她正行走在人生边上，随时都有可能被阎王领了去。堂哥一致同意做松木的，用最好的红松，做得宽敞些，让操劳节俭一辈子的母亲有一个好归宿。谁知他们的小声商议让二大娘的意识忽然清醒了，她用拐杖把地板敲得咚咚响：“棺材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做桐木的都行，给我做松木的，花钱太多，我睡不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