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村庄及其他

我出生在祁连山北麓的一个村庄，村名叫下利沟，是个水土养人的地方，不管旱涝，地里的庄稼总能收成。

童年的痕迹如今在记忆里已残缺不全了。依稀记得老宅院的格局：四周的围墙是用湿泥土墩实堆磊而成的，有四五米高，东面墙上开个院门，门很小，高不过两米,宽不足一米五的样子。院子中间南北有一道隔墙，把整个宅院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面住人，西半面是个菜园。踏进院门，北侧几间土屋是大伯住的，南边几间是我家的住房，四叔和六叔紧靠着大伯的房子依北院墙向西延伸。屋门前有个过道，顺着这条过道向里走，进入隔墙门洞，就到了后面的菜园。我家的房子依东院墙向南面一字儿排开，尽头又有堵隔墙，隔墙上挖开个拱形的门洞，过了门洞，就到了三叔的小院子。一个大宅院被几家分割，再分割，修满了住人房子和畜圈。走进大院门，好像进入了旧时城市的平民区深巷一样。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和大妈（大伯的妻子）早已过世，听父辈们讲都是六零年挨饿时饿死的。村邻们一说起大妈，各个无不为之振奋和惋惜。大妈长得漂亮，是方圆十里百里挑一的漂亮媳妇，在挨饿时期，也就那样活活地饿死了。大伯在我记事时就佝偻着腰，背部有一个篮球大小的疙瘩，身体的弯度几乎接近九十度，走路只能看着脚下的地面，平日里很难向远方眺望，要达到正常人的平视角度，那是相当吃力的。大伯必须身体下蹲，把双腿弯曲成九十度，驼背极力后仰，才能平视前方。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宅院里度过的。父母叔婶们同住在一个宅院里，偶尔也有吵闹的事情，大多是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吵嚷一通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度过了。现在想来，那又何必呢？大伯已经在1981年我们新建现在的居民点街时过世了，三叔、四婶也都患胃癌在1999年相继过世，父亲也在2001年因病过世。活在世上的母亲和叔婶们也都发丝花白疾病缠身。想想过去的事情，大多不值得那么吵吵闹闹的。一切都似过眼云烟。

老宅西半面的菜园是我童年的乐园。园子里的地被我们几家分种，都种满了茄子、辣子、芹菜、白菜、菠菜、菜豆等。地埂上或水沟边有十几株粗大的花果树和杏树。走进菜园林深地阔，有阴森森的感觉。在盛夏枝繁叶茂的时节，我一个人不偷摘果子是不敢轻易进去的。尽管胆怯，但到了花果子飘香，杏子泛黄的时候，还是经不住诱惑，瞅瞅四下没人，偷偷打开通向菜园的柴门，在园墙根几尺高的蒿草的掩护下，挤到树下，迅速爬上树，摘几个果子，赶紧照原路返回。有时园子门被大人堵死了，我就摸索到大宅院外，在院墙西南角处伺机进入菜园。园子里的菜地需要灌水啊，大人们就在这处的园墙上挖个洞，引水进入院子。我就从这个洞爬进园子去。现在想来，童年竟是这般可笑！

院墙外的四周栽满了沙枣树，沙枣树依墙而生，把苍劲的树冠高高地送到半空。我小时候爬高技术特别好，在四五米高的院墙上行走如履平地，爬树翻墙更是轻而易举。而导致这样做的诱因，仅仅是爬上沙枣树折几枝沙枣花插在屋子里的瓶子里闻香气；发现了墙头有窝小鸟雀捉来喂猫；发现了高大的白杨的枝梢有个喜鹊窝，窝里一定有可爱的小喜鹊；枝头黄灿灿的杏子让人直吐酸水。等等。有次，爬到老宅院门前不远的一棵细高的白杨树上拴绳子，准备做个秋千荡着玩，在树半腰拴绳子时脚下踩的一根枝条突然折断，我从六七米高的地方掉下树来，当场就昏死过去。半个小时后，在母亲不断的呼唤声里才清醒过来。母亲清洗完我嘴里的污血，才发现下嘴唇被牙齿咬了条三四厘米长的口子。母亲找了几片白色药片，也不知是什么药，研成细粉，敷在我伤口上，找来白布条进行了包扎。后来伤口果然长好了，但在下嘴唇处留下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终身的疤痕。在记忆里，发生在老宅院的最惊险的事情，莫过于那次打野狗了。一次，院子里来了一只野狗，硕大的躯体，黄亮的皮毛。大人们想弄死吃狗肉。于是，小孩女人们躲在屋里，用横木顶紧门扇，大男人们提着木棒追打着大黄狗。大黄狗嘶叫着在院子里四处乱窜，大男人们穷追不舍。四叔最终将狗用绳子套住，掉在树上，往狗嘴里灌开水，活生生将狗烫死了。那天夜里，我家就分到了几斤狗肉。母亲煮熟狗肉，拿起菜刀将狗肉切成碎片，撒点食盐，也没拌其他作料，让我们吃。虽然狗肉散发着浓浓的腥味，但依然让我们嘴馋。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感受。

如今，搜索童年的痕迹，再一处活动场地，就是生产队饲养场了。父亲在年轻时，有次赶着大车到外地给队里拉货，拉什么货，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在甘新公路沙井镇路段，被一辆军车撞伤了，左脚骨被粉碎性骨折，伤好以后，就成了跛子，走路一颠一颠的。干其他活不方便，队长就派他和一个叫陈登云的人管理饲养场。父亲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土地承包到户那年才结束了这差事。童年时代，几乎有一半时间就耗在饲养场里。那时候，课业负担不重，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星期天，闲在家里没事做，孩子们的父母亲就让大点的孩子给队里放牲口挣工分，我们往往提前来到饲养场爬上钻下无处不到地闹腾，爬上畜圈的大梁捕捉鸟雀啦；钻进草房的麦草垛捉迷藏啦；在场院里练习骑马骑驴啦；登上场院的房顶摔跤，或者眺望远方啦……一直闹腾到上工时间，这时社员们都齐聚到饲养场，队长扯着嗓子给大家分派劳作任务，然后一声刺耳的哨响，一阵熙攘和纷乱，大人们分奔各自劳动的场所。我们小孩子也牵着各自的牲畜到田野放牧。

小时候，每天晚上跟父亲睡在饲养院里。饲养院的格局和我家老宅院差不多，四周也是五六米高的黄土墙，墙内四周依墙修筑着许多畜圈。饲养院面积很大，要沿着院围墙走一周，得很长一段时间。大门向东开着，大门北侧就是饲养员住的房子，房子四壁被煤油灯和冬天屋里的柴火盆熏得跟刷了黑油漆似的。屋子的里半边有一块土炕，炕上铺着几块烫得发黄发焦、有些地方开洞的草席。那时候，这个炕上一般睡着五个人。我和父亲，另外一个饲养员陈登云的大儿子陈吉忠，还有一对孤儿明和亮。明和亮的父亲听说和军嫂产生恋情，发生了同居关系，被人现场拿住，那时代，政策很严，和军嫂通奸的要判死刑，于是他们的父亲就被法院执行了死刑。留下一对孤儿有其叔抚养，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就睡在饲养场里。晚上没事干，他们几个人就打扑克，有时玩“升级”，有时玩“牛九”，每个人几根火柴梗，输完了，就开始戴帽子，帽子戴完了，就顶鞋子，一直到深夜。等吃了“夜宵”——烤在炕洞草木灰里的玉米棒子、洋芋头、小麻雀、小南瓜等，就横七竖八地倒头睡了，也无须盖被子，土炕烧得烫人屁股呢。

到了夏天，屋子里又闷又热，开始散发出草料腐酸、皮具氧化的难闻气味儿。入夜，我们便转移到房顶去睡，在干燥的房顶随便铺个羊毛毡子，盖条被子，就可以安然而眠。仰卧房顶，面对浩瀚夜空，望着满天繁星浮想联翩，最后不知不觉地入眠。在房顶，我还观察过奇特天象呢。一次，刚躺下不久，明明就惊呼起来：“你们看，你们看，天上那是什么？”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低空移动着一颗奇怪的星星。只见它的一段喷射着光芒，形状极像一个羽毛球，从东方天空出现，几分钟后消失在西方天空。今天回忆，那颗星星还明亮地划过脑际。

童年时代的村庄，人们过着原始的农耕生活。队里的耕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高低起伏。人们的农业生产也有一定规律——春播，夏锄，秋收，冬储。春天，气温回升，土地复苏，是春耕春播的季节。队里的壮年男人扶着犁杆，跟在一对牛屁股后面，扯着嗓子吆喝着，鞭绳在半空里甩成圈儿。犁铧过处，土地泛起一波一波的土浪花。女人们拿着耙子耧草根，或者抡起榔头砸土块。地复酥整平，就开始播种，牵牛的，扶犁的，溜种的，施粪的，耙地的，依次穿梭于各地之间。小麦、黄豆、玉米、谷子、胡麻等种子进土后，就到了暂时的农闲。农人们利用农闲开始挑渠上坝，拉土积肥。初夏时节，禾苗出土，又进入一年来的第二轮农忙。间苗、除草、喷药、浇水……比杂草还生得快的农活缠绕着人们，整个夏天。夏末秋初，麦子黄了，田野上金灿灿的，人们开始紧张起来，踏入第三轮农忙时节。队长的哨子在天麻麻亮时就响起来了，遇到天气突变，半夜三更哨子也会疯狂地叫起来。有时吃过晚饭还要到地上加班。月亮底下，地面浮动着淡淡的雾霭，雾霭里，传来嚓嚓嚓的响声，那正是人们在收割麦子。割倒的麦子，用根草绳打成捆子，再用架子车拉回打麦场，垛成小山一般的麦垛。农事进入了打麦阶段。早晨太阳出来前将麦秆儿均匀铺设在场院上，晒到中午开始打碾。打碾工作一般有大点的孩子承当。他们每人牵匹骡马，骡马拉着一个磙子，排成长队在场上转圈，将麦穗上的籽粒碾到场面上，抖去麦秆儿，地面就剩带糠的麦粒，人们再将糠麦混合物扫堆。完成这些复杂的程序后，太阳已经落山，一个繁忙的日子就过去了。农人们回到家里，吃点晚饭，把头放在枕头上，就进入了酣睡之中。村子里只有从各家院子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别人能睡，扬场工可不能睡，夜里风多，他们还要把麦粒从糠麦混合物里隔离出来。隔离的唯一方式，那就是扬场。把混合物撒向空中，让风吹走糟糠，就隔离出麦子了。这项活计往往要进行到中秋时节。麦子打碾完毕，黄豆、大豆、胡麻、谷子紧跟着上场。接着又进行打碾。粮食、柴草收拾完毕，时令已进入冬天。剩下的事情就是给国家交公粮，各家各户分口粮，年底结算。记得有年我家大丰收，麦子分了六百多斤，整整拉了四麻布口袋，现金分了120多元。父母亲兴奋得不得了，一个晚上把麦子转移了三处麦仓，天亮时觉得还不妥，又把麦子转回了起初的仓柜，并作了计划，那部分今年吃，那部分作储备粮，等到在荒年吃。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被细细碎碎的声音惊醒，揉揉眼睛一看，母亲还拿着那沓人民币数着，一张，两张，三张……我那时六岁，不解地问母亲，一百二十元是多少？母亲说，反正很多很多。我又问，很多很多是多少？母亲说，就是很很很多。看着母亲幸福的笑脸，我不再问了，反正知道我们家发财了，有很很很多钱了。如今想来，那一百多块钱算什么，就算物价上涨，也顶多抵现在的千把块钱，一两顿饭钱而已。那时却让我们母子是那样满足而幸福！

父亲老实本分，当过几年生产队队长，至于他当队长时的情形也没人告诉过我，我想，以他性格为人，肯定是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待人和善的。依稀记得，有次他到公社开会，我缠着死活要去，父亲没办法，只好带我去了。那次会开了几天，参会人员住宿在公社的集体宿舍里。每天三顿饭，里面好像有肉，每人每顿一份饭菜。父亲打了饭菜，回到宿舍，给我倒了一半，并把肉块夹到我缸子里。我们就吃起来，房子光线不强，灰暗的样子。至于其它情节，由于年代久远，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现在记不起来了。父亲过世已经八年了，每次想起他，我都有种莫名的伤感。我的童年时代和其他孩子的童年时代没有两样，别的孩子有的，我也有了，别的孩子没有的，我也有了。长大后，当我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不同于别的孩子的生世时，我感动于父亲的胸怀和仁厚。

历史的车轮不停的前进。我家的日子一年一年好起来。1981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年我十一岁。土地和饲养场的牲畜全部分配到各家各户。我家分得了十八亩承包地和一匹青灰色的骡子。父母亲决心很大，争取当年就要收十旦粮食（“旦”，张掖农村旧时计量粮食的单位，一旦相当于100千克），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泡在承包地里，冬天也不闲着，赶着骡车到村南土冈子上拉土，造农家肥；到临泽水库去拉沙，上到地里改善土壤。我那时刚上初中一年级，弟妹们还小，在本村上村小。那一年，地里的收成很好，上交了该交的公粮，自己下剩的粮食比原来生产队分的多得多，家里从此不再担心挨饿了。母亲也开始说笑起来。好景不长。承包到户的第二年，父亲得了一种怪病，起初是胃疼，医生按照胃病进行治疗，看了半年，胃疼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浑身各个部位都疼了起来。为了给父亲看病，几乎走遍了张掖各个大小医院、保健站。家里也债台高筑。记得一天夜里，父亲突然病情加重，我们赶紧用架子车拉着父亲往沙井卫生院赶。我在前面拉，弟弟和母亲在后面推。那天夜晚天特别黑，车辕上挂着的马灯发着昏黄的光辉，只能照亮周围三四平方米的地面，那时的乡村道路可想而知，我们喘着粗气一路小跑着，车子颠簸颠簸。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们赶到了卫生院，医生迅速进行了会诊。吊针，服药。父亲的病情有了缓和。在医院治疗了几天，父亲也明白家里的经济情况，执意回家，再说，也实在拿不出一分钱的医疗费了，父亲就从卫生院搬回家里休养。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在即，家里却难以给我凑到几块钱的学杂费。没办法，几个亲戚商量之后，说，我是老大，应该停学帮着母亲干农活，于是，我便告别了学校，和母亲风里雨里劳作在承包地里。

岁月旋转，时运轮回。两年以后，父亲病情好转，能下地干活了。另外，本村村小要招聘两名民办教师。我虽初中没有毕业，但务农的两年多时间里从未放弃自学，于是，也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考试结果令大家意外：在参加考试的3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中我名列第一脱颖而出，被选拔为民办教师。那时，我才十三岁了。通过几年的家庭磨难，我显得成熟了许多，逐渐脱尽了童年的稚气，踏上了青年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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