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遗憾（书评）

      胡适在他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里，提到了朱子《语录》里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朱子的颇能实行格物”，已经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了，我且抄在这儿：（一）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二）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说来此时朱子已经观察到岩石中的“化石”了，如果一直追求实证下去，发问为何会有这样“不合常理”的现象，中国地质学的开端，想必要提前很多年。事实上是没有，得出了个“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的结论，虽是他“格”出来的理，似乎太过于牵强了。近来读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一书，他在书中也是坦言，朱子“这种思想虽不完全精确，的是地质学萌芽时代应有的观念。”
      我是地质人，读此书是很能引起感慨的。因为有野外工作的经验，地质行业于我来说，还算是较为熟悉的，读完此书，我却发觉自己依旧是个门外汉，试图想理出一个地质学在中国发展的大体脉络出来，没有能够——这当然不是说这本书不好，在书前出版者的话里，交代有此书“在我国科学史资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原书中的观点和史料，容有不够正确之处，但以章先生已经去世，未便修改……”这样的话。书前的自叙里作者也说，因为成书迫促，初稿写成后，想要修改，已经过了期限，“欲付摧毁，将何以塞责。”心里的不满意是可以看出来的。并且我还以为，我们即使再怎样试图客观，也是无法复原到作者当时的那个语境中去，所以对前人的作品，我们理应宽容一些，不能抓住“辫子”不放；而对现时的这类著作，不妨严格到甚至苛刻一点，即使抓抓“辫子”，也会有人出来和你商量，擦出一些思想上的火花，是有益的事。
      此书稍有单薄，我想这也是作者自称“小史”的原因。话说回来，对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科来说，正是有他们这代人的存在，为其奠基，我们国内的地质事业才能在近几年出现蓬勃的气势。创业之始，想写一部详细的史记怕也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现在惯常的思维里，往外看和往前看仿佛是一种大流，这当然没错，如果再加上往后看，我以为这才算较为完备。我们向后看，至少能知道前人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真应该感谢他们。
      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书的第三节《中国地质学界的前驱者》里，作者主要着眼现代，简要介绍了几位在中国地质学界史上的有功人，正是他们将地质学引进了中国，才有后来的逐渐发展。鲁迅先生曾于1899-1901年就读于南京矿路学堂采矿专业，在他毕业之后的1903年10月，即在弘文学院预科学习期间，曾以“索子”为笔名，在日本东京发表过一篇《中国地质略论》，同年又与顾琅合作写过专著《中国矿产志》，后者于1906年由上海普及书局正式出版发行。黄汲清先生在《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里，说周树人为“中国第一位撰写讲解中国地质的文章——《中国地质略论》的学者。”关于此点，我有点怀疑，真怕是后来的鲁迅热，将他捧到了神的位置上，因此才有了“中国第一位”的说法。当然，我无意于贬低鲁迅，也不是专和黄汲清先生抬杠，他们两位都已仙逝，已无法和我解释了，我却得费舌几句，我大概心底里还有点喜欢他们了，只是觉得，应该将鲁迅的还给鲁迅，如果不是，不能强加在他身上。再者，我们仿佛历来喜欢的是“锦上添花”，对于“雪中送炭”，总要持犹豫观望的态度。此书的作者，章鸿钊先生，于1909-1911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按说见有关于中国地质的文章发表，他可能会看到的，并有所注意。这当然都是瞎推测，没有史料的支持，实在是站不住脚。顺带说一句，《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首次出版于1936年，鲁迅先生正是那一年去世的。
       扯远了，还得说回来。读《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可见在中国地质的萌芽阶段，这些先贤们创业是何其的艰辛，可又是那么的快乐。现在这种情绪像是失传了一样，是让人颇为遗憾的事。戴维林•德伯格在他所撰的《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里，说到早期中世纪的两位科学家伊西多尔和比德，有言及科学史的部分：“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或重大科学思想的编年史，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的名字在这种历史中就不会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科学史是要对那些汇集在一起把我们引向今天的科学潮流进行考察──若要了解我们来自何方以及如何到达此处，这些线索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伊西多尔和比德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章先生撰写此书，可说是最合适不过了，他既身在其中，又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地质这一学科的开端和发展，进行一个大体的梳理和概括，借用戴维林•德伯格这几句作为此文的结尾，要说出我的另一个遗憾来。以这本书的出版年限为界，地质学又向前推进了整整七十个年头，然而似乎较为精细的中国地质学史，像是一本都没有，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