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借笔墨遣情寄意

　　古代文人墨客醉心书法，其崇尚、赞美之辞若清泉流涌，他们认为生命的艺术要以生命的自由律动与心灵的真诚表现为旨归。书法之神妙，可创造出非凡的奇迹，不仅对书家本人，对那些敏感的诗人有魅力，就连普通的市井中人与官员也有很大的魅力。爱好书法的人，的确很多，可真正爱得深切，执着以至达到痴迷的，就要少得多了。人道是学艺求知，不痴迷者难奏功，书史上那些成名成家的人自然也不例外。 　　每一个书法家都有自己的苦学史，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过程。其实书法家勤奋的真正驱动力决不是来自外在的名利方面的诱惑，而是来自内在的生命体验的强烈情感需求。书法家忘乎所以地投入到书法中去，看上面似乎常与名利相关，其实骨子里却是在实现对名与利的超越。在迷恋于书法艺术的书家心目中，因遣情寄意、陶情冶性而获致美的享受，才是至高无上的。陶陶然于书海墨浪的书家遵循的是愉人的原则及情感的逻辑。 　　一般所说的“写字”，并不一定是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创造。学书者认真地临帖或善书者为了完成指定的任务机械地抄写，这些都很难成就一幅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而像张旭的“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则很容易被视为真正的书法艺术活动。因为在张旭的“变运犹鬼神，不可端倪”的墨迹中，融入了书家的“喜怒、窘穷、忧患、愉悦、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等内在而复杂的情感。用比较规范的话说，书法艺术是以“意象”为基本结构的、借助特有书写工具运作的表情艺术，它的结体总是处在“具象、抽象、意象”，则正是书家情意与符号的有机结合，是书家整个生命的投入与映现。 　　象其它艺术创作一样，书法艺术的创作须臾离不开创作主题，即书法家的情感活动。堪称书法家的人，大抵是识文断字、精通文墨的“文人”。据鲁迅说，惟其是文人，就更其敏感，更具有强烈的爱憎，这从书法艺术活动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书法艺术活动与书家的情感体验确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是情感体验往往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的。就古代人及其情感的形态看，基本上可分为得意文人与失意文人两大类型。这两大基本类型还可以衍生出得意与失意交错或交叉的多种文人形态。这种文人命运的色彩变换必然会对象化到书法艺术中去。得意者有得意的笔墨之意，失意者有失意的笔墨之意，情感起伏变化也会在书法艺术中得到微妙的反映。东坡居士是位万花筒般的人物，他的多色调及命运的得意、失意的转换，在其书法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如其所著书的《前赤壁赋》，书作内容与形式浑融一体，道、禅的气息弥漾其间，于稳健而流丽的墨迹中，寄寓着一种超然物外、与天地同化的情趣。然而这时候也正是他贬官黄州之际，与他为遭贬之前所撰并书的《表忠观碑》的气宇轩昂、方正俊伟，有着不小的差别，由热烈而趋淡泊了。这在苏轼此后的生涯中仍然反复重现着这不同的生命乐章。宋四大家中的另一位米芾，也如苏轼一样，是一个内心世界呈现风云际会、复杂多变的文人。他曾心怀大志，跻身仕途，然而仕途坎坷，世道难予拯救，于是转而沉浸于书画之中，且作精神的逍遥游。正是他独特的情感历程及其形成的个性，使他的书作具有率意放纵的笔法、奇诡逸纵的结体、淋漓酣畅的气象等特征。 　　作为得意文人的典型代表，虞世南官运亨通、极得皇宠，几乎无往而不趁心如意，但他也需要书法艺术的熏陶。从实际情形看，当其入世进取时，必然会受到严格的书艺训练，遂使他与酷爱书签的唐太宗有旷世知音般的交流。同时也由于恪守儒法、身为人臣所带来的精神疲累，必然多少要求得艺术女神的抚慰。在一定的程度上说，虞氏将己严禁不苟的儒臣生涯艺术化了。一方面克尽职守，忠义双全，一方面寄意翰墨，陶情冶性，这两方面又始终“互补”在一起，构成了维持心身平衡的调节机制。因此之故，虞氏竟舒坦地活了八十一岁，象虞世南型的文化名人，近世在中国仍不少见。 　　无论是失意文人，还是得意文人，他们都在书法艺术实践中追求着，实质上是同一个目的，即遣情寄意、抒散怀抱，求得心安理得的闲情逸趣、高情雅趣。这也正是被称为本质上是大和谐、大静谧的东方文化在书法艺术上的具体体现。林语堂曾以为，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那“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和郑板桥，在书坛上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了“漆书”与“六分半书”，一个用剪去毫尖的秃笔硬“刷”出自己心中的块垒；一个可以以隶书行楷，杂以画法，兼之诗书画融为一体，高简古朴，意态潇洒。然而，他们的身世皆属不幸，现世的失意惟有促使他们到艺术世界中寻求补偿。能体现闲情逸致、雅意盎然的艺术作品对古人来说，才值得给予最高的赞美。 　　英国学者L·比尼恩曾从“生命艺术”的角度阐发了东方艺术的精神，他盛赞古人对大自然采取的宁静的接受态度，认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之间的一种和谐，一种自由自在互相沟通的渠道。也许可以把这中将艺术与大自然的契合称为艺术的仿生。在李白的眼中，怀素的“墨池”会“飞出北溟鱼”，怀素的“笔锋”会“杀尽中山兔”。每观怀素挥洒，就感到“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在韩愈的眼里，张旭极善于“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则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这就是时或颠狂自傲的张旭，在虚心师法自然，体悟仿生奥妙方面，却常能超犯绝伦。
　
　　像张旭这样善于从自然生命的运动变化中体悟出书法的用笔、章法、意境、神韵的书法家，还有不少。或者说，大凡能在书法艺术上有造诣的人，必须学会观察自然、体验生命，把握身内身外的自然生命的运动规律，然后在生命共感的活跃中，心手双畅地流美于外，写出得意的佳作来。王羲之性喜与鹅作伴，由鹅之昂首拔蹬，亦体验到生命运动的和谐有度对书法的重要性，笔法遂有所进。倘没有天朗气青，惠风和畅，流觞曲水，兰亭风物，也许就没有那永和九年所发生的平和畅意的书写活动，也就不会有书法史上那一次空前绝后的艺术产儿降生。《兰亭序》墨迹的真伪姑且不论，仅就几中摹本而言，也教多地传达了那种与自然契合的和乐之美。李阳冰喜古篆。其《谦卦碑》等书作就表现了他从自然社会所获致的书法意象，表达了一种古雅而微妙的生趣与情趣。所谓“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就道出了板桥书作涵蓄的兰性蕙心以及由师法自然而来的怪奇生巧的意趣。 　　这种来自大自然风物的艺术启示或创新，常常给人带来一种亵渎成法的异样快感。这对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失意文人来说，尤其显得珍贵，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心理补偿。迷恋于书法艺术的人常常以同样的痴情迷恋于大自然，从大自然的生命轨迹中感悟出书法运作的规律。书法艺术与大自然生机及书家自我生命之间确乎存在着非常深切的联系。笔墨之意，道出了人与自然，字与自然的永恒性联系，也道出了书法与人的情感和生命有着实难言传的神妙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