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伯伯
2021-12-27叙事散文杨纯柱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26 编辑
一李伯伯名叫李秋平,他生前曾经是县图书馆惟一的图书管理员。当年去图书馆借阅图书的青少年,大都称呼他为李伯伯。在我的印象中,李伯伯中等身材,体型清癯简练……
一李伯伯名叫李秋平,他生前曾经是县图书馆惟一的图书管理员。当年去图书馆借阅图书的青少年,大都称呼他为李伯伯。在我的印象中,李伯伯中等身材,体型清癯简练……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26 编辑 <br /><br />
一
李伯伯名叫李秋平,他生前曾经是县图书馆惟一的图书管理员。当年去图书馆借阅图书的青少年,大都称呼他为李伯伯。在我的印象中,李伯伯中等身材,体型清癯简练,操一口不太浓郁的昆明口音,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慈爱的脸上的一双宁静温润的眼睛。当年我与李伯伯接触的时候,我除觉得老人慈眉善目,语言温和,举止淡定,全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儒雅、谦和、安祥、恬静的气质外,对其身世和人生经历,可谓完全不甚了了。
最近,我参加《县志》的修撰工作,查阅旧档案,偶然发现一条关于李伯伯的资料:“李秋平,1913年生,昆明市人,初中,1950年参加工作。”久久凝视着此条简略的资料,我不免有几分惊讶:原来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李伯伯,已经差不多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可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没有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天天忙碌于图书馆,直至1983年5月,以七十岁的天年病卒于图书管理岗位上。老人仙逝后,县图书馆还因此关闭了似乎一年半载之久的时间,才重新配备好管理员对读者开放。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我心中,不论是言谈还是举止,都无不飘逸出文化人涵养风范的李伯伯,学历却并不高。不过关于后边这点,比较容易理解,古往今来,不少硕儒名家的学历也不显赫,有的还是空白,他们的知识都是靠刻苦自学日积月累起来的。我想李伯伯深厚的文化底蕴,大约也是靠数十年自己孜孜不倦看书学习得来的吧。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李伯伯才会对热爱读书的人表现出格外的亲近和由衷的赞赏,不仅尽可能地为之提供借阅方便,还不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爱和帮助。甚至还同“嗜读”的晚辈后生,经常聊上几句,交流一些读书的心得体会,彼此分享读书的乐趣和愉悦。
二
我和李伯伯的接触和交往,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为我刚从山村进城读初中阶段,第二段是我从部队病退回乡务农阶段。
在第一阶段,即1976年至1979年的三年,作为一个初中学生,我主要是上图书馆跟李伯伯胡乱借些小说之类的书籍来满足阅读的饥渴。这段时光,我借阅的书籍,除《少年文艺》、捉特务之类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小说,如郭澄清的《大刀记》、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在此阶段,我眼里的李伯伯,还只是一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在第二阶段,即1981年至1983年老人逝世时两年半的时间,这阶段,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开始的年把时间,只有农闲的时候或赶集的日子,我才能进城奔图书馆安安静静地泡上一阵。后来一年半的时间,我准备参加高考,进城复习,进图书馆的时间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一阶段,我除了向李伯伯借阅书籍外,还将自己胡诌的一些诗文拿给他看。在此时我的眼里,李伯伯更像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诲人不倦的良师。
记得当年,我每次将自己的所谓作品拿给李伯伯看,李伯伯都郑重其事地拿在手里,耐耐心心地认真研读,逐字逐句的悉心指点,甚至不厌其烦地帮我推敲字词,提炼意境。现在想来,我请李伯伯看的那些诗文,不仅十有八九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之作,而且大多数都多少有带些东施效颦的痕迹。譬如这首如今能找到的《秋夜记事》:
寂寂身心冷,抚琴独悲吟。
更深声渐歇,欲寝雄鸡鸣。
推窗寒风入,月白夜更清。
静卧闻溪响,惆怅怀故人。
然而,不管这些诗文内容怎样的空虚,感情如何的苍白,技艺何等的稚嫩,李伯伯都会毫不吝啬地热情鼓励说:“有意思,有意思!”接着他还每每补充道:“对,就是要这样多写多练,学游泳就必须多下水,写作只有在不断写作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提高。”他还经常勉励我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无不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最后终于从废稿中站起来的。”尤其让我感念和难忘的是,同样的作品,曾被正在高中就读的我的初中同学吴安晋,热心地帮我拿去给教他的张老师看,希望能够得到这位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在当地享有盛誉的中学语文教师指点一二。但张老师将其随便放在讲台上,草草瞄了两眼,只是摇摇头,淡淡一笑,连半句话都不肯发表。令一向崇拜他的吴安晋都多少有些失望。
三
在后期的交往中,李伯伯会时不时向我推荐一些他认为极有价值的、应当仔细阅读的书。他推荐的书籍,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张南庄的《何典》、刘鹗的《老残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李伯伯向我推荐这些书的时候,除简单介绍书的内容和值得阅读的理由外,还往往强调鲁讯对这些书是何等的重视和推崇。比如说到《何典》,他说鲁迅曾把它列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比如提到《老残游记》,他又告诉我说,鲁迅不只称赞作者有思想有信仰,还评价该书叙景状物高人一筹等等。《聊斋志异》则是李伯伯向我反复推荐过的书。他说,《聊斋志异》非常富有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蒲松龄是借谈论狐仙鬼怪影射社会,解读人生,《聊斋志异》里所涉世的内容,不论其怎样离奇古怪,在现实生活中,都不难发现其影子。此外,《聊斋志异》行文简约优美,语言耐人咀嚼回味,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绝妙文字,研读这些极富表现力的文字,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可惜当年,我对鲁迅先生的如炬目光和深刻洞察力,显然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对李伯伯动辄引用鲁迅的看法,来增强其所推荐书的分量,不说不以为然,也是难以给予足够重视的。所以说来惭愧,对于李伯伯推荐的那些书,我真正捧读过的仅有《聊斋志异》一本,这还是在多年之后,我才跳跃性地挑着浏览了一些章节,不过虽然只是但观大意,却亦可以窥见李伯伯识见高明,所言不虚。李伯伯热热心心向我推荐书的往事,如今回想起来,仍每每让我心生感动。
我不知道李伯伯内心,对我这个“蛀书虫”的真实评价和想法,但我从他谈论起当年本县为数不多的,经常光临图书馆的其它几个著名“读者”,都是肯定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的态度上看,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李伯伯对“好读不倦”的晚辈后生,多少是有几分期许的。只是这种期许或许太模糊,太渺茫,以至于往往被人忽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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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伯名叫李秋平,他生前曾经是县图书馆惟一的图书管理员。当年去图书馆借阅图书的青少年,大都称呼他为李伯伯。在我的印象中,李伯伯中等身材,体型清癯简练,操一口不太浓郁的昆明口音,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慈爱的脸上的一双宁静温润的眼睛。当年我与李伯伯接触的时候,我除觉得老人慈眉善目,语言温和,举止淡定,全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儒雅、谦和、安祥、恬静的气质外,对其身世和人生经历,可谓完全不甚了了。
最近,我参加《县志》的修撰工作,查阅旧档案,偶然发现一条关于李伯伯的资料:“李秋平,1913年生,昆明市人,初中,1950年参加工作。”久久凝视着此条简略的资料,我不免有几分惊讶:原来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图书馆看到的李伯伯,已经差不多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可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没有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天天忙碌于图书馆,直至1983年5月,以七十岁的天年病卒于图书管理岗位上。老人仙逝后,县图书馆还因此关闭了似乎一年半载之久的时间,才重新配备好管理员对读者开放。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我心中,不论是言谈还是举止,都无不飘逸出文化人涵养风范的李伯伯,学历却并不高。不过关于后边这点,比较容易理解,古往今来,不少硕儒名家的学历也不显赫,有的还是空白,他们的知识都是靠刻苦自学日积月累起来的。我想李伯伯深厚的文化底蕴,大约也是靠数十年自己孜孜不倦看书学习得来的吧。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李伯伯才会对热爱读书的人表现出格外的亲近和由衷的赞赏,不仅尽可能地为之提供借阅方便,还不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爱和帮助。甚至还同“嗜读”的晚辈后生,经常聊上几句,交流一些读书的心得体会,彼此分享读书的乐趣和愉悦。
二
我和李伯伯的接触和交往,大致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为我刚从山村进城读初中阶段,第二段是我从部队病退回乡务农阶段。
在第一阶段,即1976年至1979年的三年,作为一个初中学生,我主要是上图书馆跟李伯伯胡乱借些小说之类的书籍来满足阅读的饥渴。这段时光,我借阅的书籍,除《少年文艺》、捉特务之类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小说,如郭澄清的《大刀记》、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在此阶段,我眼里的李伯伯,还只是一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在第二阶段,即1981年至1983年老人逝世时两年半的时间,这阶段,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开始的年把时间,只有农闲的时候或赶集的日子,我才能进城奔图书馆安安静静地泡上一阵。后来一年半的时间,我准备参加高考,进城复习,进图书馆的时间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在这一阶段,我除了向李伯伯借阅书籍外,还将自己胡诌的一些诗文拿给他看。在此时我的眼里,李伯伯更像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诲人不倦的良师。
记得当年,我每次将自己的所谓作品拿给李伯伯看,李伯伯都郑重其事地拿在手里,耐耐心心地认真研读,逐字逐句的悉心指点,甚至不厌其烦地帮我推敲字词,提炼意境。现在想来,我请李伯伯看的那些诗文,不仅十有八九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之作,而且大多数都多少有带些东施效颦的痕迹。譬如这首如今能找到的《秋夜记事》:
寂寂身心冷,抚琴独悲吟。
更深声渐歇,欲寝雄鸡鸣。
推窗寒风入,月白夜更清。
静卧闻溪响,惆怅怀故人。
然而,不管这些诗文内容怎样的空虚,感情如何的苍白,技艺何等的稚嫩,李伯伯都会毫不吝啬地热情鼓励说:“有意思,有意思!”接着他还每每补充道:“对,就是要这样多写多练,学游泳就必须多下水,写作只有在不断写作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提高。”他还经常勉励我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无不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最后终于从废稿中站起来的。”尤其让我感念和难忘的是,同样的作品,曾被正在高中就读的我的初中同学吴安晋,热心地帮我拿去给教他的张老师看,希望能够得到这位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在当地享有盛誉的中学语文教师指点一二。但张老师将其随便放在讲台上,草草瞄了两眼,只是摇摇头,淡淡一笑,连半句话都不肯发表。令一向崇拜他的吴安晋都多少有些失望。
三
在后期的交往中,李伯伯会时不时向我推荐一些他认为极有价值的、应当仔细阅读的书。他推荐的书籍,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张南庄的《何典》、刘鹗的《老残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李伯伯向我推荐这些书的时候,除简单介绍书的内容和值得阅读的理由外,还往往强调鲁讯对这些书是何等的重视和推崇。比如说到《何典》,他说鲁迅曾把它列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比如提到《老残游记》,他又告诉我说,鲁迅不只称赞作者有思想有信仰,还评价该书叙景状物高人一筹等等。《聊斋志异》则是李伯伯向我反复推荐过的书。他说,《聊斋志异》非常富有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蒲松龄是借谈论狐仙鬼怪影射社会,解读人生,《聊斋志异》里所涉世的内容,不论其怎样离奇古怪,在现实生活中,都不难发现其影子。此外,《聊斋志异》行文简约优美,语言耐人咀嚼回味,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绝妙文字,研读这些极富表现力的文字,对于提高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可惜当年,我对鲁迅先生的如炬目光和深刻洞察力,显然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对李伯伯动辄引用鲁迅的看法,来增强其所推荐书的分量,不说不以为然,也是难以给予足够重视的。所以说来惭愧,对于李伯伯推荐的那些书,我真正捧读过的仅有《聊斋志异》一本,这还是在多年之后,我才跳跃性地挑着浏览了一些章节,不过虽然只是但观大意,却亦可以窥见李伯伯识见高明,所言不虚。李伯伯热热心心向我推荐书的往事,如今回想起来,仍每每让我心生感动。
我不知道李伯伯内心,对我这个“蛀书虫”的真实评价和想法,但我从他谈论起当年本县为数不多的,经常光临图书馆的其它几个著名“读者”,都是肯定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的态度上看,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李伯伯对“好读不倦”的晚辈后生,多少是有几分期许的。只是这种期许或许太模糊,太渺茫,以至于往往被人忽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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