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疼痛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8:41 编辑 <br /><br />行走的疼痛


　　当母亲还没有学会做母亲的时候，大姐就让母亲做了母亲。所以大姐彻底改变了母亲的命运也彻底无法改变她自己了。


　　我懂事的时候，母亲已经不甘于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挣那八分工，她凭着自己的聪明和不很精湛的专业知识成了村上第一个女赤脚医生。每一天，母亲都在别人羡慕的目光里迎着朝阳上班，踏着夕阳归来，脸上的表情显得和那个小村人的表情格格不入，就连我们也近而远之。家里的大事小事自然就成了大姐的了。


　　大姐九岁的时候就可以把面条切得跟挂面一样的均匀了，村里人教育女孩子的时候都以大姐为榜样。十三岁的时候她已经是家里的一个重体力劳动者了，生活逼得她不得不过早地长大，因为那时候，大姐的身后又争先恐后地站着五个弟弟妹妹了。大姐干家务、种地、打场……她没有做不了的。


　　大姐抱我哥的时候，她才七岁，身上每天背着一岁的哥哥，如果背不动摔下去了，她顾不上孩子，想到的是自己要挨打，任凭哥在地上大哭，她是撒腿就跑。其实，她是不必跑的，母亲不在，自然没有人打她，干了坏事逃跑也许是孩子的一种本能吧。后来听到大姐说起的时候，她的声音里没有多少伤感，我心里暗暗难过，那时候大姐也还是个孩子啊。
　
　　我五六岁的时候，大姐已经出脱得亭亭玉立了。她不像二姐拿着烧烫的铁丝把刘海刻意弄成弯的。她没有，她从来都不刻意修饰自己。大姐长得漂亮，尤其是大姐的皮肤白得让人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个海拔很高的小山村，很多女孩子都是高原红，大姐却是不一样，很细腻的白。尽管是简陋的衣服也遮不住大姐逼人的青春，她的长辫子撩动着多少人的心，她的勤快和能干也是没有人能比的。每天早晨我们都是在大姐的呼唤声中起床的，因为我们起来的时候，大姐已经做完了很多家务。她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头都是一溜儿排开说笑着，其实早就醒了，就是赖着不起。因为家里穷，房子小，炉子就在离我们脑袋不远的地方。所以每天清晨大姐总是喊：“快蒙上头，我要下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可是故乡人就叫山药）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早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山药珍子饭。那时候的大姐，身上落着一成淡淡的面粉，看上去很柔和。我们在大姐的呼唤声中都蒙上了头，我们也知道该起床了，因为早饭马上就好了，因为在我们的童年中大姐就是我们的母亲。


　　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等土豆下到锅里之后，她就在门口用麦草放一堆火，把我们的衣服烤热，这时候，她拿着衣服冲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床，那种贴心贴肺的温暖一直蔓延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感觉冬天似乎也不那么寒冷。


　　当然，大姐从来没有想过上学，所以她一字不识。等我们都走进学校的时候，大姐已经完全撑起了那个家了，冬天星斗满天的时候，她就起床了，给我们做好饭之后她就上地送粪去了。当时村上还有许多公差，都是大姐去，比如说修渠、垒坝、修水库等。没有人把她当姑娘，她就如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一样，把那个家的一切都打理的光光鲜鲜。到了冬天，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在灯下做针线，我们的鞋子几乎都是她做的，她的针线活在我们村里也是很出名的，尤其是她纳的鞋底子，细密均匀的针脚让多人望尘莫及，那样均匀的针线像一排排大雁在飞舞。她纳鞋底子的时候，手触摸的地方用一块布包着，做出的鞋子干净得让人不忍心穿。


　　每天我们放学之后，大姐就在厨房里忙碌着，就那样清淡的日子她打理的井井有条。她什么饭菜都会做，就很一般的汤面条也做得有滋有味。我们那时候的饭量很大，尤其是夏天做茄辣子面条的时候，当她把茄子和辣子爆炒到锅里的时候，整个小院里都是一种清香，那种清香中还有淡淡的辣味弥漫，挑逗着我们的食欲。那时候我们的食欲是蓬蓬勃勃，等姐姐在柴火炉子上下了第一锅的时候，我们就蹲在那个墙角开始放肆地吃，那时候谁晓得吃相是否优雅，吃饱就是吃饭的终极目标。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满头大汗，白白的柔韧的面条，褐色的茄子，红红绿绿的辣椒，还有香菜和葱花俏皮地点缀着，我感觉那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了。
　
　　等我们都快吃完的时候，姐姐还在擀面，因为那时候的锅已经盛不下我们丰腴饱满的食欲了，一锅是不够的，几乎每顿饭最少是两锅。每个孩子都吃三四碗，姐姐到最后才吃，如果没有了，她自然就不吃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等吃完饭之后，她就开始给我们分配活，谁是挑水的，谁是喂猪的，谁是烧炕的，谁是饮牲口的，每一样活她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我们谁做的不好了，她会很不客气的，她的厉害也是出了名的，稍不留神，她的巴掌就会飞过了，所以我们兄妹没有人不害怕她。那时候感觉最厉害的人就是“地主”了，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她“地主”，这个绰号直到现在我们还叫着。我们也已经习惯了，那似乎是镌刻在她生命中的一个符号了，她承载了我们多少鲜活温暖的记忆，也承载着多少一去不复返的峥嵘岁月。就那样，我们那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任何时候都被她收拾的干干净净，那几个盛粮食的柜子，都被她擦得发亮。


　　大姐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可是在恋爱方面，大姐远远没有二姐开窍，她从不和那些一起干活的小伙子开玩笑，也没有人敢跟她开玩笑，所以平庸点的小伙子自然不敢打她的主意。


　　我十岁的时候，姐姐出嫁了。那一年，大姐二十岁。那一天，她嚎啕大哭了一路，在她的泪水中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她的哭声里都是对那个家庭的不放心，对我们的不舍。她嫁给了当小学教师的姐夫。那时候和她同龄的姑娘们，只有她嫁了个干部，所以让那些姑娘很是羡慕了一番。尽管姐姐嫁的地方是一个更为闭塞的小村庄。


　　后来，大姐走了，我们的日子也索然无味了，我们忙碌着上学，母亲依旧忙碌着她的工作，那个家里似乎少了许多生机。大姐做得事情自然就成了二姐的。可是每到周末，我们都喜欢到大姐家去，因为那时候，大姐的日子相对我们要好得多，所以我们步行十多里其实就是为了吃她做的饭。只要我们去了，大姐的快乐绽放的就如花儿一样，她总是脚下生风，就把那点仅有的面粉折腾的花样百出。


　　很快，大姐也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尽管当时她还很年轻，可是她已经在抱我们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做母亲的经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尽管每天的日子风里来，雨里去在土地上翻作，可是她依然很干净，孩子也很干净。每天劳作之后，不管多迟，她总要洗，如果那些落满尘土的衣服洗不了，她就无法入睡，所以大姐的干净是众所周知的。


　　后来，孩子稍大点之后，大姐的日子也开始捉襟见肘。当时县城开了一家毛纺厂，父亲让大姐去挣点钱补贴家用，可是大姐去一个多月就成了那个厂里最优秀的女工了。一是她特别能吃苦，因为当时是机件工资，她总是干得很晚才下班。二是她手头最利索，每天干得比别人多许多，一年之后，她就成了给围巾编织穗子的专门的人才了。那一年，是大姐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年，因为她的名字经常被领导在会上表扬，她才知道自己的名字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人叫出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尽管她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可是，一年之后，由于姐姐不在身边，孩子经常生病，无奈之下，姐姐就回去了。可是，走得时候，厂长说什么也不让走，最后达成协议，答应姐姐把活带到家里去做，也就是专门给机器织好的围巾用手工编织穗子，因为没有人能取代她。


　　从那时候开始，姐姐的生活就分为两部分了，白天忙孩子，忙土地，到了晚上孩子都睡下了，她就开始在灯下忙碌那些围巾，当时还没有电，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那些各色的柔软的围巾不知道带走了她的多少时光，每一条围巾上挣三毛钱。我们只是知道，每周星期一，姐夫都要骑自行车到四十多公里之外的县城去驮回很多的围巾，到星期天的时候，把完工的交付之后，再领新的任务。就那样，姐姐的生活因为她的勤劳就显得光鲜多了，手头也有了零花钱。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更是困难了，家里人口多，上学的孩子多，姐姐就偷偷地贴补着我们。


　　我上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姐姐上城的日子，那一天，她必定要把我和哥哥领到饭馆里吃饭，走地时候，还会给我们点零花钱。


　　就这样过了三年，姐姐的颈椎彻底出了问题，连续的尖锐的疼痛让她不得不和最喜欢的那份工作告别。


　　后来的日子千篇一律，姐姐的脚步就没有停下的时候，她依然像小时候使唤我们的那样使唤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到了她女儿上初中的时候，姐姐执意让孩子在城里上。姐姐说，她不想耽误了孩子，那个小山村里几乎没有孩子上完初中，她自己一字不识，她要让孩子一定上大学。她在城里租了房子，专门给孩子做饭，姐夫还在一个偏远的小村里教书。


　　姐姐的大孩子是女孩，从小就乖巧懂事，学习上就没有操过心，1999年高三毕业的时候考了甘肃省的第二名，自然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文科状元。她在那个小县城上了六年学，没有吃过一个雪糕。她懂事得让人心酸。那时候我已经在农村教书，工资低，有时候在信封里给她装上几十块钱，她一分都不乱花，全部交给了姐姐。


　　女儿到了大学之后，她把学费都贷了款，生活费就开始自理了。她每周都要打好几分工，偶尔我给寄点钱，她也是拒绝，说自己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了。甚至还给经常给家里寄钱。


　　那时候，姐姐的生活也不应该那样困难，姐夫的工资完全可以供男孩子上学。可是，让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男孩子只比女孩小两岁，在上高中的时候，开始了叛逆，那样的离经叛道我见的少。他聪明，可是从不把聪明用到学习上。要强的姐姐怎么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她开始出入网吧、酒吧、茶吧找，找到的时候她歇斯底里吼，泪雨纷飞哭诉，甚至大打出手，可是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那时候，她的家里经常有陌生人找上门了，当然都是儿子惹的事。不是他把人家的孩子打下了，就是他被人打伤了。姐姐就开始给人家赔情道歉。姐夫那点工资几乎全部花光，无奈之后姐姐就四处借钱。


　　高二的时候，他抽烟、喝酒、打群架，无所不为。学校里已经无法容纳那样的孩子了，那段时间，只要我们深夜里接到姐姐的电话，我的心就开始剧烈的跳动，姐姐的眼泪都快流干了，她就常常自责把孩子带到城里是最大的错，如果放在那个小山村他怎么能学坏。我也是个教育工作者，各种手段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我们深夜的时候，走过游戏厅，上过公安局，我走在街头那种绝望无以言表，更不要说是姐姐了。


　　我当上妈妈的那一年，他的叛逆让我们所有的亲人都无能为力了。有一天清晨接到姐姐的电话，说是家里准备还帐的一千元钱不见了，孩子也不见了，要我留心下是不是跑到我所在的城市。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工作，正好那天抱着小孩在城里给孩子打预防针，刚走出医院门口，爱人指着前面一帮年轻人说：“你看那个高个子，太像你姐姐的孩子。”


　　顺着他的指向，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把孩子递给爱人就向前冲，等我站他面前的时候，我已经出离愤怒了，他却一脸的笑容，说出来时给家里人都打招呼了，就和同学逛逛就回去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拉住他的衣服让他跟我回家，我怕他跑了。他说：“你别生气了，这么多人还以为我偷东西了。你和姨父等我，我和同学说几句话就跟你走，我正好想看下弟弟呢，我还没有见过他。”我信以为真，等我回头走了几步的时候，他撒腿就跑，我转头拼命就追，他个子高，我个子小，又是个产妇，追了一段我就不见他的踪影了，我蹲在街头嚎啕大哭，那种无奈和绝望说不出来。我感觉那天的阳光似乎格外强烈，几乎让我五脏六腑俱焚，我感觉他完了，我也崩溃了，我不知道那样的场面姐姐是一次次怎么走过的。


　　后来，我们就根本顾及不了上大学的女孩了，亲戚朋友的多余的精力和财力都花在他的身上了。姐姐心都碎了，眼泪都流干了。他喝醉了，就给他擦洗，都不知道抱怨了。老实忠厚的姐夫更加沉默了，就任他把一家人折腾的心力交瘁，他的表情就决定着一家人的心情。


　　等他叛逆够了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了，姐姐姐夫也力不从心了。他想上学，姐夫还是给联系了一所自费的大专上了两年计算机专业。那时候，他依然抽烟，可是打架的次数少了，也沉默了。因为和他一起叛逆的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流落街头。他才知道，青春就如一本仓促的书，翻过去了就一去不复返了。学上出来之后，他处处碰壁，才知道找个事情是多么难，在社会上立足是多么不容易，可是一切都不会重新开始了。


　　那时候，大姐的女儿已经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一年的春节是姐姐家最温馨的一个春节。女儿工作了，儿子也安静了。女儿在首都生活了五六年，依旧那么朴实而又高贵，漂亮而又质朴。春节过完走的时候，她执意带走了她的弟弟。她说，如果放在那个小城市里，以后没有任何出息，他这辈子也许就完了。大家似乎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因为姐姐和我们也没有能力给找份工作。


　　就这样，他们姐弟俩都在北京工作了。他姐姐托关系把他弄到一个很出名的电视台上做了后期制作，凭着他的聪明和那点计算机知识，很快他就适应了。


　　一年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彬彬有礼，不抽烟了，甚至滴酒不沾了。我们都很震惊他的变化，我才知道有一个词似乎就是专门为他准备的，那就是“脱胎换骨”，这时候，姐姐的脸上写上了难得的笑容。


　　转眼间，他在北京工作三年了。去年的时候，他们姐弟俩把所有的积蓄给了姐姐，让姐姐买套房子。后来，姐姐就把房子买在我所在的城市，我也心里说不出的温暖，姐姐总算是能过好日子了，姐姐要强了半辈子，看到他们把房子收拾的那么漂亮，我的心里只有欣慰。


　　后来，我也忙，偶尔在街上碰到姐姐，她已经再也不像农村妇女了，她也烫了头发，穿上了裙子，也开始穿质地很好的时装了。闲暇时间，她用塑料珠子做着各种样式的包，很精致很独特，买的人自然很多，一年的收入也很不错。


　　就在因为姐姐的幸福让我感觉能够完全放下她的时候，前天的时候，忽然姐夫来电话了，说是姐姐脑梗塞住进了医院，姐夫的声音消失的时候，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么多年，姐姐一直是风风火火讨生活，一直匆匆忙忙在她的路上行走，她在我的心里的形象就是一棵会行走的树。


　　我冲下楼梯，在走医院的路上，我的泪水疯狂地流。我的心里有一种尖锐的疼痛，才知道大姐真的就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棵树了，枝繁叶茂的一棵树了，如果倒下了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疼痛啊……

　　街道两边的商店在我的泪水里模糊成一片，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记忆却空前活跃，我似乎看到了大姐那个扎着辫子的样子；看到她在田间挥汗如雨的样子；甚至指手画脚给我们安排家务的样子；抱着孩子回娘家的样子；她在厨房里擀面的样子；又似乎看到她满脸的焦灼在街头找她儿子的样子；还有穿着裙子逛街的样子……

　　各种形象如她匆忙的脚步在我的脑海里纷至沓来，我感觉我的腿软得没有一点力气，我的泪水在这个秋天淹没了关于姐姐的所有的回忆，她的疾病却成了我这个秋天最真切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