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学 聚 会

同 学 聚 会
2012年7月23日清晨, 乘坐了将近10个小时的火车, 从南昌来到广州参加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是近年来在中国较为时兴的民间社会活动。我有一个忘年交，70多岁了，双目失明，有一天，他要我陪他上庐山去参加同学聚会。他们一共来了九个人，或是老伴陪同，或是子女陪同，只有我的朋友是由朋友陪同。他们是文革前江西师院生物系毕业的，年轻时没有搞同学聚会，退休后，感觉寂寞，决定每年暑假都上庐山聚会一次，坚持十几年了。我看他们聚在一起时挺开心的，有说有笑，俏皮话一大堆，一个个显得年轻了许多。我的朋友说，第一次聚会时有近三十个同学参加，以后，逐年递减，有的去世了，有的走不动了，有的随子女去了远方，他看不见了，但听得见，凭声音还能分得清谁是谁。我很感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同学。不久，晟东告诉我同学聚会的消息时，我心里还真有点激动。


我们这一班同学一共有60多口，大部分来自河南、广西和江西，小部分来自香港和广州。我们第一次相聚是在1983年9月，1985年7月各奔前程。28年后再相聚，绝对不是意料之中的事。28年后再相聚，对我们的记忆会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我们这批人能在一起生活和学习，长达两年的时间，是机遇，也是缘分。


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状态。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师资紧缺。最急需的是英语老师。解放以后，因为中苏友好，大部分中国学生学俄语，很少人学英语。后来，中苏不友好了，英语取代了俄语，英语教师走俏，成为稀缺人才，只要稍懂一点英语，就能上讲台。1983年，教育部与英国文化协会搞了一个为中国培训英语骨干教师的协议。我记得当时的教育部长是何东昌。培训地点设在北外、上外、广外、华中师大和西南师大，每个学校增开一个高师班和一个中师班，负责若干个省的英语师资培训，学制两年。主课教师由英国文化协会派送。其他课程的教学以及管理工作由这几所高校负责。学习结束后，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分别由这几所高校颁发。


高师班的学员由高校推荐，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因为学完两年后不授硕士学位。中师班的学员必须是中学英语教师，还要通过入学考试，因为学完两年后可获得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绝大部分中学英语老师是大专生、中专生或者高中毕业生，没有本科文凭，而一个省每年仅有20个学员指标，参加考试的人数只有60个，所以竞争激烈。不少地区通过预考来选拔参考人员。向江西招生的学校是广外，负责到江西招生的老师是刘达康老师。我记得第一场考试是口试，我考得很顺利，给刘老师留下了印象。第二场考的是中文，也很顺利。最后一场英语笔试和听力考试特别重要，成绩排名的依据就是这场考试的结果，但是我考砸了。这场考试有听力试题，却没在语言实验室考，而是在省教育厅的小礼堂考。听力试题是用录音机播放，我的座位靠近礼堂门口，离录音机最远，本来就听不太清楚，一紧张，更听不清了。我的听力部分是零分。回去后，我越想越懊恼，就写了一封信到广外，把自己的苦恼述说了一遍。这封信后来转到刘老师手上，她宅心仁厚，把我这个考分排名第21名的考生录取了。这件事是石川在我入学以后告诉我的，他因此成为我的莫逆之交，在第一学年，我和石川朝夕相处、如影随形。我父亲说我碰上贵人了，那年春节他还寄了一个包裹给刘老师，向她表示感谢，可是，包裹被退回来了，因为把收件人的名字写成刘大康了。


我落在广州东站。28年前，此地肯定是一片荒野。1983年，广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省城，后来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的四座特大城市之一。1985年离校后，我没来过广州。现在我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变化太大。


我坐上地铁直奔南沙。列车在地下行驶没多久，跑到地面上来了，这说明南沙海拔很低。车窗外飞逝的除了田就是农舍，南沙是广州刚成立的一个新区，用不了多久，一个现代化的城区将替代这片田野和农舍。在这几十年，中国人特别有本事。陈耀东在地铁站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陈思敏开车送我到酒店。他俩都是广西籍的同学，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见到他们，我想了很久，好不容易把他们从脑海里捞出来。南沙大酒店依山傍海，居高临下，甚为壮观。不知是哪位投资家，独具慧眼，在此地建起一座五星级宾馆。我似乎是第一个报到的，迎接我的是吴锋，握着他的手，我仔细地瞧着他，绞尽脑汁，却找不到丝毫似曾相识的感觉，肯定是他的模样变得厉害，不然就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这次同学聚会的赞助人是尹明畅。在同学当中，他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是江西吉安五中的，我的父母弟妹都在吉安，每年必去，一到吉安便会想起他和邹早香、贺正仁的大名。他很喜欢看小说，文学造诣很深。好像他参加了一次全校的翻译比赛，得了第一名，着实为中师班增添了光彩。我一直以为他会成为一名专职作家，没想到他成了出色的企业家。


我躺在床上，想好好睡一觉，人一老，就经不起折腾。就在这时候，晟东推门进来，我顿时睡意全无。这次同学聚会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1985年离校后，我和他有过两次短暂相聚。一次是我去北京办签证，路过郑州，我下车，找到他家。还有一次是在青岛见的面，那天我们一批人正坐着中巴，前往码头，准备乘船去上海，突然，我看见了车窗外的他，我赶紧叫司机停车，他上了车，一直陪我到码头，送我上了船。晟东是我近30年来唯一始终保持着联系的学友。在校时，我感觉他是个很有思想的聪明人，学习毅力超强，学习方法奇巧。我应试一门二外都不轻松，他竟然应试了三门二外，是个奇人。毕业后不久，他就独自翻译了一部67万字的心理学教材《八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还给我挂了一个名字，我非常高兴。这本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感觉他对原文的理解非常精准，中文表达规范、老道，颇具大家风范。前几年，他参加了由《参考消息》报社主持的全国性的翻译比赛，竟然名列前茅，真是老当益壮，不减当年。晟东学识渊博，喜欢钻研。我看了他的很多篇文章，他对人类、社会、东西方文化乃至计划生育政策等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对许多问题的宏观认识达到相当高的境界。我们同住一室，太好了。


到下午时，来聚会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到了，因为太长时间没交往，感觉陌生。说实话，好多同学见到后，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握个手再说。在这个班，我不是最老，也是第二老。我不光年龄老，长得还特别老，整个感觉就是不入群。幸亏我那新上任的老伴没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刚从杭州的一家公司卸任，特别想来凑热闹，我百般阻挠，挡不住，只好由她去。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深圳的一家公司约见她，我如释重负。


晚上，在酒店的宴会厅，大家欢聚一场。我估计有40人左右，广西的同学来得最多，江西同学也不少，河南同学最少。老师请到两位，刘老师和曹老师。刘老师是我的恩师，我们毕业时，她还在英国。离校时，我给她女儿一本外国邮票，请她转交刘老师。毕业后，我每到春节都给刘老师寄贺年卡，延续了好多年，所以她一直记得我。曹老师教我们哲学，这门课我可以免修，因为我学过，但我很喜欢去听他讲课，那年月，广州的政治课老师比内地的政治老师思想更解放，讲课自然更生动。其实，我们接触最多的还是那几位英籍老师，因为他们上主课，这门课的教材叫CECL, 是李济深的女儿李筱菊主编的，教材的宗旨是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主课课时多，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听英国老师的课。第一学年教我们CECL的是Tim和Mary。我们60多人分成两个班，他们一人负责一个班，教完一个学期，两位老师调换一下，再教另一个班。他俩都是英格兰人，讲的是纯正的英语，我们听课，就像听BBC电台的播音。我们来广外之前都没有听过外籍教师上课，所以听课非常认真。Mary不但漂亮，还特别善良，大家都喜欢她。我爱好写作，我的作业交上去，不管写了几篇东西，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Mary都会认真地批改。Tim很会教书，不但条理清晰，还颇具方法。我跟他有过一场误会。那天，我们在教室里自习，Tim进来了，我就大声地说了一句“Hello Guy!”，跟他打招呼。不料，Tim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扭头便走。后来，我查了词典，这句常用口语不能在残疾人面前说。Tim的前胸后背不正常，算残疾。我非常内疚，又不好解释，只好使劲讨好他。后来，他终于同意和Mary一起与我照了一张合影。第二学年教我们CECL的是Jill和她的男朋友，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我忘了他的名字。Jill是个美丽的苏格兰姑娘，她说英语就像唱歌似的，悦耳动听，是正宗的苏格兰英语。她比Tim和Mary年轻很多，不够成熟，经常与学生发生误会、产生矛盾。我记得她跟我们的班长周德安吵过一次，吵得很厉害。那次吵架充分展示了周班长的英语口语能力。还有一个叫Mike的美籍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是个双博士，医学和哲学博士，满脸的络腮胡子，跑到中国来学针灸，顺便到广外来打工。他教我们口语，什么教材都没有，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就问几个问题，谁能主动回答他的问题，他就奖给谁一本英语读物。他是个残疾人，可能是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瘸的，却同广外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德语老师谈起恋爱来了，还打了结婚证。这件事搞得校方不太高兴，Mike自己也不好意思，到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向往美国生活，与美国人通婚是获得美国绿卡的最便捷的途径。


第二天，包租了一辆大客车，大家一起回到我们生活和学习了两年的地方。母校原名是“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名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觉得原名更好，北外和上外都保留原名。上世纪90年代，李岚青和陈至立主管中国的教育，他们在教育界搞“大跃进”，中专变大专，大专变本科，学院都升级为大学。他们还搞了个建造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211工程”。表面上看，中国教育发展很快，实质上，学费涨得厉害，教育质量下降得厉害。过去，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毕业后不愁没工作，如今，大学生多得要命，弄不好就成了“失业游民”。越来越多的富家子弟和权贵的孩子选择去外国读大学。


我们读的那所“广外”规模很小，只有三个系：英语系、西语系和东语系，学生不足千人。因为广外是外交部的部属学校，师资力量挺强的，有几个学者在国内很有名望。校园不大，却很秀气。一条小溪在校园里穿行，从学生宿舍区通往教学楼的道路两旁，整齐地立着两排很高很直的、只有在亚热带才能生长的不知名的树。学校在白云山下，白云机场附近，离市区很远。学校围墙外面只有两条公路，连村庄都没有，估计是农民无法忍受在白云机场起降的飞机的噪音，全搬走了。我们也受不了飞机的轰鸣声，但没有办法。


回到母校时，正下着雨，但因久别重逢，我们兴致盎然。校园的基本格局没变，那条小溪依然流水潺潺，道路两侧的树依然又高又直，教学楼、宿舍楼依然是原来的建筑，但我们在校学习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那种清新、秀丽、娴静和轻松在这个校园里已不复存在。中国的高校都有喜新厌旧的嗜好，新校区都聚集在大学城里，老校园不是沦落为旨在创收的二级学院就是成了房地产商开发的工地。校园的外围已面目全非，那个整日制造噪音的白云机场早已迁到遥远的别处，大街小巷拔地而起，热闹得不得了。


下午，我们来到珠江新城。我们停在一个车少、人少、视野开阔、景色秀丽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远处的一幢很高很高的造型新颖的塔楼。我不知道这幢楼的高度和名字，但它肯定是体现广州现代化大都市形象的标志性建筑。珠江是条大河，在这座巨型高楼面前显得温顺了许多。其实，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大小，都建造了自己的新城，有的城市还建了多个新城。珠江新城有如上海浦东新城，高楼林立，但错落有致，道路宽阔，时有鲜花绿地点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全是现代化气息。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威望很高，官员基本上清廉奉公，老百姓很听话，劳动热情不低，可是，生产上不去，建设成就不大，国民生活质量差。后来，贪官污吏多起来了，共产党的威望大不如从前，草民们也牛起来了，没有好的报酬，绝不会流汗出力，可是，高铁多起来了、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了，GDP大幅增长了，中国的所有城镇焕然一新，无数新城拔地而起，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过去提高了很多。


在返回南沙大酒店的途中，路过大学城。中国的大学城是由多所高校凑在一起形成，西方的大学城就是一所大学。我到过牛津和剑桥，英格兰的两座小城，城里古色古香，街道、商铺、巴士、教堂一应俱全，成了旅游观光的热门景点，但这两座小城恰恰就是世界级名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我们顺便参观了中山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新校区。这两所大学比我服务的南昌大学更有名气，但是南昌大学的新校园比它们的校园气派得多，不但面积大很多，环境也美很多。江西是共产党起家的地方，但是一直很落后，连一所重点大学都没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两位江西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吴官正想为家乡尽点力，随后，铁路、高速公路都登上了井冈山，京九铁路贯通江西南北，南昌大学也应运而生。


这次同学聚会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游香港。过去，去香港比去外国还要难，许多人冒死前往，成功者发了，失败者死了或蹲监狱了。香港回归后，内地发展迅猛，差距大大缩小，港澳游成了家常便饭。海关就在南沙大酒店的旁边，通过海关，上了轮船，航行一个多小时后抵达尖沙嘴，上岸就是热闹的香港。香港素有购物天堂的美誉。因为天气不好，在下雨，加上时间有限，下午3点就要乘船返回广州，大家只能在尖沙嘴逛商场购物了。我对通常的商场购物毫无兴趣。自打退休以后，我对大超市打折的商品越来越有兴趣，乐此不疲，虽然有失身份，没多大出息，但确实收益不菲。我和同学一一握手道别，然后乘地铁前往大围。我有个舅妈住在那里，80多岁了，想去看望她一下。然后，我还得尽快赶到深圳去，老伴已在那里等候我多日。


分别28年后的同学相聚就这样结束了，在雨中结束，在香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