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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散文

童年、村庄及其他

2021-12-26叙事散文寻梦天涯
我出生在祁连山北麓的一个村庄,村名叫下利沟,是个水土养人的地方,不管旱涝,地里的庄稼总能收成。童年的痕迹如今在记忆里已残缺不全了。依稀记得老宅院的格局:四周的围墙是用湿泥土墩实堆磊而成的,有四五米高,东面墙上开个院门,门很小,高不过两米,宽……
我出生在祁连山北麓的一个村庄,村名叫下利沟,是个水土养人的地方,不管旱涝,地里的庄稼总能收成。

童年的痕迹如今在记忆里已残缺不全了。依稀记得老宅院的格局:四周的围墙是用湿泥土墩实堆磊而成的,有四五米高,东面墙上开个院门,门很小,高不过两米,宽不足一米五的样子。院子中间南北有一道隔墙,把整个宅院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面住人,西半面是个菜园。踏进院门,北侧几间土屋是大伯住的,南边几间是我家的住房,四叔和六叔紧靠着大伯的房子依北院墙向西延伸。屋门前有个过道,顺着这条过道向里走,进入隔墙门洞,就到了后面的菜园。我家的房子依东院墙向南面一字儿排开,尽头又有堵隔墙,隔墙上挖开个拱形的门洞,过了门洞,就到了三叔的小院子。一个大宅院被几家分割,再分割,修满了住人房子和畜圈。走进大院门,好像进入了旧时城市的平民区深巷一样。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和大妈(大伯的妻子)早已过世,听父辈们讲都是六零年挨饿时饿死的。村邻们一说起大妈,各个无不为之振奋和惋惜。大妈长得漂亮,是方圆十里百里挑一的漂亮媳妇,在挨饿时期,也就那样活活地饿死了。大伯在我记事时就佝偻着腰,背部有一个篮球大小的疙瘩,身体的弯度几乎接近九十度,走路只能看着脚下的地面,平日里很难向远方眺望,要达到正常人的平视角度,那是相当吃力的。大伯必须身体下蹲,把双腿弯曲成九十度,驼背极力后仰,才能平视前方。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宅院里度过的。父母叔婶们同住在一个宅院里,偶尔也有吵闹的事情,大多是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吵嚷一通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度过了。现在想来,那又何必呢?大伯已经在1981年我们新建现在的居民点街时过世了,三叔、四婶也都患胃癌在1999年相继过世,父亲也在2001年因病过世。活在世上的母亲和叔婶们也都发丝花白疾病缠身。想想过去的事情,大多不值得那么吵吵闹闹的。一切都似过眼云烟。

老宅西半面的菜园是我童年的乐园。园子里的地被我们几家分种,都种满了茄子、辣子、芹菜、白菜、菠菜、菜豆等。地埂上或水沟边有十几株粗大的花果树和杏树。走进菜园林深地阔,有阴森森的感觉。在盛夏枝繁叶茂的时节,我一个人不偷摘果子是不敢轻易进去的。尽管胆怯,但到了花果子飘香,杏子泛黄的时候,还是经不住诱惑,瞅瞅四下没人,偷偷打开通向菜园的柴门,在园墙根几尺高的蒿草的掩护下,挤到树下,迅速爬上树,摘几个果子,赶紧照原路返回。有时园子门被大人堵死了,我就摸索到大宅院外,在院墙西南角处伺机进入菜园。园子里的菜地需要灌水啊,大人们就在这处的园墙上挖个洞,引水进入院子。我就从这个洞爬进园子去。现在想来,童年竟是这般可笑!

院墙外的四周栽满了沙枣树,沙枣树依墙而生,把苍劲的树冠高高地送到半空。我小时候爬高技术特别好,在四五米高的院墙上行走如履平地,爬树翻墙更是轻而易举。而导致这样做的诱因,仅仅是爬上沙枣树折几枝沙枣花插在屋子里的瓶子里闻香气;发现了墙头有窝小鸟雀捉来喂猫;发现了高大的白杨的枝梢有个喜鹊窝,窝里一定有可爱的小喜鹊;枝头黄灿灿的杏子让人直吐酸水。等等。有次,爬到老宅院门前不远的一棵细高的白杨树上拴绳子,准备做个秋千荡着玩,在树半腰拴绳子时脚下踩的一根枝条突然折断,我从六七米高的地方掉下树来,当场就昏死过去。半个小时后,在母亲不断的呼唤声里才清醒过来。母亲清洗完我嘴里的污血,才发现下嘴唇被牙齿咬了条三四厘米长的口子。母亲找了几片白色药片,也不知是什么药,研成细粉,敷在我伤口上,找来白布条进行了包扎。后来伤口果然长好了,但在下嘴唇处留下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终身的疤痕。在记忆里,发生在老宅院的最惊险的事情,莫过于那次打野狗了。一次,院子里来了一只野狗,硕大的躯体,黄亮的皮毛。大人们想弄死吃狗肉。于是,小孩女人们躲在屋里,用横木顶紧门扇,大男人们提着木棒追打着大黄狗。大黄狗嘶叫着在院子里四处乱窜,大男人们穷追不舍。四叔最终将狗用绳子套住,掉在树上,往狗嘴里灌开水,活生生将狗烫死了。那天夜里,我家就分到了几斤狗肉。母亲煮熟狗肉,拿起菜刀将狗肉切成碎片,撒点食盐,也没拌其他作料,让我们吃。虽然狗肉散发着浓浓的腥味,但依然让我们嘴馋。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感受。

如今,搜索童年的痕迹,再一处活动场地,就是生产队饲养场了。父亲在年轻时,有次赶着大车到外地给队里拉货,拉什么货,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在甘新公路沙井镇路段,被一辆军车撞伤了,左脚骨被粉碎性骨折,伤好以后,就成了跛子,走路一颠一颠的。干其他活不方便,队长就派他和一个叫陈登云的人管理饲养场。父亲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土地承包到户那年才结束了这差事。童年时代,几乎有一半时间就耗在饲养场里。那时候,课业负担不重,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星期天,闲在家里没事做,孩子们的父母亲就让大点的孩子给队里放牲口挣工分,我们往往提前来到饲养场爬上钻下无处不到地闹腾,爬上畜圈的大梁捕捉鸟雀啦;钻进草房的麦草垛捉迷藏啦;在场院里练习骑马骑驴啦;登上场院的房顶摔跤,或者眺望远方啦……一直闹腾到上工时间,这时社员们都齐聚到饲养场,队长扯着嗓子给大家分派劳作任务,然后一声刺耳的哨响,一阵熙攘和纷乱,大人们分奔各自劳动的场所。我们小孩子也牵着各自的牲畜到田野放牧。

小时候,每天晚上跟父亲睡在饲养院里。饲养院的格局和我家老宅院差不多,四周也是五六米高的黄土墙,墙内四周依墙修筑着许多畜圈。饲养院面积很大,要沿着院围墙走一周,得很长一段时间。大门向东开着,大门北侧就是饲养员住的房子,房子四壁被煤油灯和冬天屋里的柴火盆熏得跟刷了黑油漆似的。屋子的里半边有一块土炕,炕上铺着几块烫得发黄发焦、有些地方开洞的草席。那时候,这个炕上一般睡着五个人。我和父亲,另外一个饲养员陈登云的大儿子陈吉忠,还有一对孤儿明和亮。明和亮的父亲听说和军嫂产生恋情,发生了同居关系,被人现场拿住,那时代,政策很严,和军嫂通奸的要判死刑,于是他们的父亲就被法院执行了死刑。留下一对孤儿有其叔抚养,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就睡在饲养场里。晚上没事干,他们几个人就打扑克,有时玩“升级”,有时玩“牛九”,每个人几根火柴梗,输完了,就开始戴帽子,帽子戴完了,就顶鞋子,一直到深夜。等吃了“夜宵”——烤在炕洞草木灰里的玉米棒子、洋芋头、小麻雀、小南瓜等,就横七竖八地倒头睡了,也无须盖被子,土炕烧得烫人屁股呢。

到了夏天,屋子里又闷又热,开始散发出草料腐酸、皮具氧化的难闻气味儿。入夜,我们便转移到房顶去睡,在干燥的房顶随便铺个羊毛毡子,盖条被子,就可以安然而眠。仰卧房顶,面对浩瀚夜空,望着满天繁星浮想联翩,最后不知不觉地入眠。在房顶,我还观察过奇特天象呢。一次,刚躺下不久,明明就惊呼起来:“你们看,你们看,天上那是什么?”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低空移动着一颗奇怪的星星。只见它的一段喷射着光芒,形状极像一个羽毛球,从东方天空出现,几分钟后消失在西方天空。今天回忆,那颗星星还明亮地划过脑际。

童年时代的村庄,人们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队里的耕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高低起伏。人们的农业生产也有一定规律——春播,夏锄,秋收,冬储。春天,气温回升,土地复苏,是春耕春播的季节。队里的壮年男人扶着犁杆,跟在一对牛屁股后面,扯着嗓子吆喝着,鞭绳在半空里甩成圈儿。犁铧过处,土地泛起一波一波的土浪花。女人们拿着耙子耧草根,或者抡起榔头砸土块。地复酥整平,就开始播种,牵牛的,扶犁的,溜种的,施粪的,耙地的,依次穿梭于各地之间。小麦、黄豆、玉米、谷子、胡麻等种子进土后,就到了暂时的农闲。农人们利用农闲开始挑渠上坝,拉土积肥。初夏时节,禾苗出土,又进入一年来的第二轮农忙。间苗、除草、喷药、浇水……比杂草还生得快的农活缠绕着人们,整个夏天。夏末秋初,麦子黄了,田野上金灿灿的,人们开始紧张起来,踏入第三轮农忙时节。队长的哨子在天麻麻亮时就响起来了,遇到天气突变,半夜三更哨子也会疯狂地叫起来。有时吃过晚饭还要到地上加班。月亮底下,地面浮动着淡淡的雾霭,雾霭里,传来嚓嚓嚓的响声,那正是人们在收割麦子。割倒的麦子,用根草绳打成捆子,再用架子车拉回打麦场,垛成小山一般的麦垛。农事进入了打麦阶段。早晨太阳出来前将麦秆儿均匀铺设在场院上,晒到中午开始打碾。打碾工作一般有大点的孩子承当。他们每人牵匹骡马,骡马拉着一个磙子,排成长队在场上转圈,将麦穗上的籽粒碾到场面上,抖去麦秆儿,地面就剩带糠的麦粒,人们再将糠麦混合物扫堆。完成这些复杂的程序后,太阳已经落山,一个繁忙的日子就过去了。农人们回到家里,吃点晚饭,把头放在枕头上,就进入了酣睡之中。村子里只有从各家院子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别人能睡,扬场工可不能睡,夜里风多,他们还要把麦粒从糠麦混合物里隔离出来。隔离的唯一方式,那就是扬场。把混合物撒向空中,让风吹走糟糠,就隔离出麦子了。这项活计往往要进行到中秋时节。麦子打碾完毕,黄豆、大豆、胡麻、谷子紧跟着上场。接着又进行打碾。粮食、柴草收拾完毕,时令已进入冬天。剩下的事情就是给国家交公粮,各家各户分口粮,年底结算。记得有年我家大丰收,麦子分了六百多斤,整整拉了四麻布口袋,现金分了120多元。父母亲兴奋得不得了,一个晚上把麦子转移了三处麦仓,天亮时觉得还不妥,又把麦子转回了起初的仓柜,并作了计划,那部分今年吃,那部分作储备粮,等到在荒年吃。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被细细碎碎的声音惊醒,揉揉眼睛一看,母亲还拿着那沓人民币数着,一张,两张,三张……我那时六岁,不解地问母亲,一百二十元是多少?母亲说,反正很多很多。我又问,很多很多是多少?母亲说,就是很很很多。看着母亲幸福的笑脸,我不再问了,反正知道我们家发财了,有很很很多钱了。如今想来,那一百多块钱算什么,就算物价上涨,也顶多抵现在的千把块钱,一两顿饭钱而已。那时却让我们母子是那样满足而幸福!

父亲老实本分,当过几年生产队队长,至于他当队长时的情形也没人告诉过我,我想,以他性格为人,肯定是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待人和善的。依稀记得,有次他到公社开会,我缠着死活要去,父亲没办法,只好带我去了。那次会开了几天,参会人员住宿在公社的集体宿舍里。每天三顿饭,里面好像有肉,每人每顿一份饭菜。父亲打了饭菜,回到宿舍,给我倒了一半,并把肉块夹到我缸子里。我们就吃起来,房子光线不强,灰暗的样子。至于其它情节,由于年代久远,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现在记不起来了。父亲过世已经八年了,每次想起他,我都有种莫名的伤感。我的童年时代和其他孩子的童年时代没有两样,别的孩子有的,我也有了,别的孩子没有的,我也有了。长大后,当我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不同于别的孩子的生世时,我感动于父亲的胸怀和仁厚。

历史的车轮不停的前进。我家的日子一年一年好起来。1981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年我十一岁。土地和饲养场的牲畜全部分配到各家各户。我家分得了十八亩承包地和一匹青灰色的骡子。父母亲决心很大,争取当年就要收十旦粮食(“旦”,张掖农村旧时计量粮食的单位,一旦相当于100千克),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泡在承包地里,冬天也不闲着,赶着骡车到村南土冈子上拉土,造农家肥;到临泽水库去拉沙,上到地里改善土壤。我那时刚上初中一年级,弟妹们还小,在本村上村小。那一年,地里的收成很好,上交了该交的公粮,自己下剩的粮食比原来生产队分的多得多,家里从此不再担心挨饿了。母亲也开始说笑起来。好景不长。承包到户的第二年,父亲得了一种怪病,起初是胃疼,医生按照胃病进行治疗,看了半年,胃疼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浑身各个部位都疼了起来。为了给父亲看病,几乎走遍了张掖各个大小医院、保健站。家里也债台高筑。记得一天夜里,父亲突然病情加重,我们赶紧用架子车拉着父亲往沙井卫生院赶。我在前面拉,弟弟和母亲在后面推。那天夜晚天特别黑,车辕上挂着的马灯发着昏黄的光辉,只能照亮周围三四平方米的地面,那时的乡村道路可想而知,我们喘着粗气一路小跑着,车子颠簸颠簸。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们赶到了卫生院,医生迅速进行了会诊。吊针,服药。父亲的病情有了缓和。在医院治疗了几天,父亲也明白家里的经济情况,执意回家,再说,也实在拿不出一分钱的医疗费了,父亲就从卫生院搬回家里休养。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在即,家里却难以给我凑到几块钱的学杂费。没办法,几个亲戚商量之后,说,我是老大,应该停学帮着母亲干农活,于是,我便告别了学校,和母亲风里雨里劳作在承包地里。

岁月旋转,时运轮回。两年以后,父亲病情好转,能下地干活了。另外,本村村小要招聘两名民办教师。我虽初中没有毕业,但务农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未放弃自学,于是,也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考试结果令大家意外:在参加考试的3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中我名列第一脱颖而出,被选拔为民办教师。那时,我才十三岁了。通过几年的家庭磨难,我显得成熟了许多,逐渐脱尽了童年的稚气,踏上了青年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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