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遥寄，关于鲁迅

                           必须遥寄，关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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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驻足回首，不免都会有些诧异，诧异那么多的偶然所造成的合力，将我们定点在现在的位置上，不免对那些未及存在就已消逝的机遇心生感慨，对现实的抚摩却总是如此真切，尽管有时候它很空虚。
　　与先生（指鲁迅，曾有学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只有两个人才够资格名之为先生，一是鲁迅，二是钱仲书，我也愿相信这种趋向极至的说法）的相遇，是每一位受到现代教育的人们所经历的现实一种，不过有太多的错过存在于这种被迫的相逢中，没有种下沉重的期待，当然不会收获那些思想的果实，唯有太多的浮光掠影在日常的现实中散发开来。
　　精神的相遇有些时候是宿命的，先生的作品、思想、人格就是运行于地下的地火，不易察觉的时候在地下奔突，而一旦相遇，就会成为那漫漫无边，坚实的“野草”。
　　在大学里，先生于我便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他的作品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在以前的教材里，我也以受命的方式接触过他的小说散文，但唯有这一次的相遇才是真实的，我才得以真正走近以自己的血煮自己的肉的“二十世纪最苦痛的灵魂”。大学二年级我曾读了《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以及其他所有小说，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以及所有的杂文、学术专著、校订和翻译的作品。
　　读先生的书没有任何装点自己的成分，有的只是崇敬和喜爱，尽管时光的流去逝者如斯，尽管物是人非，世事多变，尽管生活多是偶然的聚合，但心火的互相温暖却是不灭的。与先生的相遇我即使不在二十岁青春韶华的时段，他和他的作品也会在前面某个地点默默地等我。
　　先生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作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的作家。通过他不灭的文字，他告诉我的不仅仅是怎样活着，还有怎样活的真实而有分量，我之所以非常完整地读了他的全集，就是为了完整地接受那个伟大的意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也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的作品都是我所喜欢的，没有一点点偏废，这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无疑是个奇迹。
　　我私下认为初高中的语文教材编选先生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与之相应，那些四平八稳，已过不惑之年的人们都应该重读先生的作品。鲁迅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头撞“中国”这座墙，这个“墙”不是“确指”而是“能指”，而是“无物之阵”，“我”本身就是“墙”的构成，因而“我”必须把自己“烧”在其中，解剖别人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通过解剖把那些阴郁而黑暗的东西层层揭开，所以他近乎本能地反感“至善”之类的自欺欺人，而是把人生的黑洞洞的深渊指给人看，同时也把一盏盏欺人的希望之光掐灭。他在改造民族灵魂的道路上所投给人们的光芒正是否定性的光芒，惟其否定，通过祥林嫂、阿Q、魏连殳等等这些人物，后来者才会如此那般痛苦而又那样深刻地认识了很多真理。
　　读了几年书，从一个纯粹的角度对“才华横溢”有着本能的敏感，但若要让我说出心中认同的制高点的话，我会选择两位作家：一是唐代的李白，他的才华表现在高度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随口吟出，便出脱超凡之气；二是现代的鲁迅，其才华表现在宽度和深度上，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甫一写出，起点的高度和深度就令后来者高山仰止，成为百年文学史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除文学之外，其学术专著《中国小说史略》经过六十年的风雨洗练，今天得观，依然为人们奉为圭臬。
　　鲁迅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尽管身前身后有着无数脏水的泼及，他的思想与人格互相映发，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从现代向现代转换的步履艰难之间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民族魂”三字，可谓切中恳紊的评语。即使是在今天的现实中，只要一个社会还需要正义、良知和责任，就应该面向已经屹立的思想的大山，低下我们虚浮的头颅，然后直面惨淡，将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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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乱世，又逢家变（指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而入狱，招致家庭的败落之事），作为长子，鲁迅先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腐败制度给以没落子弟的种种折磨—肉体的和精神的，这一深刻苦涩的心态在《呐喊》自序中表达过，甚至在其小说《孔已己》中亦反复地被咀嚼，它如此顽强地占据先生的心灵一角，这使得他直到晚年，其回忆早期生活的作品基调也被蒙上抑郁的色彩，包括那篇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短篇《社戏》。
　　时代的忧患，个体的苦难因生活经历而触动和萌生，它调动着鲁迅先生早期对生命个体，对社会存在的认知感。作为自觉承载时代忧患的精神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先生就是百年前中国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产儿，也是冲出危机将现代中国文化引向人的解放的新文化的先驱。
　　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解读，先生是从自我开始的，面对充当绍兴师爷或者经商这两种惯性的路子，他都予以了拒绝，而是在众人的白眼中，去了南京水师学堂就读，从一开始的人生选择中，我们都可看见先生对传统断然拒绝的身影。十字架已经背上，思考也远未结束，随着东渡扶桑，在那几年里，鲁迅先生隔海遥望故乡，思虑着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当下和未来。留学期间，他一直与挚友许寿裳探讨的就是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现代化，从改良派到维新派，再到五四时期的激进派，都开出了相应的药方，有的药方在并不久远的时间淘洗中就归于渺茫，有的药方则在时间历久的流逝中显露出了致命的残缺。而鲁迅先生在当时则睿智地认识到，第一步要走的决非简单的制度与器物方面，而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在实现人的现代化中首先要实现思想的现代化，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和现代尖锐的对抗中间，似乎没有中间道路的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于是，整个时代都处于剧烈的阵痛之中，个人的苦痛也在劫难逃。断裂是必然的，先生所选择的改造国民性这一精神主题从一开始也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但国民性问题带给先生的困惑，使他长久地处于一种焦虑不安而又孤独的境地，国民的弱点和气质如此地刺痛了先生那深广的灵魂。1924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演讲辞中讲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够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另一问题，然而总是要打到的，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段话如此的说起是很沉痛的，但假若换了和平中正地道出，又该会多么迅急地被遗忘！这样的叹息也至少表明，早期进化论的思想在现实中被难以名状的文化怪圈包围着，已使它丧失了乐观主义的亮色。
　　1918年，鲁迅开始正式进行小说的创作，他不断地从记忆总搜寻苦难的影子，在小说中展示了儒家文化窒息人们思想的危害性和残酷性。他的散发生命的作品，灌注着一种对黑暗的仇视和对昏睡着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和绝望，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的堕落、消沉、无特操的心理习惯。
　　在怒气逼人的《呐喊》那里，在令人肝肠欲断的《彷徨》那里，人的情感皆被黑色魔网所笼罩，其间没有光明，没有欢乐，所有的人性都被远古的冷寂所同化，人的个体存在已失去自我的能动性，阿Q、祥林嫂、孔已己等人，没有一丝的生命力，生命的躯体似乎通通移植到统治者思想的器官里，这些人已不再具有创造的欢愉，而是充满毁灭的悲哀，这些裹着霉气，哭泣，绝望的画面，对致力于改造国民性与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启迪！
　　鲁迅从民族自尊心的刺伤而引发的研究国民性的思想活动，是现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寻找民族出路的精神归宿，在现代中国，除了先生以外，很少有人如此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特征，先生的思想可以说真正标志了中国现代人自我意识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