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再忆父亲（二）

再忆父亲（二） 　　我在硬盘上一个叫《真空笔记》的文件里查到了那一天。01年1月17日。那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17日，母亲来。中午给妹妹打电话。决定明天送父亲到成都去检查病。大哥从射洪回。下午，老家来电话说父亲又痛起来了，很凶，在合作医疗站。姑父送我们去医疗站。父亲正在打针输液，但一直痛得厉害。天快黑时，父亲坐王金泽的电三轮回。”我还记得，这不是当天的日记，这是25日从成都回来补写的日记。前面有这样一段：“打开电脑，我的父亲已确疹得了晚期癌症，且是胆囊和肝上都有，已经到了无法做手术的地步，并且我也慢慢习惯了面对。此时，父亲还躺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实话说，我内心遭受的打击并不大，但我对人对生命的感触却很深。我想，就是一个长期较量的敌人的死也会让你悲伤。何况是父亲。看见父亲躺在床上一身蜡黄脸颊瘦小而又非常平静的样子，我心里是另一重滋味。特别是半夜醒来，想到父亲即将离去，难过让我不眠。”这不是归于“写作”范畴的回忆和虚构，而是00年1月25日补写的百分之百真实的日记。 　　17日是隔壁舅婆婆的90岁生日。我母亲的舅母。母亲进城来了，大哥也刚好从妹妹那里回来。在隔壁吃了酒，在我们家团聚，屋子里难得地有了喜气。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母亲不提起，我们都忘了父亲。要是没有一个肝区疼痛不止、脸色蜡黄的父亲，我们的日子会少很多的烦扰，会多很多的欢乐。大哥话不多，坐在火边听我们说，听我和母亲说，只有我问到他他才说几句，说他在妹夫手下打工的艰辛，说他起早贪黑如何种花种草如何挑水灌花，说他如何把妹妹背地里给他早上买馒头的钱存上存折给两个儿子缴学费，说他胃病发着如何蹲在别个单位的花园里呕吐……他早已不呕吐了，他说得轻巧得很。我说什么呢？我的穷，我买新房子欠下的账，我在火锅店、书店、打印部、早晚门市部赊的账……我从来不在我的亲人面前说我的写作——在我的每一个亲人眼里，我所以有如此灰暗的今天都是因为写作，是写作把我引上了歧途。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前几天还一边按住肝区一边说：“你娃娃要是听老子的，打鬼随鬼转，现在早就是局长了，有车有钱。”“还有二奶。”我嬉皮笑脸地加上一句。我看见父亲蜡黄的脸上疼出了一颗颗麦子大的汗。“儿子大了就对了，把两个儿子的书供出来就松活了。”母亲这样安慰大哥。母亲是乐观的，即使看见父亲病成那样她也是乐观的。母亲的乐观看上去是愚笨和木讷，其实是顺应天意。 　　一个电话把我们全都调度到了父亲身边。大哥、母亲、给纪委开车的姑父、刚从藏区回来还没来得及给舅婆婆送寿礼的二哥和我。“三老汉儿又疼起来了，按着肚子一个人去了合作医疗站，看样子不是一般的恼火。”电话是我的接的。堂兄的语气像是在通报一头牲畜的瘟病。我轻轻地放下听筒，转身看着二哥和母亲。大哥在外面敲门。差十分钟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公路边上的合作医疗站。我非常熟悉的医疗站。医生姓王，是个先天的哮喘病患者，颈脖松软短促，折叠着大卷的皮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大队最出名的赤脚医生。看过电影《春苗》后，我们给过他一个光彩的名字“红雨”。合作医疗站背后就是大队保管室的晒坝，很多批斗大会都是在那里开的，很多电影也都是在那里放的。记得看《祥林嫂》那晚上天气闷热得要死，我挨着小丽坐在豆草里，看着看着就打起了瞌睡，倒在了小丽的身上。醒来我才发现，小丽解了所有的衬衣纽扣。 　　合作医疗站门里门外挤满了人，我们走过去，那些人都自动地闪开了。都是些熟人，也有亲戚。他们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点头做笑。天色已经很暗了，医疗站里已经开了灯。父亲躺在一条有靠背的长椅上，瓶子里的液体快完了。父亲还在叫唤，硫磺色的脸上冷却的汗珠已经变成尘埃而新生的汗珠还冒着热气。我们围着父亲站住，一筹莫展。王医生在里面为别的病人忙碌，脸是挂着恒久的嬉笑，那样的嬉笑在他还是赤脚医生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胆结石就是疼，我见过好几个病人都疼得在地上打滚儿，一刀下去取出来就对了。”王医生说得像灯草一样的轻巧，但我的父亲却正承受着大汗淋漓的重。 　　母亲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父亲使劲地挣脱了，把手交给了自己的另一只手，父亲说他得的不是胆结石，他怕把病传染给了母亲。父亲说得也对，二哥大哥都站得远远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旁边的人七嘴八舌，问这问那，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我感觉到与众人的隔离，自己人与他人的隔离。这种隔离也在我和我的父亲之间，也在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之间。 　　液输完了，父亲还在疼，又打了止痛针。只能这样了。天已经黑了，来来往往的车灯把医疗站照得刷白。堂兄的火三轮停在路边，我们把父亲扶上去，不断地叮嘱他坐稳。母亲也坐了上去，搀着父亲。“大大，我真的想帮你疼。”在堂兄踩燃发动机的同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没有听见，但二哥听见了。二哥说：“你就会说空话！” 　　不管是从地理人文还是从行政区划看，成都都是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省会呀。从83年第一次去成都算起，也去过十几回了。火车北站，人民北路，红星路，春熙路，青年路，青羊宫和文殊院，天府广场和人民南路是我唯一记得的几个地方。也去过一两回卡夫卡书店和诗人翟永明的白夜，但印象中都像是空运去空运来的，来路去路都是空白。没去南京中山路之前，人民北路的梧桐树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梧桐树。走在树阴下，摸着皴裂的树皮我老是想，巴黎香榭丽大街上的梧桐树也不过如此。熟悉成都的朋友最爱考我：“天府广场上的毛主席挥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我若干次地见过那个毛主席，却总是答不正确。83年第一次看见成都是路过，去峨眉山，回来转车时在人民北路吃了顿饭。83年看见的成都只是成都的一只很久没洗的脚，沾着泥，沾着油垢。后来去成都也都像是做梦，去了来了，在花花世界里呛一口水，记得的只是丝丝的街道和高楼的轮廓，印象深刻的倒是路上的风景。黄土，罗江，德阳，广汉，新都。天回镇，成都近郊的一个集镇，李劫人《死水微澜》的产地，唐明皇转身的地方。青白江温顺细腻的样子和拱桥两边繁荣的集市。桉树。破烂拥堵的柏油路。满载原木的卡车。我的脑壳里至今也洗去不了的东西。87年夏天流浪归来，白天跟诗人刘强住在西城区的小旅店，夜晚出没在盐市口一带的闹市。在书店里偷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还是战战兢兢的。我的膝盖被电车的门夹出血了，都为我打抱不平，但电车还是在售票员吐给我的唾沫里开走了。90年冬天在光华村，跟刘强找到诗人蒋雪峰，再找到非非的尚仲敏和杨黎，看见过小安。光华村还是田野。与刚刚起床的尚仲敏谈到前一年自杀的海子，我的手里正捧着两年前海子捧过的茶缸。成都于海子是冷漠，甚至带着恶意。 　　成都于我的父亲就不只是冷漠和恶意了。车到龙门山中的江油关父亲的肝区就又疼痛起来，等到了青白江，就已经在桑塔拿里蜷缩成一盘现划的黄鳝了。我挨着父亲坐着，前排坐的是我的妹妹，另一边是我的母亲。我和母亲几乎都侧身站了起来，尽量把更多的空间让给父亲的剧痛。川西平原的冬天是阴沉的，带着浓郁的黑灰。我在回想起夏日几次走过这条成都之路见到的明丽风景后，想到的便是火葬场上空的景象。一切都出于本能。妹妹尽量让司机把车开得缓慢。成都，成都，父亲把希望全部押了上去，而我却在他身边一把把地抹泪。我时不时想起二哥说我的那句话：你就会说空话。

　　成都带给父亲的折磨是空前的，也是终极的。黄疸性急性胆囊炎。胆管炎。这是第一次判决。父亲像一个病变的器官被我们带来带去。疼痛和一流的医院让他迅速地萎缩。他不断地被安置在机器底下又不断地被转移。报告单雪片一样输出，很快就压弯了我和妹妹的手臂，也刺瞎了母亲的眼睛。如果真是第一次判决，我们是能够接受的，消炎排黄疸便可以让父亲恢复。然而父亲还是疼，整个地疼，对一流医院的处方和药物也不感冒。天色已晚。第二次判决已经不可避免。成都的天空和医院建筑的双重阴暗笼罩了我们的父亲。内一。B座。三F。在走过迷宫一样的回廊和草地，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的表情是一贯地轻松，只有从教授的眼镜背后闪出的些微光丝是严峻的，只有父亲肝区从未间断的剧痛是严峻的。恐惧从我们身体的最底层升上来又落下去，就像海潮一样一次次袭击我们的疲惫。医院复杂的让人渐渐感觉舒服的气味积满了我们的呼吸道。看见一个在自己的婚礼上酒精中毒的男子被手术车推进来又推出去，脸上盖着雪白的被单，我又感觉父亲是幸运的。看着那个还没有来得及摘下新娘花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姑娘，我的眼泪一点点缩回了泪腺。 　　水依旧漫在父亲的身体里，携带着相当密度的黄疸和泥沙。母亲和妹妹去宾馆睡了，我独自看守着父亲。重症监护室。6张现代钢制升降床。12台仪器闪烁，同时发出焦人的电子干扰声。一个刚换过肝的年轻人，圆溜溜睁着双眼。一个做了十二指肠手术已经半个月的老人，身上还插着三根塑料管。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两个小时前刚刚被切除子宫。唯一表情轻松的是下午做过阑尾手术的少女，她在听过母亲说的一阵唠叨之后，安然睡去，脸上有苍白也有甜美。我的父亲的疼痛是间歇性的，发着起来就不停地叫唤。我不爱我的父亲，但我是愿意帮他疼的。“快去叫医生，再给我打一针杜冷丁！”父亲坐在床上，一只手按着肚子，一只手指使着我。我出去找到医生，医生说才打过多久，忍着，又不是个孩子。我把医生的话一字不漏地转给父亲，父亲呆呆地看着，目光里都是汗水。监护室的日光灯灯光白里带蓝，有着死亡的浮肿，且是那种溺水的死亡。我站在父亲的病床前，尽量与他保持着某种合适的距离（远了，他是会察觉我嫌弃他的；近了，我又会受不了），或者靠在病床的另一头。我要与监护室里的死亡的气味搏斗，还要与瞌睡和来自父亲病体的厌恶感搏斗。“你就在我脚底下睡嘛？我这阵要疼得好些了。”凌晨3点，我迷迷糊糊听见父亲说。我抬起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石英钟。我说我不睡，我白天睡。我去卫生间用肥皂洗了手，洗了冷水脸。只要接触过父亲的身体，我都要洗手。“时间走得多么像蜗牛。”我听见睡在靠门的少女说。灯光让她的苍白里多了幽蓝。她很美。她的睫毛又黑有长。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又疼起来，又慢慢地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父亲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几次弄掉了手上和胸脯的电线，惹得护士的小嘴翘得老高。父亲一声接一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反倒让监护室显得更为沉静。在父亲高亢的吆喝的谷低是别的病人低微的呻吟，它们就像是从原始森林的地上长出的毒蘑菇或者从化工厂秘密排出的废水，同样地让我恐惧。父亲掀了被子，又脱了衣裳，一层层脱了。他拔了身体上所有的电线，把自己脱了个精光。他说：“热得跟在笼床里一样，哪个受得了？”我过去按住他，要把他往被子里塞，他不肯，骂我一点不理解他，一点不心疼他，骂我一晚上都在应付他，对他没有一点真情。我把衣裳给他披上，他把衣裳扔在了床底下。我看见父亲只是一把排骨，黄色的排骨，黄酥酥的油炸排骨——汗水就是油啊！“大大，如果可以，我愿意帮你疼。”我坐过去，抱住父亲。“你就晓得说空话。”父亲说。他说了和二哥一摸一样的话。他没有推开我。 　　白天监护室不需要家属。回到宾馆，我怎么也睡不着。母亲和妹妹逛街去了，我开着电视迷糊了一会儿，我在想成都会给父亲一个什么结论。我已经预感到了不祥。我爬起来去楼下买了张IP卡，想打几个电话。华艺说好要出我那本小说的，却好久没消息，我想问问。01年我还没用上手机。我盼着书能出来，还些买房的账，还些街上商店的欠账。一万不行，几千也行，四五千也行。二哥前两天就放假了，肯定又在帮二嫂的公司，如果父亲真有个啥，必须叫他来。妹妹打电话到宾馆，说她和母亲在杜甫草堂，我如果实在睡不着就过去。妹妹93年就用上手机了，最先是模拟的那种，但号码至今都没变。有钱人换电话，没钱人换号码。看来妹妹属于有钱人一类。 　　我过草堂了。顺路打了电话，华艺的书商正在太原到大同的路上，回老家过年，自己在开车，没说几句话就挂了。态度很好，叫我放心，书肯定出，没赶上天津书展一定赶上长沙书展。春梅的电话没打通，我想总是电话又被男人摔进厕所了。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千真万确。二哥果然在二嫂的公司里。过年了，生意正火，一股银水淌，一年到头就等这几天。二哥的原话。“老头子得病也不择个时候，硬要弄到年根根上。”二哥在电话里抱怨。“要来就来，你自己看着办！”我没心情跟他多说。 　　我们回去了。带着父亲。我们很无助地被时间的传动带送到到了年根上。即使父亲明天就要死，我们也无法回避过年。坐在姑父驾驶的纪委的小车从城北立交桥出来，又是天回镇。天空是恒定的阴郁，没有一丝希望的亮光，就像不得不接受核磁共振和教授对父亲的二次判决过后的我们的心情。大哥二哥来了，又坐客车走了。像来时一样，妹妹坐前排，我和母亲坐在后排父亲的左右。我们当然没有告诉父亲检查的结果。我们只是说过年了，医生说不是啥子大问题，过了年再去。成都就是这样。成都就是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的恐怖。肝胆内科的恐怖。其实，经历恐怖的又何止我们。我们只是在杜甫草堂、在天府广场有过片刻的轻松。20日傍晚，父亲的报告出来了，医生同意我们把父亲带了出来。一直坐在天府广场西侧椅子上的父亲突然说：“这一辈子也死得着了，成都这么大的地方也来耍了，不是害这么个病还来不到。”二哥带了照相机，要给父亲照相，父亲没有推辞。父亲母亲。父亲大哥二哥。父亲妹妹。咔嚓喀嚓。我没有跟父亲合影。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临时搭铺，总是我跟父亲。我不肯，坐在火塘挨时间。父亲是我的父亲，但在我身体的感觉中，父亲是会吃人的。往往是很委屈地睡到他的脚底下，缩成一团，生怕被他吃了脚趾头什么的。而今父亲吃不动人了，但那种惧怕和厌恶还在，何况又是一个垂死的人。车过青白江，夜幕降临，川西平原褪去了冬天的浅表性墨绿呈现出了灰黑的调子。我把眼睛从车窗外收回来，停在父亲身上。父亲睡着了，疼痛已经止住。想到身边这个与我共同生活过35年的人最多还能在世界上活两个月——医生的话——我突然泪流满面。为了不让车里的人察觉，我再一次把头转向车窗。车窗外已是夜色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