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位同学之三
2021-12-26叙事散文百味人生
我有这样一位同学之三亮是幸运的,在文革讲成份论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读上高中的确是运气。我和亮是同学,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我们还坐在一张桌子上,因为那时候练书要自己从家中带桌凳,桌凳高低不一,宽窄不一,教室里显得很杂乱,学生上下课进出教室都……
我有这样一位同学之三
亮是幸运的,在文革讲成份论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读上高中的确是运气。
我和亮是同学,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我们还坐在一张桌子上,因为那时候练书要自己从家中带桌凳,桌凳高低不一,宽窄不一,教室里显得很杂乱,学生上下课进出教室都在桌凳间穿行,有时不免要被桌子板凳碰着,经常有同学被碰破皮肉。亮在班了个子不大,年龄算是大的,但他很聪明,老师讲得东西他马上就能懂。
那年代,读书也讲成份的。地、富、反、坏的子女是绝对读不上高中的。虽然那时读书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上课极不正常,因为文革中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老师参加运动了学生只好放假回家。就是后来河南马振扶事件及学校开展的学朝农运动,只见学生扛大锹,不见学生背书包,农村里一些有点眼光的家长,还是让孩子进学校去读书。何况,亮的家庭在当地人说来是书香门第,他的上辈在乡下算得上是有学识有文化的一代了。亮初中毕业那年,学校把上高中的权利让给大队,让大队推荐,叫什么贫下中农参与管理学校,大队在推荐时按照标准,凡是地富反坏的子女统统的被排除在外,他们没有资格去读书。就这样,亮没有被推荐读高中。我因为家庭出生好,顺利地走进了高中课堂。
亮的家就在学校的旁边,离学校只有百十米的距离,学校开学了,亮看到我们高高兴兴地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眼巴巴地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不知道什么原因,亮在我们开学一个多月后也搬着桌凳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课了。我好奇地看着亮,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扭过头看坐在后排的亮,亮是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头略略地偏向一边,躲过大家射来的目光。后来我得知,亮跑到校长家哭得好伤心,校长被亮哭动了心,主动地找到大队书记,为亮说情,说亮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让他读书吧。大队书记也就做了顺手人情。
后来,高中快毕业的一天,我们和亮在学校的后山上吹牛神侃,说到过去,亮显得很动情地说,我能读上高中,亏得王校长帮忙,不是他这个书我是读不成的。现在看来,这两年在学校混了时光,可这个情我一生都是不能忘记的。我们还开玩笑地说,你有贵人相助呀,将来必有大福。我们家庭出生不好,生不逢时呀。亮还告诉我们,家里太穷,王校长的人情真的没法去感谢,只有每年菜园里的菜长好了,送一些去。这些人情世故那个年代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懂。当时听来感到特新鲜,好象自己一下子增长了好多见识。也难怪,亮比我大两三岁。
七七年恢复高考,亮和我一样兴冲冲地到公社教育干事处报名参加考试。清楚地记得亮和我们一大群参加高考的青年一样,报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去碰碰运气。考试不是凭运气,要有真本事才行。心里埋怨学校,埋怨王校长,不是王校长跟形势太紧,整天让我们扛大锹,让我们在学校里多学点知识,现在有机会参加考试,说不定能考个好学校呢。亮和我的家门哥哥私交好,他们俩在一起嘀咕,我在一旁听得真切,看来我们想考大学的希望是没有了,只能考中专吧,只要能考上,再孬的学校都行。那时是报考时就填志愿,他们俩都填报了没有人愿意报考的林业、农业、煤炭学校什么的。反正几个志愿在当时来说是最差的学校。还真应验了他的话,由于在学校没有学到东西,离录取分数线整整差了一大截距离。此后,亮在王校长的帮助下到局办企业当了工人,也就没有心思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了。
亮是一个很要强的人,高考的路走不通,就走自学的路来圆自己读大学的梦。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他,他总是主动地炫耀说,他拿到了大学文凭了,我也很羡慕地问,什么大学,他把装在身上的毕业证书拿出来让我看,北京自修大学,还强调一句,这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我笑笑说,我这个中专生和你比差一大截呀。那时他还在局办企业里上班。
后来,有一段时间看到他在家闲着,就问他,咋不上班。他气恨地说,被王校长开除了。王校长从学校调到局里主抓企业,亮是王校长帮忙安排到企业去上班的。可能是教育部门办企业属不务正业吧,把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亮是农民工身份也就自然回家了。从一个大学生工人,跌落为一个农民,亮心里失衡,他认为是王校长和他过不去,开除了他,他找教育局理论,告王校长,要教育局恢复他工人身份。教育局给他定论,王校长没有错,你是农民工,是临时的,企业不办了你自然就回家。凭着他的大学文凭,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的告状信,发给县里,发给省里,他告王校长,告教育局,他写的告状信我都看过,也劝说过他,可他就是不听,一根筋,钻进了死胡同。见告状信没有反应,他跑省跑市去告状。听说没有钱,他就住在街头,饿了到饭店去吃人家的剩饭剩菜,有时被饭店的老板连推带搡地撵出门外。教育局也可怜他,考虑到他有大学文凭,给他安排临时代课老师,他见教育局作出了让步,得寸进尺,非要当民办老师,因为民办老师比临时代课老师待遇高。教育局认为民办老师的条件他不够。就这样最后亮连临时代课老师也没有当上,什么也不给他了。
一晃数年下来,亮的人生的最辉煌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眼看着快三十的人了,父母先后离世,哥哥们成家另立门户,自顾自了,亮还是孤身一人。有一次,和亮的三哥在车上相遇,说起亮,他三哥很是为他惋惜,说他人很聪明,就是好钻牛角尖,凭他的智商,在现在的社会上怎么也混一碗饭吃。搞得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问亮现在在哪?他三哥说,听说在外县的一个镇上以拾破烂为生。自从告状不赢后,无颜回家,就再也没有音信。
其实,亮的消息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因为我后来教师改行到乡里工作。虽然他人在外边,可还经常跑到省里上访,省里经常把亮去省的信息反馈回乡的。因为他人不在家,也就没有向他所在的村反馈。村里及他的家里人对他的情况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我是一直关注着亮的。想从同学的角度去帮他一把,可亮没愿意接受,他可能感觉我们之间悬殊太大,接受我的赏赐是羞辱。在他最最难过的时候,他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我把我的鞋子、衣服通过他的亲戚送给他,让他能够解决基本的生存条件。亮虽然穷困潦倒,但其良心未泯,有一次,我出差在外,看到南京的一家晚报上登了一篇拾破烂的捡到伍仟元钱交还失主的事迹,那名字竟是亮,我深深地敬佩亮贫困不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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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是幸运的,在文革讲成份论的那个年代,他能够读上高中的确是运气。
我和亮是同学,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我们还坐在一张桌子上,因为那时候练书要自己从家中带桌凳,桌凳高低不一,宽窄不一,教室里显得很杂乱,学生上下课进出教室都在桌凳间穿行,有时不免要被桌子板凳碰着,经常有同学被碰破皮肉。亮在班了个子不大,年龄算是大的,但他很聪明,老师讲得东西他马上就能懂。
那年代,读书也讲成份的。地、富、反、坏的子女是绝对读不上高中的。虽然那时读书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上课极不正常,因为文革中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老师参加运动了学生只好放假回家。就是后来河南马振扶事件及学校开展的学朝农运动,只见学生扛大锹,不见学生背书包,农村里一些有点眼光的家长,还是让孩子进学校去读书。何况,亮的家庭在当地人说来是书香门第,他的上辈在乡下算得上是有学识有文化的一代了。亮初中毕业那年,学校把上高中的权利让给大队,让大队推荐,叫什么贫下中农参与管理学校,大队在推荐时按照标准,凡是地富反坏的子女统统的被排除在外,他们没有资格去读书。就这样,亮没有被推荐读高中。我因为家庭出生好,顺利地走进了高中课堂。
亮的家就在学校的旁边,离学校只有百十米的距离,学校开学了,亮看到我们高高兴兴地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眼巴巴地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不知道什么原因,亮在我们开学一个多月后也搬着桌凳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课了。我好奇地看着亮,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扭过头看坐在后排的亮,亮是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头略略地偏向一边,躲过大家射来的目光。后来我得知,亮跑到校长家哭得好伤心,校长被亮哭动了心,主动地找到大队书记,为亮说情,说亮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让他读书吧。大队书记也就做了顺手人情。
后来,高中快毕业的一天,我们和亮在学校的后山上吹牛神侃,说到过去,亮显得很动情地说,我能读上高中,亏得王校长帮忙,不是他这个书我是读不成的。现在看来,这两年在学校混了时光,可这个情我一生都是不能忘记的。我们还开玩笑地说,你有贵人相助呀,将来必有大福。我们家庭出生不好,生不逢时呀。亮还告诉我们,家里太穷,王校长的人情真的没法去感谢,只有每年菜园里的菜长好了,送一些去。这些人情世故那个年代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懂。当时听来感到特新鲜,好象自己一下子增长了好多见识。也难怪,亮比我大两三岁。
七七年恢复高考,亮和我一样兴冲冲地到公社教育干事处报名参加考试。清楚地记得亮和我们一大群参加高考的青年一样,报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去碰碰运气。考试不是凭运气,要有真本事才行。心里埋怨学校,埋怨王校长,不是王校长跟形势太紧,整天让我们扛大锹,让我们在学校里多学点知识,现在有机会参加考试,说不定能考个好学校呢。亮和我的家门哥哥私交好,他们俩在一起嘀咕,我在一旁听得真切,看来我们想考大学的希望是没有了,只能考中专吧,只要能考上,再孬的学校都行。那时是报考时就填志愿,他们俩都填报了没有人愿意报考的林业、农业、煤炭学校什么的。反正几个志愿在当时来说是最差的学校。还真应验了他的话,由于在学校没有学到东西,离录取分数线整整差了一大截距离。此后,亮在王校长的帮助下到局办企业当了工人,也就没有心思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了。
亮是一个很要强的人,高考的路走不通,就走自学的路来圆自己读大学的梦。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他,他总是主动地炫耀说,他拿到了大学文凭了,我也很羡慕地问,什么大学,他把装在身上的毕业证书拿出来让我看,北京自修大学,还强调一句,这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我笑笑说,我这个中专生和你比差一大截呀。那时他还在局办企业里上班。
后来,有一段时间看到他在家闲着,就问他,咋不上班。他气恨地说,被王校长开除了。王校长从学校调到局里主抓企业,亮是王校长帮忙安排到企业去上班的。可能是教育部门办企业属不务正业吧,把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亮是农民工身份也就自然回家了。从一个大学生工人,跌落为一个农民,亮心里失衡,他认为是王校长和他过不去,开除了他,他找教育局理论,告王校长,要教育局恢复他工人身份。教育局给他定论,王校长没有错,你是农民工,是临时的,企业不办了你自然就回家。凭着他的大学文凭,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的告状信,发给县里,发给省里,他告王校长,告教育局,他写的告状信我都看过,也劝说过他,可他就是不听,一根筋,钻进了死胡同。见告状信没有反应,他跑省跑市去告状。听说没有钱,他就住在街头,饿了到饭店去吃人家的剩饭剩菜,有时被饭店的老板连推带搡地撵出门外。教育局也可怜他,考虑到他有大学文凭,给他安排临时代课老师,他见教育局作出了让步,得寸进尺,非要当民办老师,因为民办老师比临时代课老师待遇高。教育局认为民办老师的条件他不够。就这样最后亮连临时代课老师也没有当上,什么也不给他了。
一晃数年下来,亮的人生的最辉煌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眼看着快三十的人了,父母先后离世,哥哥们成家另立门户,自顾自了,亮还是孤身一人。有一次,和亮的三哥在车上相遇,说起亮,他三哥很是为他惋惜,说他人很聪明,就是好钻牛角尖,凭他的智商,在现在的社会上怎么也混一碗饭吃。搞得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问亮现在在哪?他三哥说,听说在外县的一个镇上以拾破烂为生。自从告状不赢后,无颜回家,就再也没有音信。
其实,亮的消息我还是了解一些的,因为我后来教师改行到乡里工作。虽然他人在外边,可还经常跑到省里上访,省里经常把亮去省的信息反馈回乡的。因为他人不在家,也就没有向他所在的村反馈。村里及他的家里人对他的情况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我是一直关注着亮的。想从同学的角度去帮他一把,可亮没愿意接受,他可能感觉我们之间悬殊太大,接受我的赏赐是羞辱。在他最最难过的时候,他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我把我的鞋子、衣服通过他的亲戚送给他,让他能够解决基本的生存条件。亮虽然穷困潦倒,但其良心未泯,有一次,我出差在外,看到南京的一家晚报上登了一篇拾破烂的捡到伍仟元钱交还失主的事迹,那名字竟是亮,我深深地敬佩亮贫困不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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