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的小弟

   
      布谷鸟隐在对面山坡的树背后,远远地它给一大片蓬勃的麦子摇旗呐喊,它说快黄快熟的声音透亮清澈,穿破头顶薄薄的云层。其时，小弟温顺地安卧在我怀里。在我怀里的小弟手里擎着一支兔耳朵花,他耐心地等着下地回来的母亲带给他一些桑椹,或者李子。和我们一起等待的还有我们的小狗多多，夕阳把天边染红，炊烟在房脊上缓缓升起，夜色弥天而来，小弟在我怀中紧缩着身体。我一边哄拍着他,一边给他哼着我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歌谣。他黄头发黄皮肤，细脚伶仃的胳膊腿像只螳螂,一只羸弱干瘦但却淘气的螳螂。七几年生人身上多少留存着饥饿的后遗症，他拿到什么都喜欢往嘴里填，哪怕一块土。他的贱毛病不知被我惩罚过多少次，弯起的手指当当地敲一下他的脑袋。但是他看起来并不害怕，大概我的恐吓太过柔性和母性。他由我那本来娇艳但生育后迅速枯萎的母亲带到世上，榨干了母亲的养分却并不茁壮，三天两头打针吃药。按说这药也不是我们能吃的起，主要是母亲在弟弟之前夭折了一个男孩，小弟自然就金贵些，他只要咳一声，父母立马惊弓的鸟儿一样抱起他去诊所。
      关于夭折的孩子，多年后年老的父亲给我讲述时，还是满怀的痛悔。年轻是一种病，他说。我揣测到的症候是年轻的父亲暴躁轻狂，对事物没有耐心，特别在那种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孩子病了彻夜啼哭，父亲没有睡好觉，他说，嚎，咋不嚎死。这是一个和父亲有孽缘的孩子，他听到父亲的话，应声而去。尽管他白白胖胖，红润有加，但是他一出世，就经不起考验，一场肺炎轻轻松松就把他带走了。父亲从此一生忌讳说死，这个词语是魔咒，是一道压在父亲心上的符，我在父亲眉眼里看到他背负的沉重。我们姐弟那个犯了忌讳,不小心碰到这个字,无一例外会挨上一顿狠狠地巴掌。爷爷把大弟送上山时，还把他的尸首用镰刀划烂，他怕他再投胎来，既然他和这家人这样没缘。不敢想象他是怎样举起手中的镰刀，只知道我的父亲一路撵着，每爬一个小坡都用了无数的力气，一个壮男人突然被抽了筋，剥了皮，拿走了心，他成了一个躯壳，一个脚下没有根的人。他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不停地扯着一株株的小草，一株株草搀扶着他，但他还是被一个小小的土坷垃绊倒了，他伏在那个土坷垃上睡了一觉，他以为自己这样也会魂游九天，混沌中和自己的骨肉团聚，但是他醒了，醒来看见天还是那个天，树还是那个树，草还是那棵草,没有因为他的缺失而缺失什么。
      曾经，我一度以为那个每家孩子都很多的年代，父亲大可不必如此。然而，我也很年轻。年轻是病，是错误。现在我已不惑，我深深理解父亲的断裂，他的碎，他永远张开的伤口。所以，在我的孩子肺炎住院期间，我看见父亲的颓然，他的隐忧，他不眠不休地陪着我，不说一句话,一夜之间白了许多头发。他并不抬头看我的眼泪，他守着我，给我的炉子慢慢地续着火。在那些一分一秒的逝去都是煎熬里，他企图让温度把我暖过来，他用守候我的方式让我不至于太冰冷。
      小弟在全家人的掌心里一天天羽翼丰满，母亲要干活，她让我替她履行本该属于她的职责，全权负责小弟的衣食起居。在崖边树上晃悠试探我的心理承受力，蹲坐在人家的高梯顶端招惹我尖叫，抑或是悄悄点着了灶火脚的柴火……他常常使用惊险的把戏刺激我的神经，可是我却不能打他，他倒是可以打我，我比他高半截却被他拿根棍子撵得满院飞跑。
      他还有一项绝技，在练这项绝技之前，我还不太相信天赋这种东西。我当时羡慕村戏舞台上一个女演员，唱得投入时黑眼睛仁仁大幅度地在眼白里转一圈，这本领不仅为她带来不少掌声，还为她散场后的个人魅力增色添彩。我和小弟在睡懒觉的炕上并排躺着，一遍遍地进行眼睛转圈的练习。极力看左边的窗台，向上是糊报纸的顶棚，再向右是家里两个盛衣服的红木箱，向下整一圈。在这样的循环往复里，弟弟渐渐掌握要领，而我却始终原点踏步。其实不止这些，我在其他方面都比弟弟逊色。他每天放学有事没事都喜欢把自己在墙根倒挂一下，而我别说倒立，连一个蹩脚的跟斗也没翻好过。我把我在这方面的笨拙归结为身材圆滚，其实我也不见得吃好，好吃的都给弟弟了。他的惊人食量和他身材的不符引起家人的怀疑,他们给他喂食了驱虫药。他很快像得雨的庄稼苗，呼呼地猛窜起来。
      他跟着其他同学去发电站的水池里游泳，在他日渐晒得黑红油亮的皮肤里，蛙式狗刨和仰泳样样拿的出手。而我，只敢和女伴在浅水滩或者桥洞里，浅尝辄止琵琶遮面地领略水的柔情恣意。打麦场上，他在麦秸堆上翻着利索洒脱的筋斗，趁着他兴奋的大笑,一根小小的麦秸棒见缝插针地溜进去,粘在他嗓子上。他咳的满脸通红，脖子青筋直冒。伙伴们吓坏了,母亲把他背到诊所，诊所医生拿着镊子手颤抖着不敢去夹，母亲从他手里夺过镊子,又稳又准地把弟弟嗓子里的罪魁祸首夹了出来。我看到母亲在做这个动作时，肃穆的脸上闪耀着一个战士的果断和英勇。
      每年踩着麦熟的节拍回家来的父亲，并不急于看望地里的麦子，他偎在炕头和母亲及小弟谝着闲话。小弟不循生活逻辑的想法总会逗得他哈哈大笑,这是我少年日子里唯一可见的温馨和愉悦时光。父亲把一个故事讲个开头，小弟就续讲下去，然后故事就出现了荒诞和离奇的走向,他篡改了成人的模式而突兀地塞进孩子式的臆想,父亲看起来很沉溺和享受一个孩童无羁的想象带来的快感。他抿一口酒,夹一口母亲递上窗台的水煮花生米，在筷子的停顿处专注地看着小弟,目光像是抚摸一件名贵的瓷器。也是，父亲入赘到母亲家是因着母亲家没有男人，小弟的到来实现了家人延续香火的朴素理想，何况他还那么机灵。但他在数学方面很笨拙，现在我回望过去的时光，就是在山村一隅的一盏小油灯下，一遍遍地给他讲述全等三角形或者函数。夜深了，灯油熬尽了，灯花噼里啪啦地响，他还是瞪着茫然的大眼睛。他常常交不上作业，被数学老师罚站在雪地里，站在雪地的小弟咳得一声紧似一声。
      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生都只不过是一场错位的游戏。我的学习不让父母操心，但我是一个女孩子，嫁人了迟早是人家一口人，父母不屑于对我投资。弟弟是自家人，但却没有学习天分。母亲不吝香火钱，去庙里祈祷神灵早日洗涤他的顽劣，揭去屏蔽他智性的混沌，让这个寄托家人希望的男孩快快有出息。甚至她还特意为她所求的神灵许了一场书，说书的二大爷豁着跑风的嘴巴咿咿呀呀地唱着安神的曲子。然而，一切朝大家预期的反方向发展。小弟跟不上全班成绩使他羞于坐在教室，他很快退了学，和一群同道者掏鸟窝，游泳和闲逛在田野。为了让他返回校园他并没有少尝父亲的皮鞭,每次在父亲低声下气给老师作了保证后不几天,他又出现在掏鸟窝的高高树杈上。父亲识字少不知道孺子不可教的话，他蹲在青石板上和他的友人谈起弟弟来,不住地摇头叹气。不过游荡归来的小弟把他的衬衣拿到河里洗得干干净净,用熨斗熨烫的整整齐齐。他还会织毛衣和纳鞋底，抢母亲手里的女红来做,母亲生气地打掉他的手,村人见了半是欣赏半是嘲弄地说小弟上辈子是女人。的确,小弟长得修长白皙眉眼一股子秀气,父母让他到地里干活他总是梗起脖子抗议。
      父亲把他的学手艺事件郑重摆上家里重要的议事日程，他提着满满一壶蜂蜜和几只鸡把弟弟送到熟人开的汽车修理铺。弟弟没有如愿学习到修理汽车的本事，他竟学会吹笛子，弹电子琴。他把积攒的钱全部用来置办乐器,一排排大小笛子用钉子挂起在屋里报纸糊的土墙上，他在他的小屋呜呜地吹着笛子时,父亲把门踢开，把笛子夺来摔到地上。其实父亲并不是不开明，而是他辜负了父亲的心意——熟人老板捎信说让他领人，他根本就不是修车这块料。我隐约听说开除他的原因是他干活时怕累怕脏。
      和父亲厮闹后小弟去了北京，在北京某个小区当保安。在给我的一次来信中，他又倾诉了当保安的苦楚，他很胆小，根本就不愿捉坏人。他时时想辞了那份工作，我在信里把家描述得凄凉而贫穷，用意是让他彻底绝了回家的想法，他没有后路，他要想走下去必须自创，自己给自己开出路来。母亲对我转述的回信内容十分满意，她以哲人的口气说不先吃苦哪能后甜，让我时时警告着小弟。
      小弟还是返乡了,那年北京闹非典,小弟以非典为借口栖息在家里。这个理由相当充分,谁也无权阻挠干涉小弟对生命的爱惜。这一年我准备破茧而出向外投稿，可是我苦于不知道杂志社的地址，小弟给我寄来他剪贴的各种报纸副刊的样式和地址。从邮递员手上接过那封厚厚的信件，我心里迅速被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笼罩,我不知道当保安的小弟怎样费力地从某个角落或者某个人手里拿回那些报纸。
      结婚后的小弟不用父亲来帮他长大,他在一个女人手里迅速地跨越季节,一夜之间和沧桑会晤------他去矿山干活,只干了一天就弃了铺盖回家来。和他同去的本家哥哥对我说，遭罪了，一天没干过重活的人拉几吨矿石的车子拉了一夜哩。我不知道小弟怎样熬过那对他来说无疑是涅磐的一夜，只看到他拿回家汗水和污迹混合的衣服。他的媳妇看到他回来，脸色像暴雨前的天空那样阴郁，我把那些衣服拿到避人的河边去搓洗。
      小弟在家的身份很快低到尘埃里去,因着媳妇对他的颐指气使,一丁点的小孩子也可以肆无忌惮的骂他。他对家庭成员的态度回应以嘿嘿的傻笑。父母跟他一个院子里住着，看不惯他窝囊的做派，气得牙根痒痒血压上升。在他受媳妇气的时候无奈地出钱贴补他，媳妇一看自己的坏脾气还有这等好处，没钱的时候益发高声地的数落他。
      小弟在年前终于下定决心出去，这次去的地方是上海。当他挥汗如雨地奋斗在工地上，不知可有闲心出来走走，没准走到哪个书店，无意在某本杂志上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这时他就不需要我遥遥地问候，而把这偶然的遇见看作身在他乡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