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上小学

沟上庄曾有一所小学，虽然只有两个年级，但总是一所学校。我不知道生于何时，却亲眼目睹它寿终正寝。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过后，随着土墙的裂缝越来越大，仅有的两名教师带着全体学生集中到村部完小，宣告了它的使命终结。

学校位于沟上庄南北向的腰部，东边是人家，西邻一条弯曲的土路、沟渠和大片的田野。对它最初的印象起于1983年秋天，我扛着坐床——过去农村一种面积较为宽大的四方形坐具，拎着小凳子，走进校园的时候。确切地说，也不能称之为校园。学校没拉院子，一溜七间茅草房，前面是四五百平方米的打谷场，晒满了临近农家新掰的玉米棒子；西头六间分别是一、二年级教室，东头一间作为教师办公室。厚厚的夯土墙生了几道裂痕，蜿蜒如蛇，让人担心它会在某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忽然坍塌。北墙上，每个房间镶嵌着一个木窗，部分窗格已经坏掉，秋风鼓荡而入，破碎的塑料布呼啦啦响着；冬天的雪花飘起之前，我们就在窗格外面拴上一排编织起来的麦秸，从水塘里挖了泥糊上，即便寒风如何猛烈，也不会吹进来了。西面山墙的中间镶嵌着水泥黑板，黑板的左下角已经缺失一块，不知道多久了，也不明白为何没有补上。直到学校不再招收学生的时候，我曾满怀不舍地去转了一圈，黑板依然维持着当年残缺的样子。

一年级第一排立着石板桌，也就是在土坯墩子上横放着光滑平整的水泥板，可以趴在上面写字。我曾非常羡慕那几个学生，可以不要从家里搬着桌凳来上课。渐渐晓得，他们多是上一年的留级生，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又是老大哥，占着这点便利也是顺理成章的小事。后面的课桌则是五花八门，坐床算是多数派，其他的有靠背椅，有方凳，也有小条凳……高低不一，宽窄各异。甚至有的课桌表面凹凸不平，写字的时候须要在本子下垫一册书；课外书是没有的，只好上语文的时候垫着数学书，轮到数学课就拉语文课本作垫背。

学校只有两名老师，都是本庄的耿姓人家；开设两门半课——语文、数学和半门音乐。一年级语文老师兼教二年级数学，偶尔带大家唱唱歌，我记得两年间学过三首歌——《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后一首非常贴近乡村生活，在广为传唱的同时也被我们改装成多个版本，记得其一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听着脚步噼里啪啦响……”二年级语文老师自然就带一年级的数学课。没有体育老师，但是农村孩子玩耍的本事与生俱来，而且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斗膝、跳绳、丢豆包、踢毽子、拍烟纸、摔钢炮、转螺子、打瓦片、滚铁环、弹琉子、抓石子……现在能够记起的还不下十几种。有时候，甚至会两个人背倚着墙抗架，看似互不相让，使出吃奶的劲去挤对方，其实这只是表象——一方可能会在对方全力以赴的当儿冷不丁迅速抽身，对方若立脚不稳必然仆倒在地；这时候，你能分清谁是胜者呢？

学习似乎也是需要天赋的，我从小到大在课业上都没怎么费力。1983年入学的时候，我已经快到八岁了，在度过最初的懵懂期后，突然间就开了窍，心里照进万丈阳光无比亮堂，听什么都入脑，很难再忘掉。期中测试的时候，平日不显山露水的我脱颖而出，让老师刮目相看。没想到的是，这一“看”却开始了我十几年班干部的生涯。原来班长是留级生担任的，这小子太闹腾，一天自习课上带头犯科，被老师抓了个现行直接免掉。做学生，最让人服气的就是成绩。况且，我性格谦冲、与人无争，大家也乐得接受。此后，我不仅对自己要求愈严，而且会领着大家一道晨诵、习字。有一段时间，老师家中有事，便抽空单独教我，翌日我再力求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大家，有点过去首席弟子代师授业的意思。某日，我去教师办公室交全班同学的作业，进门前听到两位老师谈话：“这届学生里，我看也就紫筠可以成材。”

时间仿佛孩子的脚步，两年一溜烟似地就跑远了。1985年秋天，我到村部完小读三年级，教室是窗明几净的红砖瓦房。每天上学放学途经沟上小学，我都要驻足观望一会，眼见着校舍暑假里新苫了麦穰，某日换了明亮的玻璃窗，新学期添置了课桌椅……后来伴着乡村学校合并潮起，大家呼啦啦都走了，只留下鸟雀在屋前屋后飞来绕去、叽叽喳喳。再后来茅草教室被扒掉，盖起了砖瓦房，成了寻常百姓人家。

许多年过去，每到寒风起时，我都会想起沟上小学透风的窗户、毁掉一角的黑板和形态各异的课桌……它们已经永远不在了，当年一起玩耍的同学也不知流落何处，而我也并未如老师所愿，选择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读下来，而是在初中后就上了中专。于今，我已年将四旬，在一个机关百无聊赖地混日子，华发早生，事无所成，哪里有一丝半点成材的光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