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旅程(5)

　　 艰难返程
　　
　　我们几次来到车站，寻找扒车返回的时机和方法，但车站防范太严，都无功而返。想用在曲靖用过的买短程票上车的办法，可最少的车票也要每人一元，这对我们可不是小数目，只得放弃。
　　接待站的人出出进进，不断流动，一天，我们无意中问一个即将离去的过客，他怎么能走了，他得意地告诉我们，是接待站给他提供了回去的车票。我们如梦方醒，马上邀约几个成都青年一起找接待站负责人要返程车票。负责人看我们路途遥远，人又多，感到有些为难。我们三番五次找他，苦苦哀求，搞得他不厌其烦，终于给了我们每人一张从衡阳到桂林的火车票，并告诉我们，到桂林后，有接待站，可以到那里要票回去。
　　这样我们和几个成都青年一起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开往桂林的火车。一路顺风，一起在桂林北站下车，步行向城内走去。“桂林山水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即使在这样动乱的时期，依然风光如画。桂林的街道很有特色，不是那种单调无味的棋盘式大街，街道弯曲复杂，纵横交错，一个个幽深的小巷穿插其间，偶尔现出一个秀丽的小湖，实在令人赏心悦目。行走间，我和阿钢感到有些口渴，便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杯水喝，谁知，转眼一看，短短几分钟，老挺和那几个成都青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俩急坏了，老挺被盗后，身上基本没有钱粮，跟他在一起的又是毫不知底的成都青年，万一出事，我们如何向他的父母交代。我们放声大叫，在迷宫般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可直到天黑，都毫无影踪。绝望中筋疲力尽的我俩垂头丧气地走进一家电影院，准备暂住一晚，天亮再找。谁知听到里面有人声，一看，居然正是老挺和那几个成都青年，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大家把影院的长凳合在一起，拼成简单的床，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们四处打听，寻找接待站，发现桂林根本没有什么接待站，是衡阳方面为了骗我们走而编的谎言。虽然如此，能提供我们十多天的免费食宿，并把我们送到桂林，我已是十分感激了。
　　走不了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游览了漓江，登上了独秀峰，钻进了七星岩，饱览了桂林秀美的湖光山色。桂林的局势相对平静，人们安居乐业，商店照常营业，旅游景点照样开放。街上，见不到武装人员，也没有长枪大刀，倒有不少人在一起悠闲地打牌、下棋。更有趣的是一些女青年用自行车载着她的情侣在路上欢快地骑行。除了稀稀拉拉的几张大字报外，基本上看不到文革的影子。这在全国是极少见的，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也被这世外桃源所陶醉了，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玩它两天再说。
　　但一个消息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得知，当天晚上12点，有一趟北京开往昆明的62次特快列车途经桂林。这是我们返回云南的最佳捷径，这样的机会绝不容错过。我们到车站进行了侦察，发现这里管理很松，进出站也容易。我们确定了扒车路线和行动方案，晚上十点多钟，来到车站，埋伏在铁轨两旁的草丛中。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所有东西全部由我来拿，另两人分在铁轨的两边，这样，不管在哪边开车门，都能保证有一个人能上去。先上去的人打开窗口，再把东西和另两个人拉上去。
　　12点到了，我们紧张地作好了准备，可是车没有来。车站广播说，列车晚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车还是没有来。我们等得双脚发麻，冷汗直冒。四点多钟，盼望已久的列车终于进站了，车刚一停稳，我们就像一支支脱弦的箭一样，向车门冲去。我拿着三四包东西，扒开拥挤的旅客，艰难地上了车。可喘息未定，一个乘务员就向我迎头走来。我身上大包小包，显然是刚上车的，不查我查谁。我一心虚着急，顺手拉开身边卫生间的门，一头钻了进去，反身将门锁上，任谁叫也不开。许多憋急了的旅客要上厕所，可是里面明明有人就是不开，气的破口大骂：“这个小子，太可恶了，出来揍死他。”有的跑到车下用木棍戳我，我把窗子放下，他们无可奈何，骂得更凶。我打定主意，车不开我就不开门。车开了，我开门走了出来，愤怒已极的人们冲上来要打我，我平静地对他们说：“停车时间，禁止使用”。他们一看，厕所门上果然有这样几个字，立刻傻眼了，我乘机溜了过去。
　　三人各有一番风险，均顺利上车，在车厢相聚。这趟车和我们乘过的列车没有多少差别，依然是拥挤、混乱、肮脏，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唯一不同的是车上实行了军管，由军代表总揽大权，由于军代表不熟悉业务，车上的管理更为混乱，乘务员连票都懒得查，这对扒车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经过几个大站，有人下车，一直站着或坐在地上的我和老挺居然找到了两个座位，旅途更舒适了。阿钢更厉害，干脆爬到了行李架上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我们感到十分兴奋，没想到去时那样艰辛，返程竟如此顺利，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回家的日子指日可待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向我们悄悄袭来。
　　超负荷的列车喘着粗气，越过广西，进入贵州境内。已经是深夜了，我正在熟睡中，突然被身边的老挺推醒。只见他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声音沙哑地对我说：“我太难受了。头疼，口渴。”我伸手一摸，他额头滚烫，显然是发高烧了。从症状看，还病得不轻。我马上叫醒阿钢，由他去找水并照顾老挺，我去找乘务员想办法找药。阿钢费了好大的劲，挤进厕所，求爹爹告奶奶，挨了不少臭骂，好不容易请里面熟睡的人挪了挪窝，终于接到半缸冷水。我找到乘务员，他双手一摊，说：“我哪里有什么药。你找军代表想办法去。”可军代表所在处和我们相隔十多节车厢，车上如此拥挤，不少人又在熟睡中，根本走不过去。就在这时车停了，车门打开让旅客下去透气，我急忙跳下车来，冲向军代表所在的车厢，找到了军代表。可军代表也无能为力。我只得下车返回，但就在我即将到达自己所在的车厢时，车门突然关闭，列车缓缓地启动了。我大吃一惊，来不及多想，一个箭步，跳上车去，一手紧紧拉住车门拉手，一手拼命敲打车门的玻璃窗，呼喊求救。车上的旅客看到有人悬挂在车外，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大惊失色，有的急忙去找乘务员开门。但车上实在太挤，乘务员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到也不能马上挤过来。车加速行驶，强大的空气阻力变成一股狂风，死命地要把我从车上吹下。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手一松，强大的气流将把我卷入车轮，就此命丧黄泉。车速越来越快，我全身发冷，手脚发木，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正在危急时刻，乘务员赶来了，他打开车门，把我拉了进来，才拣得了一条命。这是我在整个旅程中最为惊险的一幕。
　　几个小时以后，车停在贵定，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车上的环境又很差，老挺的病加重了。他有气无力对我们说：“我支持不住了，送我去医院。”于是，我们不顾夜深人静，不顾兜里有没有钱，也不想以后怎么回家，阿钢背着他，我拿着东西，下了车。下车一看，四野一片漆黑，只有车窗透露出微弱的灯光。我们不知医院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该往哪里走。胡乱走了几步，遇到一位铁路员工，向他打听去医院的路。他关切地告诉我们：医院离这里还很远，天这样黑，你们不熟悉根本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要到天亮才有医生上班。这里两个小时就到贵阳了，你们何不到贵阳去。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立即返身回去上车。可是下车容易上车难，乘务员堵住车门，查验我们的车票。阿钢告诉他，我们是刚刚下车，准备去看病的。但乘务员不予理睬。这时气笛声响起，列车就要开了，我急中生智，大喊：“他得的是伤寒，会传染的，快让开。”周围的人急忙躲开，我们乘机冲了上去。
　　上车后，我们原来的座位早被别人占用，但看到我们有病人，而且我们是原来就坐在这里的，经劝说，把座位还给了我们，我心中甚为感激。
　　两小时后，天亮了，火车来到贵阳，我和阿钢都不想下车，因为这车能把我们一直送回昆明，到昆明就相当于回到家了，如果下了车，再扒车又要颇费一番周折。但看到老挺虚弱的身体，祈盼的目光，我们只得很不情愿地下了车。那几个和我们同行的成都青年，因为要转车回四川，也下了车。
　　可刚一下车我们就后悔了。贵阳车站和我们来时大不一样，来时松松散散，现在整个车站戒备森严。每个车门有两名头戴藤帽，手执梭镖的人把守。还有一批批武装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威严地在车站四处巡逻。虽然没有衡阳车站的杀气，其庄严肃穆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半个多月前，随着一声“西南的春雷”，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整顿本省特别是省城贵阳的社会秩序，车站更是整顿的重中之重。这样，我们这批不速之客，一下车便落入“法网”。几个成都青年满不在乎地抢先出站，立即以无票乘车被抓。我们一看势头不对，转身上车，自然被拒之门外。再次陷入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尴尬境地。
　　车开走了，老挺无力地坐在地上，我和阿钢毫无办法地站在两边，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这时走过来一个军人，从周围的人对他必恭必敬的态度，我们看出这是一个很有权力的军代表。我们立即走上前去，给他看了云南省军管会和湖南湘江风雷给我们的介绍信，说明我们是出来外调的，因钱粮被盗无法返回，而且有人生了重病，急需医治。他看介绍信，再看了看有些奄奄一息的老挺，把手一挥，说：“跟我来。”便毫无阻拦地把我们带出车站。来到站外，他告诉我们：“现在贵阳正在整顿社会秩序，遣返外地人员，你们有正规证明，可以到车站办理返程车票。”我们对他千恩万谢，他却不在意地说：“不用谢，你们抓紧办吧。”说完转身离去。
　　我们按照他的指点，果然得到了三张贵阳到昆明的火车票，特别幸运的是那一天是8月31日，是贵阳为外地在黔人员办理返程票的最后一天。
　　离开车站，我们找了家医院，为老挺治病。打针吃药，花了一元多钱，再吃了点东西，清点钱粮，所余不到3元，但这已能使我们坚持到昆明了。经过医治，老挺的病情大有好转。他本来身体强健，下车来摆脱了车厢污浊的环境，呼吸到新鲜空气，又得到车票，能稳稳地返回昆明，人逢喜事精神爽，再加上药物的作用，自然很快就精神起来了。
　　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时间充裕，我们上街闲逛。街上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革命委员会好”和“热烈庆祝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标语。两大派的争斗似乎已不见踪迹。步行串联时，我们曾在贵阳休整了近一个星期，住在市中心中华中路的一座二层小楼上。房间的女主人是一位军属，三十多岁，带着一个小女孩。我们和她只是萍水相逢，无亲无故，但她却以慈母般的爱，热情细致地照顾我们，给大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今天正好有这难得的机会，我决定去看望她。我们找到这个熟悉的小楼，可是房间依旧，人面已非，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子。我向他打听原来的女主人，他警惕地问：“你们和她是什么关系？”我说明了情况，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死了。”“死了！怎么可能？”我惊叫起来。中年男子告诉我：“她丈夫在部队抓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挨整，她也受到牵连，被批斗，还挨了打，一时想不开，自杀了。”“那孩子呢？”“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那座小楼的，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祖国的钢铁长城。毛主席号召我们：“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军人在我的心目中一直保持有崇高的形象。我们几次外出，都得到了部队的宝贵帮助，衡阳军分区的接待站，贵阳车站的军代表，步行串联时慈母般的部队家属。但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结局呢？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回到街上，遇到武装人员押解着一些人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中间有我们认识的人——那几个成都青年。显然，如果不是军代表把我们带出车站，我们必将加入他们的行列，获得和他们同样的待遇。
　　有了车票，我们又可以堂堂正正地乘车了，这与担惊受怕的扒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贵阳到昆明的旅程，仍然是在拥挤污浊的车厢里度过，但我们的心情却是无比的畅快。
　　昆明就要到了。经历了省外的刀光剑影，我们更加珍惜云南虽偶有武斗，但没有枪声的相对平静的环境。经历了艰险的旅程，我们更加思念自己的亲人和故乡。随着昆明的临近，我们将结束担惊受怕，食宿无着的流浪生涯。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
　　但万万没有想到，昆明迎接我们的，竟是此起彼落的云南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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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4-26 15:3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