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菜

    车一直开到二叔家门口，门敞开着，他们跟四邻在老远坐着。我们还没下车，他们已经起身走了过来。二叔明显的老了，我们一起在时光里走了多年，也分别了多年。每分别一次，我们就陌生一次，也被时光雕刻一次。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外向的家族，彼此间话语少得可怜，甚至有些许冷漠。即使久别重逢，也未能改变这些。未改变的，还有一种叫做亲情的东西。
 
      二叔新盖了房子，白闪闪的瓷砖贴在幸福的日子上。院子被围的只剩下巴掌大小。一多半铺了水泥，剩下的一点种了菜。那些盆栽的小巧蔬菜，和他们现在的日子一样精致。几句寒暄过后，话语就重现了熟悉的障碍。幸好有小女儿在，作为这个家族的新生一代，她对这个家是陌生的。她新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嫩绿的白菜……土地丰富的奉献让她觉得新鲜。她的生活像如今的许多孩子一样，离真实的土地很远。她欢实地在狭小的院子里跑来跑去，踩碎正午的阳光，也踩碎了我们惯有的沉默和尴尬。
 
      坐在干净的院子里，阳光暖暖地晒着我们。我看着眼前的二叔，想着二十多年前的二叔，一下子有些恍惚了。那时的二叔在我眼里足以用寻神恶煞来形容，即使脾气暴烈如我已闻名乡邻，在他跟前也如耗子见了猫，挨嘴巴子狠踢几脚那是常有的事。在被他“暴力镇压”的日子里，我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耻”，翻身把歌唱。多年后的一次冲突中，我发疯似的反击足以惊天动地。二叔或许是吓着了，或许他也觉得我真的长大了，从那以后对我二叔多了客气，甚至羞怯。这本是我盼望已久的结果，可我总觉得失去了什么。
 
      好几年春天，他和我背着一捆一捆的杨树苗，拿着镐和铁锨，在我们家的芦苇壕边种杨树。我怯怯地跟着他，无奈地看着别的玩伴鸟一般自在。而我只能委屈地把泪水换成汗水，从早到晚沉默着挖坑填坑浇水，把杨树围着芦苇壕栽了一圈。第二年，辛苦栽下的杨树迎春发生的寥寥无几，我们爷俩又继续沉默着重复上一年的动作。一连好几年，我们就这样跟杨树较着劲儿，杨树也跟我们较着劲儿，我几乎能感觉到这就是一场无声的战役。最后，我们一大一小两个倔脾气被这杨树整得没了脾气，只得狼狈收场。后来只剩路边那么两三棵成了材，也就换来几百元，实在是远不够本的买卖。
 
      后来，大家种植烤烟的年代。二叔不种烤烟，他贩烟。把别人烤好的烟叶收上来，再转手卖给烟站。他偶尔叫我给他搭手，把一捆一捆的烟叶抬到车上或者卸下来，分好类，再码放好。那会我已经大些了，个头比他矮不了多少，在他跟前也敢表达意见或者拒绝了。何况烟叶的味道实在又呛又冲，常常逼的人眼泪鼻涕一大把，还粘一身焦黄，总也洗不干净。他见我不乐意帮他，威逼也不再奏效，就拿三五毛钱哄我。而我，也乐意接收这样的交易。因此，即使这样脏累的活计总在天黑以后，且往往要干到很晚，因着二叔每次都按“规矩”办事，我也随叫随到，干脆利落。
 
      再后来我去县城上学，省城上学，回来的越来越少，和二叔的交集也就更少了。好多次见了面他都只是客气地笑笑，并无言语。唯一一回，他主动跟我说了几句话，是在我去去非洲前夕。他半低着头，欲说还羞，要我去了多干活，不要怕吃亏，要合群。我已经忘了当时怎么回他了，十有八九也是半低着头，欲回还羞。现在想来，二叔或许是了解我的，他知道我这臭脾气和他一样，怕我在外面顶牛吃亏，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和他不一样的人，稍微有点出息。时至今日，二叔和我虽然不再如以前那样驴一般倔强，却也也依然如牛一般寡言，我们是多么像一家人啊！
 
      遐想被乡音打断。熟悉的呼喊声中，饭已经端上桌了。四方的木桌摆在院子里，桌上几盘货真价实的农家饭，安慰着我们娇惯已久的城市味蕾。我们一家和二叔二婶围坐在低矮的饭桌上，吃着他们特意做的家乡菜。这个家已经长出枝蔓，他当了姥爷，我也做了父亲。简单的寒暄在我们之间传来送往，我想多说点什么，说说彼此的生活，说说未来的打算，都不合适，言语在二叔和我之间是多余的。就如这眼前的几道菜，在家时，它们作为三餐被仓促地扒拉进肚子里。离了家，它们成了“家乡菜”，成了一个用感情煲煨的词语，以一种暖人心扉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异乡，这个词多被虚假包围，只能望梅止渴。而回到故乡，当这个词回归真实的时候，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我们不需要证明什么，如同亲人，就是亲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