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与藤的爱情诗篇

　　柏与藤的爱情诗篇
　　文/潘霞
　　阳春三月，浙江永嘉，油菜花妖娆绽放，清香扑鼻。在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热闹掩映下，楠溪江畔的耕读小院却自有另一番风景，环境清幽，新绿拥簇，置身于阳光与梦幻之间，诗意涌上高瑛的心头。她铺开一张白纸，满怀深情地写下：艾青，我要告诉你／院中的玉兰树又开花了／这是你最喜欢的花／因你，我更加爱护她／我无法留住你／却守住了玉兰花……
　　她又在思念艾青了。此刻，那双动情的双眼，仿佛就在眼前，最是那惊鸿一瞥，却已把三生注定。
　　那时，她是多么年轻啊，22岁的年纪，莲花般娇羞，向日葵般热烈，生活本该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可是恰恰相反，她正在一场被欺骗的婚姻里，独自挣扎。是啊，太年轻，18岁就稀里糊涂地嫁给谭谊，怎知道，他在乡下，还另有妻儿！
　　是的，孰不可忍。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高瑛还是提出了离婚，缺乏真诚的婚姻注定难以长久，她与谭谊，同家不同居。可是谭谊不同意离婚，而他们又刚刚调到北京，事情就这么搁着。
　　同在中国作协工作，但高瑛总是一个人，从不与谭谊同进同出。那天上午，她照例和同事们在作协院里做工间操，因为当过舞蹈演员，高瑛身段柔美，动作标准，做到“前屈后仰”一节时，就这那一仰间，她注意到一双盯着她的眼睛，就在二楼的窗户上！第二天的工间操，那双眼睛又出现了；第三天，心中疑惑的高瑛特意换了位置，然而，那双眼睛也随着她移动了。
　　他是谁？想干什么？高瑛不知所措。但她隐隐约约感到，自己“被看上了”。
　　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艾青，那时，他与第二任妻子韦嫈打了五年之久的离婚官司终于在韦嫈“我要叫你不得安宁”的诅咒声中划上了句号。在做工间操的人群里，看着那个爱穿米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爱情的火焰再次被点燃了。虽然两离其婚，心力交瘁，但诗人独有的激情是难以遏制的，即使爱情曾经给他带来悲哀，但他依然相信爱情，渴望爱情。看到高瑛，只是一个转身，一个回眸，他的内心，便如鼓满风帆的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驶入爱情的港湾。
　　他借故请她看电影，见缝插针地找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她说话聊天，还请妹妹当起挡箭牌，约高瑛一起去逛颐和园。高瑛是真诚坦率的，在与艾青妹妹的聊天中，她把自己的婚姻状况和盘托出，艾青听了，心事重重，一边抽烟一边在林间踱来踱去。
　　高瑛却是轻松了。在她眼里，艾青是个“庞然大物”，是她少女时代便浮想联翩的偶像，年龄又是父辈级的，她对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只有尊敬和崇拜。这下，他总该死心了吧？
　　然而，二楼窗户的那双眼睛非但没有消失，相反，艾青有了更进一步的举动――趁高瑛吃饭时，他递过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明天上午9时，我在崇文门内春明食品店等你，你一定要来。”
　　那晚，高瑛彻夜难眠，设想了艾青的种种坏处，她不相信一个“大诗人”会爱上她这样一个“小干部”，害怕自己还没有“从失败婚姻的坑里爬出来”，马上就“掉进另一个坑”。她不知道，艾青这厢，也是矛盾着的，妹妹虽然对高瑛评价不错，说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人很直爽，性格开朗，长得也叫人喜欢”，但是同时也劝他，“不要再接触，她还没有离婚会有麻烦。”
　　可是陷入爱情的人，哪里管得了这许多？
　　感谢勇气吧，这一会面的结果是，他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我爱上了你，在你知道了的时候，我了解了你。如果开始我知道你结婚了，我就不会有非分之想了，我会接受我妹妹的忠告。如果你的婚姻美满幸福，我也不会夺人所爱。”这透明的性格和灵魂，这坦诚的表白打动了高瑛，她的答复是：“如果我加你，等于苦海，我们都不要往下跳了；如果你加我，等于难逢的幸福，那么我们就得耐心等待。”
　　然而，爱情是无法隐瞒的，那甜蜜的幸福，连傻瓜都看得出来，何况，谭谊一点也不傻。他跑到单位告状，说艾青勾引有夫之妇，破坏了他的家庭。在五十年代，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
　　高瑛被隔离审查，突然调离。组织也找艾青谈话，不少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那段时间，艾青倍受煎熬，既不知道高瑛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会怎样，短短几天，他的精神都快垮掉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艾青从《人民文学》编辑谈家芳那儿知道了高瑛的去向，他托谈家芳给高瑛捎话：“我爱你，无论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我都会负责到底。”一个大诗人，抛开名誉不顾地位，这飞蛾扑火的壮烈，这掷地有声的担当坚定了高瑛的心。但她不敢写信，怕给艾青“罪加一等”，聪明的她想到一个办法，翻开托尔斯泰的小说《家庭幸福》，在这些句子下面，她划上了红色的波浪线：
　　“她会真爱他，所以愿意作他的妻子，相信他的生活会重新开始。”
　　“纵然令我面对全人类的讥笑，我要亲口对他们说：‘我爱他’。”
　　“我在思念中，便愈和你接近……”，还是通过谈家芳，书又回到艾青的手里。
　　看到那些特殊的“情书”，艾青的心终于落下来了，俩人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而此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法院的传票――谭谊告上了法庭。最后，高瑛被判劳教半年，监外执行。但同时，她也拿到了离婚判决书，她与艾青，百感交集，相拥而泣。
　　“轰轰烈烈爱一场，哪怕短点没关系。没有爱的婚姻就是一场慢性病。”1956年3月27日，在艾青46岁生日这天，23岁的高瑛与他终成眷属。
　　爱情容易，难的是相守，考验一个人，用爱情最恐怖也最真实。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艾青成了“大右派”，成了“反党集团”的一分子，写检查、批斗、各种迫害，在大庭广众面前，被原先的“朋友”痛斥“生活腐败”，《中国青年》杂志还特意发表了一篇《新时代里的寄生虫》，质疑他和高瑛结合的动机。随后，他被开除出党，撤消一切职务。
　　艾青精神崩溃，疯了。他半夜从床上蹦起来，用头撞墙，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坐在三轮车上，他神志恍惚，伸手就打车夫的屁股，一边大喊：“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清醒的时候，他就抱着高瑛哭：“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每次，他问她：“高瑛啊，你嫁给我后不后悔？”她总是说：“我无怨无悔，嫁你嫁对了。”
　　是啊，一个敢于说真话、实话，有着一身正气的性情中人，难道不值得去爱、去嫁吗？
　　那些日子，高瑛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呵护着艾青，为了不让艾青再受刺激，她每天去门口等报纸，然后仔细检查一遍，只要看到“反党”“右派”这些字眼，就赶紧扔进垃圾箱。单位开大会，让她检举揭发，她镇定地说：“我没法和艾青划清界限，更不能和艾青离婚，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跑回家中，情绪终于失控，她抱着艾青大声痛哭：“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要死，咱们死到一块。”
　　雪上加霜的是，发誓要让艾青“不得安宁”的韦嫈也在这时候落井下石，她告上法院，控诉艾青和高瑛虐待前妻的孩子，要求抚养四个孩子，并提出高额的抚养费。艾青不堪其扰，高瑛劝他：“你要尽量满足她的要求，我们现在只求过平静的日子。”
　　可是韦嫈不肯罢休，他们到了新疆，她的信就跟到新疆，攻击、谩骂、逼迫再加上劳动改造，艾青形容枯槁，疲惫不堪。是高瑛这个小女子，拿起笔来，写了长达13页的信，一式两份，分别寄给韦嫈的丈夫和他们所在的单位。生活终于平静了许多，艾青重又燃起创作的激情，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和长篇小说《沙漠在退却》的初稿。
　　理解和体贴的别名，应该就叫爱情吧，可是爱情的考验，远远没有完。
　　文革开始，他们被押送到号称“小西伯利亚”的农场，住的是地窝子，身材高大的艾青连腰都直不起来；在戈壁滩特有的严寒里，他每天挥动丁字镐，把厕所坑里的冰块捣碎，再一块一块清除出来。长期住在阴冷潮湿的地窝子，加上营养不良，艾青的右眼失明了，是高瑛紧紧相牵的手，一直温暖着他。他有感而发，在诗中写道：“朝着光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
　　她，就是他的影子。她把自己站成一堵墙，为他遮风挡雨，与他生死相随。21年漫漫长夜，“咬着牙跺着脚活过来了”，天终于亮了。
　　1978年，艾青以诗歌《红旗》《鱼化石》重返诗坛，得到平反后，正式调回北京。那时，他已经是个满身病痛的古稀老人了。和艾青一起探访故居时，看到院内的柏树和缠绕在柏树上的藤萝时，高瑛睹物思情，脱口而出：“属你最多情／爱上了谁／就和谁缠绵一生。”艾青连声叫好，说：“我们就这样永远拥抱着吧。”
　　重获尊严和自由，艾青终于可以好好地爱妻子了，他给高瑛写诗，画速写，拍美美的照片，去巴黎参加研讨会时，因为外币不够，这个有名的“大烟枪”宁愿忍着烟瘾，也要卖掉从国内带去的烟给高瑛买手表。在高瑛眼里，他是个“爱人爱得很具体的人”。
　　因为爱，高瑛也没少和艾青“斗智斗勇”。艾青浑身是病，但他拒绝吃药，高瑛就去牛奶厂订制了一种稠酸奶，把药片捣碎混在酸奶里，“他不知道里面有埋伏，咕咚一声就吞下去了”；为了让艾青戒烟，高瑛想尽了办法。艾青曾经向她宣告：如果全球发布戒烟令，那个最后戒烟的人，他就是你的丈夫——我。可是满身的病症已经不允许他这么任性了，高瑛先是和医生结成攻守同盟，狠狠地吓唬艾青，等艾青同意后，她立刻在家里请客、在报纸上发表《艾青戒烟了》，以此昭告天下。“哪个家庭没有矛盾，关键是看这个矛盾点是什么，只要是出于爱，对家庭负责，怎样都有办法。”
　　唯有爱，能给婚姻注入一缕灵动的魂。
　　“我三生有幸，找到了你这个好老婆。我这辈子无法报答你，等我下辈子给你当牛马吧！”1996年5月5日，艾青走了，带着他们死生契阔的爱情。
　　高瑛开始写诗，每逢艾青生日、忌日，她用诗歌寄托哀思：“在玉兰花开的三月／你踏着月光回家吧／看看不尽思念的我／也看看盛开的玉兰花。”
　　窗外，玉兰花不语，只是，开得更热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