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嘈切切错杂弹

　　　　　　　嘈嘈切切错杂弹
　　　　　　　　　——30年散文文本的流变
　　　　　　　　　　　　　　　　　　刘学刚 　　在中国，散文是最有受众群体的文学形式。1978年以来，散文文本不断求新求变，使得散文写作的文体空间无限拓展，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态势。在表面的繁华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散文满眼丘陵，鲜见高山；旗帜飞扬，未能成就强劲的文本力量。 　　在创作群体上，小说家、诗人和非职业写作者作为散文的异军，改良了散文的土壤，也混淆了散文文体的边界。解构、虚构、意识流等创作手法的运用，使得散文跳荡飞扬、恣意瑰丽，扩大了散文的格局，也让散文逐渐失去自己的立场。网络散文、副刊散文的充斥与泛滥，使得散文写作终于陷入快餐化和集体无意识的尴尬境地。 　　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存在，我觉得，关键是坚持真性情真体验真襟怀的创作姿势。我一向讨厌在散文里粉饰自己编织崇高，如果这样，散文就成为小说的附属品了，“如果散文一旦可以像小说那样随心所欲地编织故事，来去自由地塑造人物，那么，它便不仅解除了自身底线性的叙事规约，而且完全破坏了读者的心理期待和接受前提”（古耜《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1978年，巴金的《怀念萧珊》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至情至性的散文，是新时期散文的发轫之作。《怀念萧珊》以散文的方式，对十年动乱作了揭露、批判和声讨，巴金祭奠亡妻，更是祭奠历史，修复着人们真实的感情和记忆。“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怀念萧珊》）《怀念萧珊》的发表，使得新时期的散文得到了回归和延伸，它承接了五四散文探索真理和自由的传统，又使散文复原到本真、本色、本性的写作层面，它的“修辞立其诚”的写作姿态，张扬着文学的良心和社会的道义，有助于新时期散文精神的构建。余华说：“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在作品里粉饰生活，它导致的是文本的枯竭和创作主体的流失。从非常岁月走出来的巴金，始终保持着写作上的仪表和风度，从他的散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诚的灵魂。“我一再声明，反复解释，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有人嫌我啰嗦，其实我不过在讲真话。”（巴金《怀念二叔》）他的写作姿势激动却又内敛，内心激愤却又胸怀悲悯，是作者的“在场”，情感的“在场”。 　　《怀念萧珊》，有着作家个人的本位体验和自觉的文体意识，体现着散文的社会关怀和文化承担。之后出现的“大散文”，有不少篇章是通过“间接性体验”或者鸿篇巨制来达成文学的担当，看似向外喷发雄浑壮美，实则偏离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内心真实。“大散文”注重的是散文境界和现代情怀。 　　当别人热衷于“民族”“大河”“千年”的大书写大制作的时候，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存在，给“大散文”的写作提供了最好的文本：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情感起点，超越个体生命中有限的必然，呈现为对人类整体存在的担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地坛的永恒与瞬间、沉静与涌动、博大与纤细给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开蒙揭翳，使他对于生与死有了新的看法。这是一篇带有自传、自省、自述的大散文，质朴，浑厚，峻拔，富于人性的深度和生命的热度。时下的一些散文，喜欢堆砌华词丽句（借以掩盖内蕴的空虚），嗜好肉麻甜腻的抒情（给人无端歌哭的空洞之感），唯独不见生命的个体体验。《我与地坛》是我每年必读的散文。在我们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裹挟、所淹没的今天，《我与地坛》有着自我救赎的意义：审视自身，珍爱生命，心灵复归安静。“地坛”是迷乱浮躁的现代人得以栖居的精神家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与地坛》）。 　　这是没有疑义的，独抒性灵是散文的文体特征，散文展现的是创作主体的内心风度和现代人格。散文写作是一种内心生活，出发点是写作者的自省和向内探寻，推己及人，勇敢地敏锐地去探索人的无限广阔的可能性，表达对人类基本关系的思考。新散文作家的写作活动愈加内心化，在内容上更加注重表达个性，挑战写作的难度，延伸了散文的写作领域。除韵文之外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散文，这是对古代散文的定义。新散文作家在反叛传统散文的时候，实则在用写作实践验证着这个定义。其实，散文没有新旧，很多的新散文只是写作时间上的新，所谓的新散文其实是个无稽之谈，在这个无序写作的个体年代，散文之新已经越走越远，远离了文本本身应有的意义。很多新散文不是个体的文学行为，而是集体经验的挪移与复制。散文，只有优劣。像《史记》，宏大的叙事，诗性的话语，将一个个人物叙述得鲜活丰盈，又充溢着人性的辉光。 　　与周晓枫的《合唱》《桃花烧》等散文相比，我个人更喜欢她的《斑纹》，我读到了一个高贵的语词：温存。温存是热爱的开始，也是对生命存在的高度认同。“在她的笔下，人与动物们的劳动、爱情、壮丽的生和寂静的死，都浸透着绚丽、壮观与诗意的内容。”（周蓬桦《绚丽的版图》）她对卑微生命的体察和关怀，是一个散文作家根本性的精神向度。“昆虫身怀非凡的拟态本领，把生存环境以极其精湛的写实笔法复述出来，伪装成枯叶、竹节或花朵，甚至伪造上面的破损和虫斑。拟态的核心词汇是使自己‘消失’”（《斑纹》），读着这样的句子，能够激起我们对于凡俗生活的诗意注视和周边世界的探究兴趣。“斑纹”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类内心的精神生活，带有哲学意味的一切存在。她“将沉静、深微的生命体验融于广博的知识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间，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冯牧文学奖”授奖辞）。格致的《转身》是打通文体界限的散文，她从小说转入散文创作，她的现代叙事追求使得文体获得了伸展的自由空间，她对外部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她这样表述着，“那根伸出的树枝像是老树的一条手臂，它在同窗子里的人打招呼。如果砍掉这个亲近人类的手臂，大树就会像一个伤残的巨人，随时都可能摔倒”（《告诉》）。这些有温度的文字来自作家的内心深处，凸现出作家内在的风范和品质。格致用文字告诉我们：沉默、弱小的生命体也有着自己的存活权利。周晓枫、格致等女性作家，她们以纤细的文思和沉静的心思，梳理体味着她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用一种平民化的视角缓缓打开她们的陈述，以自我观照为圆点，将个人的思考无限可能地向底层生命的精神处境和生存状态拓展，使得她们的作品有了一些内在的重量和品质。 　　散文是一种私人化和个性化极强的文体，过于偏执个人经验，倚重一己的道德自信，也会导致排斥公众生活的私人写作。江少宾的散文作品沉静，内敛，充溢着内心的自省，闪烁着底层的粗砾的生命光芒，有着一种自由的温情和抚慰。他在平常的生活里发现生活的哲学，发现生活的内质和核心。他的《地母•征婚》（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目光，注视发人深省的生活真实，叙述中有思考、隐忍的疼痛和不安。《乡村的肾 母亲的肾》，写的是母亲的肾病，最终道出的是乡村生命群体的苦难：“乡村的肾，就是母亲的肾。母亲在疼，就是乡村在疼。”他这样坚定地表达他的写作立场：“一篇好的散文，它既应该是作者的观察史，更应该是自己的心灵史。它对作者灵魂的拷问和自省应该大于它的终极意义。”用文字介入现实，坚持心灵的在场，说出潜藏着的温热和疼痛，保持对社会底层的深入体察和终极关怀，这样的文字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怀着这样的阅读期待，我读到了陈启文的《叫一声老乡很沉重》（《散文》2007年第六期）。“老乡”走投无路之后找到了“我”，希望“我”的笔杆子支撑起他羸弱的身躯，当然，掌握着话语权的“老板”不会发给 “老乡”任何的工伤补助，“老乡”得到的是两个响亮的耳光。“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处的生存现实中，每一件事的荒诞、变态和变形，都要远胜于最有想象力的虚构作品”，“老乡”爬上了高炉，“警车开来了，消防车来了，救护车开来了，一座城市终于为一个农民工卑微的生命拉响了警报”，最后这位“老乡”以死亡的形式震惊了高层，那家工厂不久就宣告破产。不得不承认，这是有勇气有血性的写作，有着直面现实和拷问灵魂的勇气，呈现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和深度的现实观照，它有刑天舞干戚的激烈，有鲁迅般的金刚怒目，显示出汉语写作难得一见的“铁肩担道义”的文化情怀。作家的心肠是热的，他远离着大众的刻意迎合，选择了人文立场的批判，具备真诚、宽阔的气象和质地，作品淳厚稳妥，生成了强劲的视觉刷新和思想冲力。 　　写作就是精神还乡，寻找最初的栖息地。肖洛霍夫有顿河，沈从文有湘西边城，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不仅仅是一个浸润着乡土意义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作家有着儿时印记的、心理认同的经验世界和心灵家园。福建东南沿海，面对着很多东西，也更具有聚敛性和敞开性。舒婷的散文集《真水无香》（作家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是写“我的生命之源——鼓浪屿”的，她以真的心地写真的景象，直抵真的极致，把自己对生活的记录化成翔舞的蝴蝶，剪破清空，让日常生活散发出诗意的光芒。作为朦胧诗人的标志作家，她“有意识把散文视为手工棉纺，亲切的，坦率的，调侃的和细节的。看上去仿佛信手拈来，实际上经过深思熟虑”（舒婷），日常生活的幽微细节就这样成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审美空间，轻盈的时间片断，像清丽的花朵一样在她的笔下灼灼盛开。“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想必孤单，因为在熟悉的土地上我还孤单着。我们多年苦苦寻觅的，难道就是这个吗？不禁悲从中来。”《多情还数中年》，单是散文的题目，就体现着一种生命的温情和可贵的心境。这样的文字具备了真实、冷静、飘逸、灵秀的品质，我们看到的是她的自身，因而，她的文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与诗歌相比较，我写散文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它们立刻自行其是，大有离经叛道，另立门户的意思”（舒婷，2007年“年度散文家奖”获奖演讲词），她以散文的方式，坚定地书写着她的“鼓浪屿”。 流水围庄，是新锐作家黎晗住宅的雅号，也是他第一本散文集的名字。围庄是黎晗的故乡。离开熟悉的故乡和讲台，差异和混杂像寒流一样，即刻袭击了他。从围庄来到外面的世界，他保持着一种敏锐的离散感，他的散文也表达和完成了自己的围庄风景和内心精神的书写。“我把母亲永远留在了围庄，在新涵大街这条我可能将一辈子生活的街道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母亲瘦小孱弱的身影。哪怕是在一个个斑驳错乱的深夜，在梦里，我也从未与亡母在这条街上相遇。”（黎晗《我生活在一条大街上》）一种离散或者漂流，使得他动用流水围庄和斑驳城市两种叙述资源，用文字呈现着时间的纵深和空间的开阔。普遍认为，迁徙作家多有文学成就。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被称为“世界公民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多个国家的文化和背景。慌乱、焦虑、敏锐、冷静，使得迁徙作家在异质和斑驳的撞击下，保持着对人类生活的敏感度和好奇心，抓住蛛丝马迹，探索着深邃的人性。 　　回顾30年散文，似乎走过了这样的道路：回归散文的求真——大散文的崇高——新散文的出新。今天，散文似乎拥有最多的创作人群和阅读群体，看似有着盛唐的诗歌气象，其实，打动人心的好散文却如凤毛麟角，好的散文是“熬至滴水成珠”（借用池莉的散文题目），是用真诚用生命在书写。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时代一定会产生新的散文文本。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所说： 　　“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 本帖最后由 仰望或者倾听 于 2008-11-26 19: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