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送鸡毛信-----走亲戚的故事

　　　　　　　　走亲戚的故事 　　初中一年级上地理课，老师给我们制作了一个沙盘，是大王公社的地形图。曲曲弯弯的蓝色河流，从西北向粗线条的黄河，到细线条的涧河、好阳河、干家河、黄村河次第而来，源头都在崤山深处。那手电筒里的小灯泡代表各大队所在地，错落有致点缀期间。我们都好奇地爬在上面，目不转睛地看。我在辩认我的舅家、姨家、姑家、姑奶家所在村子的方位。更有意思的是，包括各自然村都算上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些不常去的几个村子的亲戚，又勾起了一些点滴的记忆。 　　去后地姑奶家，要过北营村。1970年代的北营村也是一个移民村，规划成整齐划一的典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主街，有小巷，一排排干土坯垒的“估里窑”矗起，只有个别光景好的人家是土墙瓦房。村旁边是一段废弃的火车路，解放前修的单轨陇海铁路，1959年修三门峡水库时北移到现在的崤山脚下，西行而去。我们想象着当年的神秘，过这一段废铁路时，大人们总给我们重复讲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日本的大炮架在黄河北岸山西境内高高的崖头上，在十里外向这里开炮，有三个重要炸点：一个是大营黄村河入黄河的铁路桥，一个是好阳河入黄河的铁路桥，一个是涧河入黄河的铁路桥，就是老灵宝县城的那段铁路。每有火车驶过，日本人连火车带桥一起炸，有时日本的小飞机也飞来，让我们先辈们吃尽了苦头。 　　走到北营村外，路过一片铁丝网圈的地，大人们告诉我，这是棉花国库。豫西各处上交国家的棉花，分拣、加工、打包后就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来。大人们说，棉库总共有5道岗。进入大门一道岗，就换上国库里面的司机，进地下仓库前再换司机，进去后再换。说得非常神秘，但他们谁也没有跨进大门一步。道途听说的，臆想的总是活灵活现，传神而逼真。 　　那两年，大王乡、大营乡多遭遇冰雹危害，不是把既将成熟的麦穗打坏，就是把刚结穗的玉米、刚结桃的棉花打折，匍匐一地非常悲惨。于是上面调来火箭炮，让驻守棉花库的部队操练，专门对准黄河北岸的山西境内的黑云抱疙瘩打，以驱散云层。 　　天阴下来，光线暗淡，只见那红色的火箭弹头，流星一般飞进云层，一颗两颗三颗……红色弹头飞进去就不见了，很快听见一声声闷响，不多会，云层就被驱散了。就这样，一个一个黑云地打，整个时间大约持续一个多小时。随后就是阳光普照。这时方圆三、四十里的乡亲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在不同方位的田间地头扶锄而立，指指点点看个够。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 　　当地有俗语云：云行东，刮股风；云行西，学生娃子干研墨；云行南，水成潭。云向南边来，就是从黄河对岸来，一过来就是恶风暴雨，很应的。后来上林校学气象学，才明白，空气在空旷的黄河上空对流，吸收大量的水蒸汽，容易形成降雨。 　　那一年，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云层，竟连正常的雨水也打没了，乡亲们更有意见。黄河北岸的山西人更有意见，传过来话说，打得太早，连正常生雨的云也驱散了，那边也旱狠了。 　　河南这边的老乡幸灾乐祸，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么。想当年，日本人利用你们的村头高地，设炮打我们河南这边的铁路桥，炸我们的县城，你们觉悟也不高么，也不见你们夜里摸到日本人的炮楼搞个破坏么，现在也让你们尝尝火箭炮的厉害。山西人哭笑不得：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我们一群人就这样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地村姑奶家。 　　走亲戚时间长了，竟有瘾了。一段时间，母亲没有安排我走亲戚，心里直痒痒。那天早上，初中同桌张松常提议，“今天不是老城逢集吗？我大姨在老城村，听说你二姑也在老城村。咱俩给班主任编个谎，就说我肚子疼拉稀止不住，要请假去看病，你陪我，你看成不成？”我说，“行。”于是我俩一同到张老师办公室，张老师准假了，还表扬我，小小年纪就知道互助友爱。 　　我俩装模作样，出了张老师的办公室，拔腿就跑。一出学校门，就一溜烟向西窜去。我们一路说笑，过党村，穿南营，很快就到了老城村。这里逢五集，大集体时代，乡亲们都集中起来在生产队劳动，行人较少。但一街两行的小吃摊不少，炒凉粉的，炸油条的，卖棕糕的，冷清中透出几分热闹和繁荣。我们两个人的口袋没装钱，看着那些小吃也是干流口水，况且我二姑家我从没来过呀。 　　还是松常有办法，他让我俩先到他大姨家，再给他大姨报上我二姑的名字，然后让他大姨领住我去找我二姑。果然凑效，20分钟后，松常大姨就带我找到了二姑家。

　　但那天不凑巧得很，二姑和姑夫都被生产队派到10里外的黄河滩割大豆了。我有一种不踏实感，一种想哭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还好，二姑婆婆和颜悦色地问我，“家里有什么事吗，你妈打发你来的？”我低头嗫嚅道：“不是，我想来赶集，顺便看看我二姑。”二姑婆摸摸我的头，说“好娃子，心里有你二姑就好。” 　　这时已错过吃中午饭时间，二姑婆就领我走出小巷，转身就到了大街上，让我吃炒凉粉，喝捞糟，吃棕糕，还吃了一个肉夹馍。美滋滋饱餐一顿，我那憨乎乎的样子，二姑婆一定觉得可笑。 　　一个小时后，二姑婆把我送到松常大姨家。我俩顺利相会，先别了各自的亲戚，一路小跑往回赶。路上交流心得，松常很羡慕我，他说大姨家穷，大姨从家里拿了两块玉米面馍，给他要了一碗凉粉汤喝了喝，一边吃还一边数落他，不该逃学出来玩。但就这他也满足了，在家里是连凉粉汤也喝不上的。 　　一回到学校，班主任张老师就劈头盖脑训斥我俩：“小小年纪就学会编谎，到大队医疗室一问，人家说没见，可急坏我了！写检讨，写检讨！在全班会上念！” 　　第二天我低着头红着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检讨自己，先是上纲上线，检讨自己好吃懒做，接着揭发说我是上了张松常的贼船。松常拿眼睛斜着瞪我，我才不管呢，要紧的是赶快脱身。 　　接着是松常检讨，他说自己不应该撒谎，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最后嘟嚷说：“其实不划算，我还没有西北望吃的样数多哩。他二姑待他亲，我大姨见不得我，骂我不该逃学。” 　　一直板着脸的张老师忍不住咧了一下嘴，全班的气氛一下子松驰了，同学们哄堂大笑，前仰后合。 　　当天夜里母亲还打了我，母亲总是打我的头，把她的手打得生疼生疼。最后她恼羞成怒，又踢了我几脚。母亲边打边骂我“欠吃鬼，丢人现眼，走亲戚也不看四下，你二姑不在，你应该转身就走，还让人家老婆婆拉你到大街上吃，当正儿八经的娘家人哩，也不嫌怪不嫌羞！”母亲一辈子讲争气，她打我主要是嫌我在亲戚里“丢人现眼”。 　　我心想，不就是吃了几样小吃吗？咱家有吗？你什么时候领我去吃过那怕一碗凉粉？看我一脸不服气的样子，父亲上来又踢了我几脚，我只是晃了晃，又站稳脚跟没有挪位。二弟、二弟、小妹，先是一脸严肃，转过脸又是一脸坏笑，个个幸灾乐祸的样子。
　　　　整个受训过程，我都是站在大土炕跟，一动不动。忙了一天的父母，上了一天学的弟妹，不多会儿都打起了酣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就这样怄着站着。每次遭打遭训，我总是这样站着以示抗议。有时母亲一觉醒来，把我拉上炕，我也顺势下台阶瞌睡了。有时她连拉我几次，我也不上炕。她嘟嘟嚷嚷骂我“真是个怄钉！”有时也无趣巴嚓自己爬上炕找个位置睡下，有时竟糊糊涂涂爬在炕沿上睡着了，醒来炕沿上留一滩涎水。怕父母看见，赶快用袖头子抹一下。 　　这次例外，母亲醒来说了一段温和的话，她说：“人家都说老城人皮薄尖酸，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没想到你二姑婆倒这么好。我就放心了。下次去，给你二姑捎些苹果去。她们那里光有大枣，缺苹果。”我也没有再坚持站，就上床睡下了。 　　另一次也是个例外，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九岁的样子，刚学会走亲戚。放秋忙假了，一大早母亲就给我穿戴一新，塞给我一个柳条篮，让我提着去北路井村水旺爷家。柳条篮里上面是一把小葱和韭菜，下面放着十几个苹果。 　　我直纳闷，北路井村我没有去过，只是去胡家塬姑家时远远望过那个村。更何况母亲说的这个水旺爷，我也不认识。我没有把握，也没有兴趣，我不想去。 　　我说：“妈，你不引我，我不去。掂这一篮子东西，死沉死沉。”
　　母亲不高兴了，阴沉着脸说：“小娃子家，咋真不懂事呢？大人忙，你没看见？按我教你的，先找着你充玉哥，让他引着你找水旺爷。” 　　我只好答应，委屈上路。母亲见我出了门，似乎松了一口气，许愿道：“下次去你神窝姨家，让你多住几天，黄瓜、西红柿、向日葵让你吃个够！” 　　我就一个小人儿上路了，穿玉米林，过棉花地，一会儿拐弯一会儿上坡，俗话说，远路不捎脚，越走越沉。提着个篮子，我左胳膊掂酸疼了，换右胳膊，右胳膊酸了，又换左胳膊。腰左咧咧右挪挪，前弓弓后仰仰，累得满头大汗，非常难受。抬头望望，自己给自己定个短期目标，走到前面那棵大树下歇一歇，再走到那片棉花地头歇一歇，再走到小南朝村口歇一歇，再走到大坡顶……就这样自我激励，终于挪到了北路井村。 　　先在村口挡行人，打听冲玉哥的家在哪里。冲玉哥是二姨前边男人的儿子，二姨后来改嫁到朱家窝村，那边婆家不让二姨带冲玉哥，冲玉哥只好留在本村和他本家叔一起生活。 　　我见到冲玉哥，他二话没说就领我到水旺爷家。水旺爷先是诧异，再三问了冲玉哥，验明我的身份，才接过篮子。十五、六岁的冲玉哥有点不耐烦，说：“水旺爷你还不相信我？他确实是我董家村大姨的大娃子！” 　　不多会，水旺爷从另一眼土窑里出来，在柳条篮里放了不少甜柿子，让我捎回去。他说：“大爷忙，也不留你吃饭了。放上两块干馍，你就着柿子吃，剩下的给你妈捎回去。”我死活不要，太沉了，我掂不动。我要哭了，我非掏出来一半不可。水旺爷一脸严肃，“不行，柿子太少了，遮不住篮子底，你妈要笑话我的。” 　　看着水旺爷威严的面孔，我胆怯了，只好提上走。
　　出了村口，我让冲玉哥送我一程，冲玉哥爽快答应，一直把我送到五里外的干店镇。一路上都是冲玉哥帮我提篮子。 　　 路上，我俩异口同声埋怨水旺爷：“也太小气了吧？连天晌午到你家，连口水也不让喝，让我在路上啃干馍。” 　　一路艰难回到家中，母亲见我异常高兴，一下子把我揽在怀里，口中喃喃地说：“我波受症了，我波受症了。”她竟然掉了几颗热泪，扑扑嗽嗽在我两腮。 　　不多会，母亲烧水给我打了两个荷包蛋。我直纳闷，不就是走了趟亲戚吗？母亲为什么这样激动？好象她儿子立了大功似的。 　　 八年后，文革结束了，不讲成份了，地主摘帽了，母亲才说破那次让我提篮苹果去见水旺爷的谜底。 　　原来三爷旧社会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当过“包写”，就是抄文书的，抄抄公告之类的小职员。谁知二十年后的文革后期，村里的造反派，抓住三爷这个小辫子要置他于死地。那些天的夜里，在一家社员的大地坑院里，高高的枣树上挂着两盏大汽灯，他们让三爷和村里其他几个地富反坏们一溜跪在窄窄的条凳上挨斗。几个贫协积极分子，大声吆喝着“老实交待，还干过哪些坏事？”这些人谁也不吭声，就有人从背后蹬一下，于是就连人带板凳跌倒在地，把这些人摔得鼻青脸肿。 　　 然后扶起板凳，让你再跪再踢。三大、五大坐在下面，实在受不了这恐怖的场面，带着哭腔向三爷喊道：“大，大，你有啥就赶紧交待嘛，何必受要这个罪！”但三爷还是不吭声。三爷被打急了，同样带着哭腔喊：“我没有办过坏事，我交待啥呀！” 　　 凄惨、悲凉的喊叫声，在黑压压的人群头顶飘荡，十分森人。除了打手们的打骂声，黑压压的人群沉默着，就连黑夜上空的星星也眨着眼睛，沉默着。那时我还小，一家人被勒令倾巢出动参加批斗会，我被母亲抱在怀里，吓得浑身直哆嗦。这比奶奶讲的狼外婆、鬼故事更可怕更恐怖。 　　第二天听说一个地主分子不堪凌辱，在关押他们的大队院子里，投井自尽。 　　村造反派、革委会并没有因为出了人命而良心发现，有所收敛，而是更加变本加利，非整出一个大案要案不可。他们扬言“张发奎畏罪自杀，是不齿于人类、不齿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齿于伟大的革命群众，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又一天夜里，批斗会开到中途，一个造反派突然喊道：“张苍真，你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有据可查，还有介绍人呢。”黑暗中的三爷在板凳上忽然一震，不待打手们踢，就自己连人带板凳摔了下来。众人哈哈大笑，母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回来后，一夜没睡。母亲寻思着怎样救三爷，怎样让三爷躲过这一劫。母亲心里清楚，三爷不就是给她当过县长的二伯作过包写吗？六0年母亲嫁到张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三爷提起他被国民党县党部的一帮人强行加入三青团的事，花名册是人家填的，申请书也是别人代写的。老实巴脚的三爷不愿意，那帮人说，“就是给上边凑个数，也算我的成绩。说不定你将来还能飞黄腾达呢。何必老当这看人眼色的苦差事？”当时二十出头的三爷一想也对，自己的二哥在店铺里熬相公当伙计已站稳了脚跟，我在县政府有一天发达了，或许能光宗耀祖啊。 　　三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三青团。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三爷也丢了差事，灰头灰脸回到村里，老实种地。三爷还曾说过，北路井村的水旺叔那时在县党部当差，是他自做主张给三爷报名填的表，事后还挪揄三爷“苟富贵毋相忘”。水旺爷当时家贫如洗，土改时划为贫农成份，没有人找他的事。 　　母亲一夜没有合眼，天未亮就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水旺叔，我三大张苍真加入三青团一事，你最清楚不过。现在人家整他这事，要往死里整。这次就看你的了，你若大慈大悲救我三大一命，他的儿孙们都永世难忘。” 　　母亲本来打算连夜冒险前去找水旺爷，但怕村口站岗的民兵发现，第二天又要下地劳动，最后决定由我代理，她把纸条放在柳条篮底部，让我去执行任务。我人小目标小，走亲戚又出了名，邻居毗舍也没有人怀疑我。 那天情况紧急，水旺爷不让我喘气就离开他家。他同样十分潦草地写了张纸条：“你放心，水旺叔不会枉嘴嚼舌。加入三青团，你三大一概不知，他是被迫的，冤枉的，打死我我也这样证明。” 　　后来得知，就在我离开水旺爷村的半个小时后，村里的造反派从另一条路上赶到北路井村，找到水旺爷家。来人先是若无其事地问：“听说你在国民党县党部干过？”水旺爷回答：“是啊，那时家里穷，谋个差事混口饭吃。”来人话锋一转：“听说重王村的张苍真那时加入三青团，你是证人？”水旺爷镇定自若，说：“让我想想……噢，有这回事，但不是张苍真自己要求的，是我们背着他签的名按的指印。事后他大骂我，说我日捣他，把他往火坑里按。他背地里还骂过国民党，说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说人家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来人面带疑惑，“不对吧，张苍真有这么高的觉悟？”水旺爷回答，“真的，不会有假。其实，我和张苍真，用一句时髦话说，都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嘛！”来人也点头称是，最后让水旺爷在皱巴巴的笔记本上签上名。 　　水旺爷毫无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临走时来人又转身问道：“这几天重王村有没有人来你这里?”水旺爷哈哈大笑：“二十几年了，从不来往。咱是贫下中农嘛！”来人又补充道：“我们今天来你家，你要以革命群众的名义担保，决不泄露秘密，特别是对重王村张家人。”水旺爷又是哈哈大笑，“放心吧！” 　　母亲也就是在造反派一拨人去北路井调查的间隙来到大队部，用两个苹果一个媚眼支走了半憨半精的“二球货”把门人张启顺，进了关押三爷的屋子。“当忠叔，你们自己作践自己，也不把窗户打开透透空气，难闻死了，让人打倒噎气！”母亲进得门，抓住门背后的条帚把土屋齐齐打扫一遍，接着又把他们铺在地上的席片和被褥，抱出来在墙头上晾晒，她手脚麻利，随声喊道：“三大，你帮我抱被褥呀。”三爷走到院中，母亲迅速塞给三爷一个纸条，低声说道：“你放心，我水旺叔把责任全部揽到他身上，你死活不承认就是了。” 　　三爷趁这个当口，去了一趟厕所，快速浏览一遍纸条，随即撕成碎片，扔进茅厕里。
　　　　这时母亲还在和那些坏分子们拉呱，让他们振作精神，度过难关。母亲要走了，那些人依依不舍，而三爷两眼含泪，“呼哧呼哧”哭得吃不成饭。 　　三爷就这样躲过了这一关，而临村的一个三青团就没有这般幸运了，他招供了，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送青海劳改。最后就死在那里了，连一堆骨殖也没有留下。 　　　后来风平浪静了，我们一大家子和三爷一大家子同住一个原来的老君庙，有一天，我家喂的一头猪，跑到三爷屋子，啃了几嘴脚地放的玉米穗子，又屙了一泡屎。三爷二话没说，抓起棍子把猪撵得满院子窜，口中还脏话连篇，父亲上前说了一句，三爷反过来打了父亲一巴掌。那时父亲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很没面子，跟三爷大吵一顿。母亲拉回父亲，在窑里指桑骂槐：“你真是猪，记吃不记打！人没良好，你也没良心！”三爷在那边听见了，分明想起了什么，从此再也不做声。
　
　　后来五大当村支书，没有照顾我的三弟媳妇，去学校里当民办教师，母亲又提起当年那场让我当海娃送鸡毛信救三爷的事。又是一番埋怨：“你五大和你三爷一样，都是没良心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