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武都“高山戏”的“红盖头”

这次的武都区隆兴乡苜蓿村之行，让我终于揭开了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高山戏”的红盖头一睹她俊俏的芳容。丁酉年元宵节前一天，我们风尘仆仆抵达蜗居于海拔1850米之上的大山怀抱里的村庄。险峻耸峙的山峰，蜿蜒蛇行的村道，古朴沧桑的石板房，尤其是慕名来观赏的“高山戏”，使我有不虚此行的铭刻记忆。
及至深入村庄的纵深，才知苜蓿村并非广种“苜蓿”，原名五池村，或许是方言转音所致。当日中午，村民排演的地摊社火表演，在村中唯一宽阔的碾麦场上拉开帷幕。鼓声咚咚，铜锣当当，镲钹呛呛，一挂鞭炮劈啪炸响，“高山戏”演出的队伍在旗头的带领下进入场地，认真而耐心地“转场子”，向东、西、南、北打“四门”，在每个方位上又走“四方”，持续着“万不断、盘场子、穿城过海、里落城、外落城、五音四哨”，以及走“福、禄、寿、喜”等“字”，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场面热闹而喜庆，大抵是每个演员内心都充盈着虔诚的心绪吧。
苜蓿村的“高山戏”演出阵容，估计在周边村社规模最小，旗头、灯头、大身子、童儿、掌灯、花盆、旦、丑、竹马、狮子、船和队末的唱“把式”，总共46人。“旗头”分别打“白、黄、绿、红”旗，旗边配以简单的花边和纹饰，旗面依次书写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等词，四旗又对应“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还与“五行”、“五方”密切关联。“高灯”上书“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祥话，随后的“灯笼”也形状美观，色彩丰富。“五大身子”身着特征鲜明的服装，帽子各不相同，手持“刀、剑、枪、戈、鞭”等兵器，据说扮演三国时期的武将关公、周仓、刘备、张飞和吕布。掌灯的是村庄里帅气的小伙，耍花盆的是村里最俊俏的姑娘。也许是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旦”由男青年扮演。耍竹马的是两个孩童，赶马的“丑角”手持鞭子，不仅代表着“老汉”，还反穿着皮袄，拿着长杆烟锅，摇着拨浪鼓，他和“五大身子”都戴着自制的“面具”。村人对具有“神性”的“五大身子”的崇敬，也体现在演出结束后对“面具”的点蜡、上香的供奉上。这和元宵节的早上，在燕子山供奉着“通齐菩萨”的庙前进行还愿式的演出，诸如“拉马”、“开财”和“上香”的情景，同样反映了当地群众对神灵的敬畏和心理崇拜的强烈和执着，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更深层次的表明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美好憧憬。还有，演出时舞台前的“讲话桌子”上，蜡烛和香火有专人看管，从不允许出什么差错，听说是邀请神灵来此观看演出，为的是祈求得到“神灵”对全村人的护佑。后来，我还从对“高山戏”懂行的老人口中得知，“五大身子”扮演者的传承，由家族内部“父—子”式继承，唱词也口口相传，传男不传女，外人无法确知具体内容。村里处于慎重的考虑，筹备阶段对“旗头、灯头、大身子、高灯、掌灯、花盆、童儿”等扮演者，进行了红榜公示。从这些方面去判断，其根源大抵源于当地发展滞后，人们观念的陈旧，因而，部分“高山戏”的表演具有浓郁的宗教意味和地域特色。
其他的表演程式，我确认和家乡的社火大同小异，只是服装、道具、“演故事”的细节，有一定的差别罢了。掌灯、花盆，在社火中称“耍拉花”。“掌灯”的均为男性，他们的灯要气派些，中间的灯仓点着蜡烛，上端装饰着四朵花，下部配着彩色灯穗，步履健劲，笑意盈盈；“花盆”清一色的俊俏姑娘，左手掌“花盆”，右手舞动丝巾，姿态婀娜，眉梢藏笑。
“盘场子”之后，演出越来越精彩。“叫场子”时，旗头分别摇旗喊话，说着祈福和吉庆的话，每一个程式过后，旗头、武将、灯头们围成一圈，武将依次出场，挥动兵器，齐喊拖着长音的“ao”，并在原地转圈一次，大概是起到表明身份的作用。“打狮子”时，领狮者身着黄绸衫，挥舞着手中的鞭杆。“竹马子”的表演，和社火的差别较大，一个“老汉”在前面“拉马”，一人在后面“赶马”，两匹纸糊的“竹马”在尽情撒欢，老汉们的唱词也很欢快。“童儿”上场后，边跑边舞。之后，周仓和“老汉”比棍。陪同我们的村主任付世高也说不清其中的历史渊源，倒是“五大身子”和三国时期的武将“关公、周仓、刘备、张飞、吕布”的出现，能让人很轻易联系到《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精彩，以及其中蕴含的结义和情分。激战的环节，当然和影视剧中的场面难以比肩，不过真正的内因还是人们对财神关羽的崇拜，以及对“桃园结义”发自肺腑的钦佩。表演时，每个“大身子”分别亮相，自报家门；交战的环节，挥动兵器，步履铿锵，呼喊着口号，并伴随着“二踢脚”，也是在显示威武和武艺超群吧。
“掌灯”的表演，先走“八卦阵”，后走“云朵子”，或跳“云朵舞”，并不断变换队形，唱词的调子为“米苗青”调。“划船”，也是一项延续了多年的演出程式，船主、划船人、船姑娘各2人，船中是身份高贵的“皇家姑娘”，要摆渡到黄河对岸，可以不给船钱、不给饭钱的。“船”由六个老人耗时半月做成，为“如意船头、万卷书尾”，象征意味很浓，暨是对生活的祝福，也是对后辈勤奋读书的警示。唱词不仅有淳朴民俗风情的体现，还溶渗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元素，由此可见，苜蓿村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民间艺术精髓的同时，更加注重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随着历史嬗变的步伐进行着民间艺术的再创造。尽管村里的房舍还涂染着沧桑的色泽，但也有零星的二层小洋楼点缀其间，更有十来辆小轿车显示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那条刚刚交付使用的水泥公路，也打通了和外界的便捷通道。加上村人的勤劳，一定会在短期里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的理由是，村人深入骨髓的创新精神和永不退缩的心劲，可以引领他们早日实现生活的小康和富庶。对于创新，还体现在当晚在舞台上演过歌伴舞、诗朗诵等节目后，由村里的“笔杆子”魏战德创作的剧本并自导、自演的剧目《家和万事兴》，把传统“高山戏”中的曲调恰当地渗透和安排其中，让古老的民间艺术猝然散射出崭新的光芒。当然，另一个没有搬上舞台的剧目《孤儿状元》，使我对这位隐藏在大山深处的“秀才”心生佩服。据我了解，“高山戏”的曲调众多，特征各异，融进了秦腔和眉户的曲调，但又有较大的区别。何有进大叔在扮演的是“大身子”刘备，他是对曲调懂行的一位“高山戏”传承人，他看到我们采访时充满期待的眼神，也明察我们对传统曲调渴望了解的迫切心情，在卸了戏装，洗去脸上的油彩之后，毫不保留地打开话匣子，把“老刚调、新刚调、花音刚调、采花调、小放牛调、紧速调、漫泣调、小白菜调、推磨调、十二大将调、送亲调、三见礼调、竹马调、掌灯调、洋燕麦青调”等和盘托出，但遗憾的是，由于条件的制约，苜蓿村“高山戏”舞台演出的器乐，凭靠的仅是一面鼓和两把锈迹斑驳的二胡，这也让我的担忧油然跳上心头。
其实，我很想对苜蓿村的“高山戏”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寻，可是在采访村人心中德高望重的几位老人时，他们记忆里留存的更多的是对“高山戏”的一知半解。如果从“五大身子”的“三国人物”这一源头判断，其发轫始端最早也远不过“三国”，如果从他们对“通齐菩萨”的崇拜上来判断，这位前身为岳飞的师傅的“神灵”，那么“高山戏”的源头也越不过宋代这道历史的山峰。但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这么久远的发展历程，但毕竟是一门传统的民间艺术。打心眼里说，我想知晓得更多，以便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抢救，让这门剧种濒临消失的节奏放得更缓慢些。可是，村里的状况反让我的忧患情绪迭起。那些老人，对唱词的外传设置了重重心理防线，很担心自己的心血会被他人轻易掠走。尤其是“旗头”的祭祀性唱词，因为不对外人相传而只能放弃获取的心念。更令我担心的是，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到新疆、深圳等地打工，扮演者的阵容正在连年消减，这不是我的“空悲切”，苜蓿村1997年后间断20年没有组织过演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尽管今年再一次重振旗鼓，终于续接上了“高山戏”演出的前缘，但其中所费的周折仍让村人每次提及，都有辛酸和苦涩的感触在心头涤荡而起。
这个元宵佳节，我是在冰雪残迹尚存的苜蓿村度过的，这让我深感难忘。如果忽略掉寒冷的袭击，就是“高山戏”的红盖头被揭开之后，我已经深深被她捕获和陶醉，我也很期盼能再有机会和她亲密接触，从而真正认识她、了解她、读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