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客•稀客•贵客

　　我是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农村人，回忆起童年，只有两种记忆，一种是累，一种是苦。
　　春天来了，昆虫飞舞，捉老麻虫喂鸡是孩子的常活。每天下午放学后，父母塞给一个瓶子，就把我们这些孩子轰到田野去捉老麻虫。老麻虫傍晚时分从土里钻出来，飞上树枝，栉次鳞比，就像树上冒出的榆钱，排成一串。我们就像捋榆钱一样，一捋一把，攥在手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灌入瓶子里，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这样的喜悦却是凤毛麟角，因为老麻虫是飞行昆虫，多数时候则是手刚刚抓住树枝，它们就不约而同地飞向天空，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就常常在月亮挂在东天、炊烟弥漫村庄时，才怏怏不乐地回家。有时也会受到父母的斥责，因为鸡喂不饱，就不会准时下蛋；鸡蛋攒不够，那我们的书费就成了问题。
　　夏天到了，野草遍地，割草喂猪、拔菜养羊、捕鱼喂鸭成了孩子的常活。每天早晨，天还未亮，我们就会在睡梦里被唤醒，怀着一肚子恐惧走向田野。田野是那样的苍茫，天空是黑暗，更何况还有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的坟堆，心里不由得就会冒出可怕的念头。听伙伴们说，当害怕的时候唱支歌就不害怕了。我如法炮制，却仍然害怕。尤其是被惊醒的野兔突然窜出来，飞奔而去，就会吓出一身冷汗。也有心情镇静的时候，那就是月亮还没有落下，把整个大地照得亮堂堂的，四周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因此每逢之时就想，如果每天早晨都有月光多好，又为梦想不能实现而痛苦。
　　秋天，草木干枯，霜降叶落，砍柴、扫树叶是孩子的常活。秋风一来，树叶铺天盖地地洒落，的确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势。身穿单衣的我在秋风的威逼下瑟瑟颤抖，然而一想到一日三餐的燃料，就鼓足了劲头，耙子一动起来，身子也就温暖起来了。砍柴是在无风的天气里，田野里那些不被猪羊欢迎的杂草，是带刺的苍籽棵和蒺藜秧，夏天不会被人割掉，因此就长得特别大，特别长；到了秋天就成了灶下的柴草，成了我们孩子争抢的好东西。有时虽然扎破了手也不会惧怕，毕竟五六棵就能做一顿饭。
　　冬天，冻风凛冽，扫碱土是孩子的常活。庄稼收完了，柴草砍尽，田野里一片空旷。寒风就无所阻挡地扫荡，因此也就特别寒冷。我无可逃避地来到田野，找到那些荒地，哪里白得耀眼，哪里就是我们的劳动场所。一手拿笤帚，一手拿簸箕，将碱土堆成堆，再撮进口袋。碱土里有一种东西叫硝，把碱土熬过，会分离出来。这东西熟皮用，可以卖钱。尽管冻得手发麻，脚发疼，也没有罢工的想法。因为碱土里有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啊！
　　劳动出力还不算是最苦的，最苦的是人们的饭食。红薯面窝头是常客，一日三餐常拜访。那个年代生产技术落后，劳动方式又抹杀了人们的积极性。俗语有言，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远远望去，田地里草高苗稀，坡沟壕沿杂草丛，农业收入少的寥寥无几。人们不肯出力，却异想天开地想高产。据说红薯是高产作物，一亩地可以收五六千斤，因此全国各地大面积的种植。红薯就成了人们的主食。红薯属于瓜果类，鲜红薯吃不多长时间，储存不好，就会烂掉，于是人们又把它切瓜分片晒成干。红薯干就成了人们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食物，煮着吃干，磨碎吃面。食品样式也不少，红薯面窝头、红薯粉条、红薯面饼、红薯煎饼、红薯面条……但毕竟都是红薯。第一顿吃味道甜，第二顿吃胃反酸，第三顿吃难下咽，更何况是顿顿吃。这样的饭食令人发怵，每顿吃饭都是硬着头皮，屏住呼吸，粗粗地嚼，伸长脖子瞪着眼吞咽。
　　劳动成果没成为人们的美食，大自然却给了人们无私的馈赠。野生的枸杞果、茅草蒂、茅草根、酸菜果却成了我们孩子的美味。夏天，沟渠边茅草绿油油一片，顶端生长出芽孢。我们这群孩子成群结队来了，一边拔草，一边采摘着茅草蒂。摘够一把，坐在一起，咀嚼着。茅草蒂柔软香甜，比吃红薯味道要好的多。有时也用铲挖茅草根，吃起来脆脆的，甜甜的。枸杞果是生长在坟墓边，一个人不敢去摘，人多的时候，就成了争抢的美味，也常常因此被扎破了手，但吃枸杞果感觉很美，将红红圆圆的枸杞果放在嘴边，用手一捏，嗞的一声，枸杞汁就喷在嘴里，顿时一股酸甜的味道灌满口腔。还有一种草，叫酸菜，叶子绿绿的，吃起来牙酸得好一阵没感觉，但果实是又好看好吃，形状是又长又圆，像一支支纺锤，嚼起来味道甘甜，还有一缕清香。
　　玉米面饼子是稀客，偶尔也会出现在餐桌。因为玉米产量低，种植面积也是很小的。每隔半月，就有一次机会吃到它。它驳杂地散落在红薯面窝头里，十分稀少，黄灿灿的，十分显眼。开饭了，我盯着它，总想伸手抓起来，吃个尽兴，然而那是不可能的。每逢这个时候，我总是拼命地吞咽红薯面窝头，然后打饱嗝，父亲也会笑着掰下一块玉米面饼子，递给我，说道：“打打尖！”那块玉米面饼子实在太小了，也就是整个饼子的五分之一。我接过来，仔细地咀嚼着，不肯一口把它吃光，好像嚼的时间越长，味道越多。
　　小麦面馒头是贵客，逢年过节才能有幸吃到。一家人劳动一年，也只能分到一口袋小麦，吃起来格外地计较。只有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才能吃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吃得肚子圆圆的，一顿好像要吃出一天的。每次打起饱嗝，也舍不得那香气飘得太远，总在嘴里憋上一阵，让它变了味道，才呼出口外。这种美好的感觉久久难忘，于是天天掰着指头盼过年。
　　记得有一年，参军的表哥回家探亲。我看着他神采奕奕地样子，就偷偷问母亲：“娘，当兵都吃是嘛饭？”母亲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馍馍蛋子，猪肉片子！”我羡慕地看了一眼表哥，心里产生了一种愿望——长大后，我也要当兵。馍馍蛋子不多见，猪肉片子更是难以尝到。自己家也养羊喂猪，但从来不杀猪宰羊，而是卖掉，用钱籴统销粮。鸡蛋鸭蛋只有感冒了，干咳的厉害，父母才会用棉油炒个鸡蛋止咳。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待遇，于是就盼着多感冒几次，能享受吃鸡蛋乐趣。尽管冬天穿着薄衣，说也奇怪，却也没有感冒的机遇。除此之外，卖鸡蛋的钱就都做了我的学费。扫碱土卖的钱是一家人穿衣服的费用，一年一身新衣服，需要替换，就穿旧衣服；要么换季时，把棉袄的套子揭下来，当单衣穿。这样的工作经常在夜晚做，我们钻进被窝，母亲在油灯下开始了拆衣、揭棉絮、再把外皮缝制好。第二天就穿上了单衣。如果不小心挂破了衣服，就会受到父母的埋怨。
　　劳动艰苦，饭食艰苦，但那时的我们也会苦中作乐。一块胶泥在我们手里一过就成了泥哨；一根柳枝在我们手里一拧就成了柳哨；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就成了口哨；一支麻花用嘴一吸就发出乐音……正值酷暑天气，割草拔菜热了，我们也会在蓖麻棵下纳凉；捕鱼累了，我们也会玩抽水。这种游戏非常有趣，用泥巴围成一个小池，在靠水的一边安上蓖麻杆，用两只手往小池里撩水，看水从蓖麻杆里流出，再流向河里。阴天下雨成了最享受的时刻。大人不用下田劳动，就在家睡觉；小孩就可以聚在一起玩耍。玩的花样也很多：摔四角，抽木游，撇筹，驱瓦，弹玻璃球，捉迷藏，摸迷糊，敲制钱……
　　我上初中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那年春节后，父亲去县里开了三天会，带回一个消息，要分地。母亲担忧起来，疑惑地问道：“分了地，没牛没犁，咋种地？”父亲说：“队长说可以贷款，买牛买犁，秋后连本带息一起还。”母亲没有吱声，但她的忧虑挂在脸上。
　　牛买来了，犁买来了。父亲带着一家人整天泡在地里。春天来了，父亲种二亩棉花，一家人间苗、锄草、浇水、耘地。一个月后，远望田野，棉苗整整齐齐的，蓬蓬勃勃的，杂草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全成了棉苗的领地。夏天来了，父亲又种了三亩玉米，又种了一亩红薯。还种了半亩谷子，半亩红薯。
　　秋天到了，我们家收了一院子玉米。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金山；收了一院子棉花，站在屋门一望，就像一座座银山；还收了一堆红薯，一堆谷子。整个院落到处耸立着小丘，俨然成了一个群山连绵的世界。棉柴垛、谷草垛一字排开，昂首挺立；玉米秸被扔上房顶，也堆成了垛；红薯秧被搭在墙上，把院墙都盖严了。算起来，我们一家六口一年的收入比整个生产队还多。父亲又请人抹了十几个水泥缸，把玉米、谷子储存起来。还剩三只缸，我不解地问：“爹，怎么还闲着几个？”父亲笑着说：“傻孩子，明年收了麦子往哪里放？”父亲又挖了地窖，让红薯转入地下。又把棉花送到棉站，我们家见到了那些年罕见的人民币。父亲一边边数着，脸上笑开了花。那年秋天，我们玉米面饼子就成了饭桌上的常客，红薯退居二线，成了配角。玉米秸、谷草、红薯秧就成了猪牛羊的食料，结束了人畜争食的时代，再也不用拔菜割草了；棉柴成了烧火做饭的燃料，扫树叶的劳动也就成为了历史。有了这样的收入，我的学费、书费、一家人的油盐酱醋、穿衣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这年秋分，父亲又种了一地小麦。第二年夏天，我家又收了五缸麦子。于是白面馒头成了饭桌上常客，玉米面饼子又成了稀客。连续几年的丰收，我家有了余粮，红薯再也无缘光顾饭桌了。
　　有一年，父亲突然说：“我们再蒸点红薯面窝头吃！”一家人都反对，父亲没有说话，这事就搁下了。事隔一个月，父亲又提起此事。这年我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渐渐懂得父亲心思，他有恋旧情怀。于是我就谎称我也想吃红薯面窝头，央劝母亲再蒸一次，母亲答应了。
　　销声匿迹数年的红薯面窝头又来到我家饭桌，它成了我家的贵客。
　　父亲吃得很慢，好像不是在咀嚼食物，而是在咀嚼一种味道，一种生活，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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