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8:09 编辑 <br /><br />　　　
　　姥爷七十八岁的时候，人家给他算卦，说他的寿限应该是八十岁，由于他年轻时做了些善事，因果相报，老天爷要给他增寿十二年善终。也就是说，如果算卦的人说得准，姥爷能活到九十二岁。那时姥爷的身体也的确算得上康健，除了耳朵有些背牙有些松，没什么别的大毛病。姥爷自己对于算卦之说深信不疑，那些话仿佛给他的暮年加了把柴火，精气神愈发的旺相，饭也比以往吃得多了，一顿饭要一个大馒头，还要喝一大碗稀饭，平时爱动弹了，还能跟老伙计们聚在一起搓搓麻将。我那时刚三十多岁，人生状若稳定，无大喜也没有大悲，将来的一切皆是未知，我向来安于中庸，未来究竟会如何也懒得预设和准备，老年于我而言感觉上太过遥远，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算卦人的说法，我并不确信，但看到姥爷姥娘他们如此康健，心里着实为他们高兴。
　　

卦人所说的姥爷所做的“善事”，我们猜大概是说姥爷年轻时曾救过几个人性命的事，这些事，姥爷从来不主动说给我们听，我所知道的，也只是姥娘平时说闲话时偶尔提到的一星半点。我在姥爷家寄养那些年，逢年过节，总要有几拨人上门答礼。姥娘有时会告诉我，那些人，是姥爷救过性命的人的家人，是来答谢姥爷的。在我模糊的印象里，登门答谢姥爷的人有老也有少，期间好像也换过人，却是年年如期而至。答谢姥爷的东西现在看上去算不上有多贵重，无非是饼干桃酥烟酒之类的，而在那样困难的日子里，这些东西却是稀罕物，烟酒归了姥爷，饼干桃酥却便宜了我。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姥爷去世，在他的丧礼上，很多陌生的面孔来给他送行，老老少少一群群地跪伏在姥爷灵前叩头，后来母亲跟我说，那些人是姥爷救过人的后人们。姥爷在的时候，我有时缠着他给我讲述他救人的事，姥爷都不愿多说，被我缠得烦了，也只是告诉我一些事情的大概，以至于现在我也不清楚他曾救过什么人又是怎么救的。姥爷每次粗略说完那些事情，一定会告诉我类似做人要正要善良的话，我至今却是记得的。姥爷姥娘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救人性命这样的大事，在他们心里或许只当是平头百姓最本分的事，就像生活困难的那些年里，来村子里讨饭的外乡人大多会得到姥爷姥娘的帮助，管饭、留宿是常有的事，即使他们自己困难挨饿，也总会想法弄口热水热饭给那些比他们更困难的人。
　　

姥爷寡言，我记事起，对于家事及外事，很少听到他多说，更不会啰里啰嗦，但只要他开口说话，大多是一锤定音的决定。家事如此，外事也是如此。姥爷辈分高，在昌邑北部的这个一百多户的小村子里，他算得上太爷辈的，年轻时又闯过南走过北的，说话自然有分量。村里人大事小情的总会到他面前念叨一番，诸如婆媳不和邻居不睦等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要找他调解。姥爷的调解大多人会服从，至少表面上是服从的，但他总是以自己的耿直和本分为立场仗义执言，有时候难免不合一些人的想法，也就避不开人家在背后非议甚至诅骂。这些诅骂的话传到家人耳朵里，也免不了要气愤，就嫌姥爷多管闲事，是“黑虱子”跑前面出力不讨好。姥爷有时候也憋屈，被家人说得多了，发狠说不再管别人家的事，结果是，再有人上门找他办事或调解，姥爷热心如故。时间久了，家里人也懒得跟他别扭。姥爷因此就有了个“黑虱子”的外号，在小村子里叫得很响，直到他渐渐老去，再无心无力顾及身外之事，“黑虱子”这个外号才没有再被人提及。
　　

关于姥爷年轻时的走过南闯过北的说法，一直是个迷，我成年后感到好奇，试图从他的嘴里知道一些线索，可他越老越是少言少语。老年人怀旧，大多喜欢对别人絮叨自己的往事，唯恐别人不愿意听自己的过去。姥爷不这样，他不愿意出门了就半依在炕上眯着眼，很少说话，对自己年轻时的事说得更少，即使在他喝点酒愿意说的时候，对自己年轻时的那些事情也只是不痛不痒的描述，无法让人得到更清晰的脉络。村子里与他同年纪的人所剩无几，我好奇着问过几个人，所得到的，比姥爷的叙述还要模糊。在有限的线索里，我无法得到谜底，只能靠那些线索去想象。姥爷年轻时同村子里的七个人组织起来打过小鬼子，后来加入在昌邑本地很有名的“白浪河支队”抗日武装，再后来编入“西海独立营”，还在胶东参加过有名的“粉子山战役”，以后他们随队伍多次转战其他地方，两年后西下去参加“淮海战役”，途中因家事返回，从此与部队失去联系。在我的印象里，与部队失去联系，同时失去党员身份，是姥爷老年后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他有时喝了酒，半醺之时不止一次对我叙述过这件事的经过和遗憾。据姥爷说，当时姥娘、母亲和舅舅一起病倒在炕上，邻居们看她们娘仨病得厉害，才给还在行军途中的姥爷捎了信。姥爷是极为顾家的人，得信便赶着回家，跟连长请假时，连长给了他一件灰蓝色的军大衣，在领子上签了名字，告诉姥爷回来找队伍时作为证据。姥爷急三火四辗转回到家，姥娘她们娘仨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病得最重，不到一岁的他几乎是只有一口气还在吊着，舅舅以后患上严重的气管炎，生活一度不能自理，大概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姥爷悉心照料姥娘娘仨三四个月，等姥娘她们好得差不多了，就拎上那件大衣回去找队伍。姥爷却没能再找到队伍，大半年后，他又拎着那件大衣回到了村子，自此，彻底与队伍失去了联系。姥爷从队伍上回来以及又去找队伍的事，村子里跟他岁数差不多的很多老人可以证明，他的那件军大衣也有不少人见过，至于为什么没能再找到队伍，姥爷的说法是当时战场太乱了，到处都是整合、改编、换防的部队，他在战场边缘来来回回地打听，始终没得到那个连队的任何消息。
　　

按姥爷的年龄，这样的经历发生在他的身上是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姥爷的经历也算得上是传奇了。但这一切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唯一还可以采信的那件军大衣，经历了那么多年也找不到了，姥爷虽记得那个连长和一些战友的名字，这么多年了，他们是否还活着又在哪里，一切都是未知。这样一来，姥爷自己说的那些经历和村里老人的一些记忆，也只限于老人们怀旧的一点话题，在后来人那里是缺乏可信度的，包括母亲和舅舅在内，在背后也会质疑姥爷的一些说法。但姥娘坚信这一切，姥娘不识字，也不善言辞，她跟我说起姥爷年轻时的一些事时，一口咬定姥爷的那些经历是千真万确的，态度异常决绝。大概是九五年左右，政府要给一些军人落实政策，其中也涉及到有过姥爷这样经历的人。那时姥爷已七十六岁，自然为这样的好消息高兴的不行，便一直催着舅舅去找有关部门考证落实。舅舅本来就怀疑姥爷那些经历，手头又没有有力的证据，但拗不过姥爷的意思，就极不情愿地托了人去找有关部门。后来有人到村子里进行了走访调查，隔了一段时间，给姥爷落实了一些政策，我记得是认定他有过参军的经历，大门上挂了“光荣人家”的牌子，好像每月有八九十元钱的补贴，过年的时候有五斤猪肉二斤茶叶一幅春联一张慰问信。那些年我忙于自己的工作，琐碎无用的事太多，对姥爷落实政策的这些过程知晓不多，后来听说了，对落实的结果很不以为然，认为那只是查无实据而又不可否认的模棱两可的说法，至多是给老人的一点安慰而已。因为，我在心里是认定姥爷的那些经历的真实性的，我在想，救人性命的事在姥爷那里被当做一种很朴素的本分，这样天大的事他都不张扬，他那么大年纪，没必要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去说谎。我觉得遗憾的是，如果有人能为姥爷他们这样的人多奔走一些，或许总能找到更清晰的线索，结果也许会更好一些。
　　

姥爷很知足给他落实的这些政策。姥爷是个容易知足的人，从我记事起这么多年了，没见过他有过什么抱怨，包括最困难的那些年里，他不多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四平八稳地过着日子，看不到他脸上有喜色也看不到什么怨色。给姥爷落实政策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背了，听不清我们说什么也不愿意与我们多说什么，议论到他的那些待遇，他听清楚了，会咧着缺了牙的嘴笑着冲我们竖大拇指，满脸的知足样，我们知道，姥爷的大拇指是在夸政府的好。姥爷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长短，也不允许家里人凑在一起议论别人的是非，他更不允许家里人议论政府和党的是非，谁要是说政府和党的不是被他听到了，他会很生气，甚至会发火。姥爷这种对党和国家的态度，让人很难想象，现在说出来恐怕也很少有人相信，但他就是这样。我想这也许与姥爷的性情有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他的心里或许还谈不上什么信仰的高度，即或有，大概也只停留在素朴的感情角度上，他一辈子对人耿直实诚，活在人最起码的本分里，把大事小事都看做是信义的本分事，这样说起来，他对党与国家这样的态度，是出自他的本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可以看得出，姥爷对给他落实的一些政策是真心的欣喜和知足的，至少，他很满足于政府给他经历的一些证实，但有一件事我至今为他遗憾，那就是没有人和证据能够证明他曾经是个党员，他对任何事都是实心眼，这件事在他心里会是怎样的遗憾我不知道，凭他对政府那份素朴的感情，对失去党员身份，他一定是有遗憾的，只是他不说。
　　

把我从寿光老家寄养到姥爷家里，是我母亲无奈的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那种贫困与饥饿是现在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妹妹出生后，我们家里的生活变得愈加困顿，母亲不想让我们兄妹同时受到委屈，只得忍痛把我送到姥爷家寄养。相比而言，当时昌邑的生活条件比起寿光要好点儿。姥爷家的小村子南边有潍北农场，北边有潍北靶场，当地有驻军，有盐场，离海也不远，不是遇到大灾年，人吃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而在当时，能吃饱肚子就是老百姓的最大奢望了。姥爷那时六十岁不到，平时不言不语，人长得黑，又瘦，在他的脸上看不出喜也看不到忧。我记事起就总感觉姥爷不是太亲近人的人，心里还有些怵他，远没有姥娘那种母性天生的慈爱让我感到亲切。说昌邑生活条件稍好也只是相对而言，青黄不接的时节缺衣少食也是常有的事，靠黄萋菜种子面窝头度日的人家也不在少数。
　　

我三岁开始待在姥爷家，一待就是十年，我姥爷姥娘，舅舅舅母加上两个表弟，一家七口人靠吃地瓜干玉米面等粗粮的日子不少，却从来没吃过那种黑乎乎硬邦邦粗涩难咽的黄萋菜面窝头。那十年，虽说只是旧衣粗饭，但我吃得饱穿得暖，没挨过饿也没受过冻。后来再回忆那段时光，反而觉得平淡无奇，除了孩子们之间胡闹的趣事，其他的却没留下什么过多的印象。姥爷姥娘相继去世后，我与母亲再在一起谈论过去那些事情，从她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小时候不知道和不关注的事，加上自己那时也早已为人父，知道为人父所付出的辛苦，心里更着实感受到早年大人们的不易。姥爷那些年里起早贪黑，很少着家，回到家胡乱吃几口饭倒头就睡，话也很少懒得说，这一些，我是有些印象的。母亲告诉我，为了全家人的吃穿，姥爷那些年累得就差把命搭进去了，干完生产队的活儿，他就偷着下海捉鱼抓蟹，冒着危险跑到靶场捡炮弹皮拾碎铜，到盐场的公路边上收拾散落的盐粒子，冬天到北边的大碱滩里打野兔，再想着法儿到当地驻军或者农场家属那里换来全家人的吃穿用度。在那样困顿的年代里，五十多岁的姥爷隐忍着所有的艰辛，做到了一个男人所能做到的一切，而且比别人做得还要好，他所付出的艰辛无疑是巨大的。母亲一直说姥爷是很顾家很疼人的人，从我寄养在姥爷家开始，我少有这样的感受，甚至感觉他疏于亲人间的关爱，现在看来，的确是我太不了解姥爷。一个人对亲人间的疼爱，很多时候是藏在心底的，甚至让人感觉不到这样的疼爱，姥爷就是这样，他是把这种疼爱坚持成责任和信义的事在做。说实话，我至今也认为姥爷不是太会疼爱人，是持重多于关爱的，有时在心里默念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对我的那些疼爱像影子一样模糊，却无时不在跟着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姥爷快九十岁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康健，没有什么病，走起路来很迟缓，但不呆滞，也不需要拐杖，他和姥娘的日常生活大多能自理，不需要家人过多照顾。姥爷和姥娘平时很少出门了，吃过饭就围坐在小炕桌边喝茶水，他们的耳朵已经背得听不到彼此的说话，便很少说话，常常是坐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偶尔想起什么，就凑近对方耳朵喊一句，各自点头摇头或看着对方的眼神、表情会意。姥爷的话更少，平日里哑巴一般，他养了一条黄狗一只花猫，平时把大门一闭，除了陪姥娘坐着喝茶水，就是侍弄狗和猫。有时我去看望姥爷姥娘，常常感动于这样的场景，那是一种将尘事与时光拒之门外的安静，远远大于屋子里的沧桑朽败之气，姥爷与姥娘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六十多年，老来能相互依靠着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守着这一屋子的安静，这是什么都换不来的福气。当时我也过了不惑之年，我天性懈怠或者说是偏于懦弱，对人生的很多事情不是不想追求，而是不知道如何追求，也就懒得去预设或谋划，甚至对一些人生紧要关头的事情也持无欲无求随遇而安的态度，没有机会时不想机会，有了机会也不善于把握，让它在自己眼前白白溜走。按道理，我这样的性情与现实本该是相安无事的，不求大富大贵，平平安安总是可以的吧？事实是，我过得一团糟。那时我的工作生活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平时懒于预设谋划，事到临头也只有手足无措的份儿，在这一点上，我是远没有姥爷年轻时的那种脾性的。一段时间里，心浮气躁时身边却无人可诉，又不敢告诉父母，就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隐忍，却全不是姥爷年轻时的那种隐忍。也正是心里无法诉说的苦楚，让我愈加羡慕姥爷姥娘这样晚年时的静谧，自己年纪过了四十，又经历着人生的一些苦痛，感伤的同时，就想着如果我的晚年如同姥爷姥娘这般在安静里厮守着老去，实在是一种福气。
　　

我期望姥爷姥娘那种相守安静的日子越长久越好，现实却与期望总是差了半步。姥娘出门拿柴火时摔了一跤，右腿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姥娘九十岁高龄的人，已朽弱得如同枯败的落叶，再置换股骨头显然不可能了，只能躺在炕上静养，卧炕静养是好听的话，事实是，姥娘的残年要瘫在炕上了。其时舅母已经去世，舅舅又体弱，无力照料姥娘，商量来商量去，没别的办法，只能把姥娘送到寿光由我母亲照料。我母亲也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也无力同时照料两位老人，姥爷也只好留在昌邑由舅舅负责。我和母亲去接姥娘，离开的时候，姥爷迟缓着脚步到门外送行，满是皱褶的老脸上写满了疼惜，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躺在车里的姥娘，眼中是孩子般的无助和无奈，他的一只手抓着姥娘的一只手，久久不愿意松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姥爷的无助和无奈，也是我记事来第一次看到他的真情流露，在我的心里，姥爷一直是年轻时刚强隐忍的样子，从来都没有想过，那种无助无奈的眼神会属于他。这大概就是人生的苍凉，这种苍凉其实人人都会有，一直像一汪水一样静然储存在各自的心底，被坚硬的隐忍所裹持，隐忍的堤坝即使再坚硬也经不住岁月的浸泡，一道堤坝在沧桑里倏然坍塌之时，心底的那汪水就会在瞬间倾泻而出。姥爷隐忍了一辈子，那一瞬间，他是真的无力也无法再隐忍下去了，在岁月面前，他的刚强终于柔弱下来，他心底的苍凉随之倾泻而出。姥爷留在昌邑，姥娘到了寿光，两位老人厮守安静的日子，就这样被姥娘的伤切断了。
　　

我们不放心姥爷，便隔三差五去看望他，顺便给他带去吃喝的东西。姥娘不在，屋子仿佛一下子空了大半，愈加的孤清，姥娘在时那种馨然悠适的气息少了很多，再也掩遮不住屋子里的枯寂之气。姥爷很平静，每次去都看到他独坐在那里喝着茶水，侍弄着自己的猫和狗。屋子里还算干净，老物件上没有多少灰尘，摆放的也整齐，看得出，姥爷会时常擦擦那些东西。姥爷年轻时讨厌邋遢，他给舅舅盖了新房子，让舅舅一家搬到新房子住，自己和姥娘住在老屋里，用的也是老物件。在我的印象里，姥爷和姥娘一直把老屋子打理的干干净净的，丝毫没有老年人居所的那种颓败气息。姥娘不在家的日子里，姥爷也没让屋子凌乱起来，这让我心里欣慰也心酸。欣慰的是，姥爷还没有被自己心底的苍凉压倒，他年轻时的刚强还没有彻底消失；心酸的是，他独自面对自己心底苍凉的日子里，一定会愈加感到苍凉。看我们到来，姥爷就大着嗓子连续问几句姥娘的情况，大不了是吃得多少胖了瘦了的话题，寥寥几句，却听得出太多的关切。问完了便不再说话，让我重新沏茶喝水。姥爷的茶叶大多是我捎给他的，他平时舍不得喝，一点一点放在抽屉里收藏，瓶瓶罐罐装着，有的都很长时间了，新茶变成了陈茶，打开来有股霉味。那些霉茶在瓶罐里装着，形色略有黯淡，再怎么沏，也是暮霉之气，不会再有最初的灵醇了。我趴在姥爷耳边告诉他把霉茶扔掉，我再捎新的。他听了，咧嘴笑笑，摆摆手大声说：喝不了几天了，也吃不了几天了。姥爷的话让我心酸，又一次感受到他心底的那些苍凉。姥爷也是平常人，免不了在心里恐慌死，他也一定会像其他老人一样怕死，他和姥娘都怕，但两个人厮守着时，这样的怕是淡淡的怕，甚至会有些安然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可在姥娘伤了之后，没有人再陪伴在姥爷身边，他的这种怕是孤清的怕，那种孤清，甚至比死更让他恐惧，他不想在孤寂中死去，但这却不是他年轻时的刚强与隐忍能抵御得了的。
　　

姥爷走得很坦然很平静。姥娘回昌邑十几天后，姥爷就浑身乏力躺在炕上不想再动，神智也变得模糊。姥爷是晚上走的，咽气前很清醒，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很平静地指派母亲和舅舅从柜子里找出寿衣给他穿上（那些寿衣是姥娘能动时一针一线做好的，放在柜子里有些年头了），头歪向躺在一侧早已神智不清的姥娘，呼出最后一口长气闭了眼，脸上还是年轻时的表情，看不出喜也看不到忧。
　　

姥爷走了三年了，我一直想写些文字纪念他，要写了却又感到无从写起，他太普通，太大众化，能写下的，也没有特别之处，就像我写的这些，回过头去看，也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最普通的影子，甚至没有更清晰的脉络值得回味，但我还是写了这么多，他再普通，也是我的亲人。
　　

姥爷三周年的忌日，全家人去给他和姥娘上坟。在坟前，我相信了给姥爷算卦的那个人的话，姥爷终究是活到了算卦人说的九十二的寿限，但我更愿意相信卦言里的那句话：姥爷年轻时做过些善事。如果要我再加一句的话，我会说：姥爷一辈子做着自己认为是本分的事，他一辈子活在自己的本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