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那三天(下)
2021-12-27抒情散文雨夜昙花
31日,母亲一早就去公司换熟人夫妇俩回去睡一会。中午,母亲回来吃饭,说可能今天能拿到钱了。饭后,她略休息一会又去了。晚饭后,我要去公司,昀阳闹着也要去,她以为,我们是去举着标语围着公司,大喊“还我血汗钱”,她要跟着去喊。我说不是那样的,我们……
31日,母亲一早就去公司换熟人夫妇俩回去睡一会。中午,母亲回来吃饭,说可能今天能拿到钱了。饭后,她略休息一会又去了。晚饭后,我要去公司,昀阳闹着也要去,她以为,我们是去举着标语围着公司,大喊“还我血汗钱”,她要跟着去喊。我说不是那样的,我们只是坐着,很无聊地坐着。她才作罢。木华和我一同去,守了一会,我让木华回去,因不知道还要守多久,毕竟年关将近,昀阳一人在家,谁也不放心。
公司的人对我们反反复复说的话前一晚就人人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了:钱都打到银行,支票已开好,只等银行的通知,银行的人现在正加班加点核对户主的情况。
隔壁会议室里,银行的人、公司的人在开会,昨晚他们就在开,现在他们依然在开。我们隔着玻璃看了又看,怎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觉得他们高深莫测:不明白为什么钱在银行,银行却不发通知,也不明白为什么公司不直接把钱赔给客户,而要通过银行转帐,并要一直不停地开会。
有几位户主坐不住了,直接跑到银行找主管,问为什么还不通知公司发支票。银行的主管十分惊讶:“我们也想早点回家,可是上级通知我们在这里等你们来取钱。你们一直不来,我们还着急呢。”
这一惊非同小可,户主们谁也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更为慌乱,干脆守到会议室门口,然而什么也不能听到。
漫长的两个小时后,会终于散了。有人过来,让大家按号数的次序排好队。
交了所有证件的每位户主都拿了号,说发支票时就按号数发,于是大家争相把房产证和土地证交了去领号。母亲早就连同公证书一道把所有文件都交了,换回一张盖了公司红章的白条。最初大家都有些兴奋,觉得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那对年轻夫妻已在商量,拿到支票后,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出去大玩特玩。然而第一号进去了约半小时都还不见出来,大家就有些心慌,不知他们在里面扯些什么。
又过去好一会,一号出来了,说公司只答应退百分之七十的钱,另外三十,得等房子的手续全部转到银行后才能付。言下之意,就是倘若有一人不交房产证,那这一幢房子就无法办清手续。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那对老夫妻催租催怕了,担心百分之七十都拿不到手,准备先拿了这些钱再说。这晚新来的一个中年男子则坚决不同意:“要拿就百分之百地拿。”还有昨晚就熬夜苦战的一男子和他妻子吵了起来,他妻子埋怨:“早就说钱放在股市还稳妥,是赚是赔起码是我自己的运气。”公司的人则不断利诱:“先拿了这些钱,不然不保证今后还能不能拿到。”办公室里、办公室外都乱成一锅粥。 银行的人看一时无法解决,就离开了,他们一走,银行也就关门了。大家感觉这事又玄了。 我拿过母亲手中那张白条看了看,有几分慌乱,觉得就这样把所有证件都交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一枚公司的红印章能起什么作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手里何尝没有盖着公司红章的合同书,里面还明文规定了如果拖欠房租一天按多少的滞留金处于罚款,但又有哪一天执行过?何况,要刻一枚这样的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人去要求公司退还证件,公司的人一时说锁在小屋子里,没有钥匙;一时说保管证件的那个人不在,总之就是坚决不退还任何证件,包括那名中年男子刚刚才交进去的、就锁在桌子抽屉里的证件。这就使我更加怀疑。 如果这是一场骗局,父亲用二十多万买铺面都把母亲气成那样,一想起这事就拿出来念叨,现在连铺面都不是我们的了——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母亲又会怎么样? 没有把我担心的事告诉母亲,让她坐在屋里,我出去听听别的户主在议论什么。这一听更为气馁。有的户主在为自己还没有交证件庆幸,有的在帮公司出谋划策,怎么扣押那百分之三十,有的担心这次公司无法把大楼卖出去,拿不到钱……公司让各方意见的代表进会议室商量怎么解决,我挤了进去。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大家都患得患失,有人说能不能先拿百分之八十,又有人竟认为公司担的风险也非常大,我们能够拿到百分之七十也是好的,只要能拿到。他们全忘了这两年找公司催租的艰难。我正在斟酌如何开口,那位中年男子说话了:“我来总结所有户主的意见:要就拿百分之百的钱,要就退证件。只有这两点,别的都是废话。”此话一出,那些想妥协的户主也都目光炯炯地看着公司老总,公司老总则转过头去看中年男子:“你有多少平方?”我又担心起来,中年男子却没有只顾自己的利益,立即说:“不用管我有多少,要退就大家一起退。”我舒口气。 这个会又不欢而散。 木华来接我们,劝我们回去了。我因在那个会上听出端倪:来收购这幢大楼的是家大公司,他们要把一至三楼全部买下。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据说二楼、三楼的户主根本就没有把房产证和土地证办下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公司手里,公司自己还有这幢大楼百分之五十的铺面,而一楼一百多家户主,没有交回证件的只在少数——公司可以利诱这一部分人,付他们百分之百的钱,买下他们的证件,大楼就可卖了,那时到什么地方去找公司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用笨办法,牢牢守在这里。我让木华回去照看昀阳,我陪母亲坚守。 屋外非常冷,我来来回回地走,不知要不要打电话给报社,因为不知道,报社的介入是有利于事情的解决,还是只能扩大事件。有的户主嚷嚷要报警,也只不过是嚷嚷,并没有付诸行动,毕竟,大家目前都还不愿与公司闹僵。 有的户主比较强硬,公司的人就来游说:“来那面,我和你谈一下。”我一听到这句话,当即走过去:“你们是不是要各个击破?”那位户主立时明白过来,马上表明态度:“要谈就和我们派出的代表谈。” 现在户主们谁也不愿明目张胆地“背叛”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同盟”。而且在公司信誓旦旦的情况下买了铺面,却一遍一遍催租而不得,又经过这么几天的苦守,谁还敢相信公司说的任何话。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她只是来看看情况进展,我把我听到的、想到的都告诉她。她一听就说:“现在急的不是我们,而是公司。”她立即就去同公司的人说:“我们也不管你们把这幢楼卖了多少,我们只想知道,你们卖的钱够不够全额支付我们这些人的钱。如果不够支付,我们不同意卖。如果够支付,我们就拿银行付给我们的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百分之三十就先由公司垫付给我们,等所有手续办清后,银行一笔打到你们帐上,不是大家都方便吗?”这女子接着又说:“现在的房子不是几年前的价,你们从户主手中把铺面按原价收回转手能够赢利多少,我们都不管了,只要你们百分之百把钱退还就行。” 公司的人听了,不愿再同这女子对话,绕开她,一会这面谈事,一会那面谈事。 有的户主没有把证件交给公司,眼看又没有希望拿到钱,就不愿再在这里傻等,回家去了。 这时,母亲终于从别人的言谈里知道,把证件交了后只拿张白条是一件多么蠢笨的事。她站了起来:“我不在这里熬了,我去要证!”我跟着她,一面往会议室走去一面对别的户主说:“走,我们去把证要回来。”一下就有七、八家户主的十来个人跟着我们去会议室。母亲拍着门说:“出来!把证还来,我为了二十多万把老命搭在这里划不来,我不要钱了,把证还给我!”就有人帮腔:“快还证来,你们不要把老人家逼死在这里!”“你们不要逼病几位老人,把事闹大,那时就不好收拾了!”“你们是上辈烧高香了,遇到的是我们,是别的人你试试看,警车早就围到这里来了!” 公司的人出来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们再商量商量。”
中年男子厉声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还证!”大家就响应:“还证还证!” 公司的人匆忙说:“走走走,我们过那面去。” 大家又到办公室这面来,公司的人又喊了几个人进小屋子去商量。这次我没有跟进去,而是陪着母亲,她这么一闹,头就有些晕了。 不时有户主上去捶小屋子的门:“快点快点!快还我们的证来!反正你们也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小屋里响起了掌声。接着门就开了,有人出来说:“大家快按号数排好队,百分之百退还。” 这时坚守在公司的只有十九户人家了。熟人因昨晚守了一晚,已回去休息,她白条和号都交给了母亲,我悄悄对母亲说:“快去给你的熟人打电话,让她来拿支票。” 这时木华不放心,又赶了来,听说能拿到支票了,就坐下来陪我们等。 母亲排在第三位,签了支票出来,大家都说:“拿来看看像个什么样。”又问:“凭这个一定能取到钱吧?”“会不会他们用这张纸来糊弄我们,把我们哄回家后,他们就锁上门跑到什么地方去藏起来?”那位目眉清秀的女子立即说:“他们不敢开空头支票,那是要坐牢的。”还有人将信将疑:“万一他们今晚就逃走,警察都找不到呢?”越说越心慌,大家都说:“明天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把钱取出来,免得夜长梦多。”“就是就是,我们换家银行存。” 出门时,母亲的熟人来了,我把她的白条和号塞过去:“我们先走。” 她紧握一下我的手:“谢谢了。” 这时公司的人还在说:“我们老总担着这么大的风险,但有人还是不仗义,打电话通知别的人来。”这时的十九户,已变成二十五户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更多户主的电话,不然,就大家都明白什么叫仗义了。 走出门,外面依然很冷,但我们心情轻松。门内的一切,甚至这幢大楼的一切,已和我们无关。 早晨起来,母亲说去买稀豆粉回来吃,我说现在吃什么早点,先去把钱取出来是正经。到了银行,就见几位户主正在办理转帐手续,大家见了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又互相询问一下:“支票真能取到钱吗?”“买森林的那位老人家拿到支票了吗?”买一片森林,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老人家买森林被骗后,以为买铺面自己能守住。 我们很快就把一切手续办妥,把钱转到母亲的账户上。出了门来,才意识到,这已是新的一年,2008年早就开始了,我们是坐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一天。 我们去吃稀豆粉,母亲感叹不已:“家里最会理财的还是你父亲。二十多万交进去,三、四年的时间拿出来就成三十多万了。”又说:“也不知道那家公司是憨厚还是狡猾,把拖欠的房租都还清了。” 我埋头吃稀豆粉,没有说话。心里明白,父亲的投资是正确的,只是所遇非人罢了。据那个中年男子说,他在别处类似的投资就非常好,租金不但按时到位,还时常找业主开会。 这时母亲的手机响了,是一位户主,她说今早去公司,结果公司关着门,又找人问到母亲的电话,问母亲知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母亲只能叹乞。 还有那位埋怨自己太聪明的老太太,那位赶回去为女儿过生日的女子,不知她们拿到钱没有。如果没有拿到,不知那位老太太又要埋怨自己多久——她因为没有把证件交给公司,那个晚上早早回家去了。 我们去看父亲,母亲告诉父亲,铺面的事解决了。照片上的父亲还是笑吟吟的,也许他一早就知道,这事是能够解决的,他也知道,最终,他在母亲的心目中,还是能恢复他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而不是像过去为了铺面争吵时,母亲认为的那么傻。 父亲墓地的所在,是个前依水后靠山风景奇佳的地方,而这只是因为:“你们出来逛时,就顺便过来看看。”但父亲真的没有想到,现在每次去看他,我们真的只是去看他。后面的山,前面的水,拂风的柳,盛放的花,在我们的眼里,远没有墓碑上,父亲那定格了的笑容来得亲切温和。 有时,我会想起那一天,买了墓地出来,父亲站在街边同我说:“我不但把墓买了,管理费都要交足二十年,以后你们就省心多了。”那时,父亲的腿已非常肿了,但他不让我扶,虽然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表情却是轻松的。 事后,当我告诉母亲,父亲留下的钱要交二十年的管理费,才发现家里竟没有人知道这事,在恍惚中终于明白:当日,父亲已经是在向我交代后事。而且,在家中向来以丢三拉四、记忆力超差时常被笑话的我竟也让人万分惊讶地回忆起,那段时间里,父亲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叹我还一直等,等父亲清醒的时刻,却不知糊涂的人竟是我。 后来很多很多的夜里,我都不知道父亲已离我而去,好像他还在另一间房里睡着,好像早上起来,我依然可以去开他的房门:“爸爸,我上班去了。”那时我非常固执,非要父亲应我一声后才关门离开,否则就一直一直喊:“爸爸,我上班去了。”为此,父亲总会取笑我的任性。 那时父亲躺在病床上,我等他清醒,是想他会告诉我,以后要怎么过日子。而他没有机会告诉我这一点。我想他一定不放心,但不知他为什么不来入梦。我做菜,他要告诉我先放姜后放蒜,我要到哪里,他会画个地图,此后我要怎么生活,他却不来同我讲。
但2007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真正感觉到,我已长大,已能独立面对这个社会。也是这时我才确定,父亲确确实实离我而去了,他不来入梦,只是因为知道,我会在一个夜晚,懂得“承担”这两个字所包含的生命意义,并由此触摸到生活的本质,从而真真实实地长大,从发肤到心灵。 于是,三月间,我梦到了父亲。在一个小亭子里,他同我说了许久许久,话题全部围绕着要怎么解决他一位助手的职称。醒来后,我良久沉思,终于明白,父亲对他的家人,始终是放心的,这让我有几分喜悦,知道在父亲离开的这几个月里自己没有使他失望。 时光渐渐过去,昀阳一天天长大。有一件白毛衣,是父亲买给她的:学校要开运动会,规定要穿没有任何花的白毛衣,而且头天通知,第二天就要穿到学校。父亲晚饭都没有吃就出去,绕了许多路,才买到这一件,总算使昀阳得以过关。有一条公主裙,价格奇高,昀阳每次路过都看了又看,父亲得知后,立即就去买了回来……这些衣服正一天一天地变小,我也任它们挂着,不压进箱底。有时候,昀阳拿出什么来,会说一声:“这是爷爷买给我的。”纵然已不能用,她也收进箱里不丢弃。 我也有一双资格老老的靴子。 那是1995年的冬天,父亲为我买的。那一年,我要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去开会,父亲陪我上街买靴。春秋鞋就可在昆明过冬,几乎没有鞋店卖靴子。我们绕呀绕,终于在一家店里见到一双靴,而且式样大方简单,牛皮又厚又软,但价格更好。转身欲走,父亲竟也看到了那双靴,拉住我:“我买给你。”并把靴拿过来让我试。服务员在一旁笑:“有这种父亲真幸福。”我向来知福,但仍然认为不必要:用我两个月的工资买一双只穿一个星期的靴子。但父亲就是不听我的,爽快地付了钱,我拎了靴出商店。靴和它的价格越来越沉,使我闷闷不乐。父亲开导我:“是贵了一点,不过钱就是挣来花的,在需要的时候不用,那是憨包。”又逗我:“比我有钱的人遍地都是,但有几个父亲可以为去北京开会的女儿买靴子?”而父亲去美国考察,脚上穿的也只是五十元一双的鞋子。 这双靴子,在每个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会出来透透气,也因为有了它,就是去冰天雪地的沈阳我也没有胆怯过。它跟着我这么多年,式样依然不老,靴面完整如新,只是靴底的胶老化了,我正准备拿去换个底继续穿。如今,虽然市面上的靴子琳琅满目,我却情有独钟。 父亲关于金钱的口头禅是:不需要,一分钱也贵;需要,十万百万倾家荡产也划得来。但他面对疾病时,却不舍得买千把块的药。这时候,我一点也不明白他的金钱观:就算那些药不能治病,但买一毫希望也值呀! 如今父亲已远走,纵然我不想送别,他还是离开了。 有时会路过那幢大楼,但我从不停住自己的脚步,虽然这个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由父亲带着去看了铺面。那天,他踩了踩那块地说:“就是这里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他们至始至终都不知道,那让他们烦恼了许久的铺面位于什么地方,包括在铺面产权证上冠名的我的侄儿侄女以及我的女儿。 我知道自己会永远记得那一天,父亲十分得意的神情,那时他认为自己就是不在人世了,也能够照顾孙儿们几十年,却不知道,世事难料。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父亲的金钱和物质不能照顾到的日子,他对我们的关爱却可永生相伴,那是深不可测的、浩瀚无边的星际,甚至比星际更为绵长,更为恒久,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沙砾如何磨砺,它都不会减损一丝一毫。而且,任何人明抢暗偷、巧取豪夺都拿不走。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那对老夫妻催租催怕了,担心百分之七十都拿不到手,准备先拿了这些钱再说。这晚新来的一个中年男子则坚决不同意:“要拿就百分之百地拿。”还有昨晚就熬夜苦战的一男子和他妻子吵了起来,他妻子埋怨:“早就说钱放在股市还稳妥,是赚是赔起码是我自己的运气。”公司的人则不断利诱:“先拿了这些钱,不然不保证今后还能不能拿到。”办公室里、办公室外都乱成一锅粥。 银行的人看一时无法解决,就离开了,他们一走,银行也就关门了。大家感觉这事又玄了。 我拿过母亲手中那张白条看了看,有几分慌乱,觉得就这样把所有证件都交了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一枚公司的红印章能起什么作用?过去的几年间我们手里何尝没有盖着公司红章的合同书,里面还明文规定了如果拖欠房租一天按多少的滞留金处于罚款,但又有哪一天执行过?何况,要刻一枚这样的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人去要求公司退还证件,公司的人一时说锁在小屋子里,没有钥匙;一时说保管证件的那个人不在,总之就是坚决不退还任何证件,包括那名中年男子刚刚才交进去的、就锁在桌子抽屉里的证件。这就使我更加怀疑。 如果这是一场骗局,父亲用二十多万买铺面都把母亲气成那样,一想起这事就拿出来念叨,现在连铺面都不是我们的了——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母亲又会怎么样? 没有把我担心的事告诉母亲,让她坐在屋里,我出去听听别的户主在议论什么。这一听更为气馁。有的户主在为自己还没有交证件庆幸,有的在帮公司出谋划策,怎么扣押那百分之三十,有的担心这次公司无法把大楼卖出去,拿不到钱……公司让各方意见的代表进会议室商量怎么解决,我挤了进去。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大家都患得患失,有人说能不能先拿百分之八十,又有人竟认为公司担的风险也非常大,我们能够拿到百分之七十也是好的,只要能拿到。他们全忘了这两年找公司催租的艰难。我正在斟酌如何开口,那位中年男子说话了:“我来总结所有户主的意见:要就拿百分之百的钱,要就退证件。只有这两点,别的都是废话。”此话一出,那些想妥协的户主也都目光炯炯地看着公司老总,公司老总则转过头去看中年男子:“你有多少平方?”我又担心起来,中年男子却没有只顾自己的利益,立即说:“不用管我有多少,要退就大家一起退。”我舒口气。 这个会又不欢而散。 木华来接我们,劝我们回去了。我因在那个会上听出端倪:来收购这幢大楼的是家大公司,他们要把一至三楼全部买下。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据说二楼、三楼的户主根本就没有把房产证和土地证办下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公司手里,公司自己还有这幢大楼百分之五十的铺面,而一楼一百多家户主,没有交回证件的只在少数——公司可以利诱这一部分人,付他们百分之百的钱,买下他们的证件,大楼就可卖了,那时到什么地方去找公司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用笨办法,牢牢守在这里。我让木华回去照看昀阳,我陪母亲坚守。 屋外非常冷,我来来回回地走,不知要不要打电话给报社,因为不知道,报社的介入是有利于事情的解决,还是只能扩大事件。有的户主嚷嚷要报警,也只不过是嚷嚷,并没有付诸行动,毕竟,大家目前都还不愿与公司闹僵。 有的户主比较强硬,公司的人就来游说:“来那面,我和你谈一下。”我一听到这句话,当即走过去:“你们是不是要各个击破?”那位户主立时明白过来,马上表明态度:“要谈就和我们派出的代表谈。” 现在户主们谁也不愿明目张胆地“背叛”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同盟”。而且在公司信誓旦旦的情况下买了铺面,却一遍一遍催租而不得,又经过这么几天的苦守,谁还敢相信公司说的任何话。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她只是来看看情况进展,我把我听到的、想到的都告诉她。她一听就说:“现在急的不是我们,而是公司。”她立即就去同公司的人说:“我们也不管你们把这幢楼卖了多少,我们只想知道,你们卖的钱够不够全额支付我们这些人的钱。如果不够支付,我们不同意卖。如果够支付,我们就拿银行付给我们的百分之七十,另外的百分之三十就先由公司垫付给我们,等所有手续办清后,银行一笔打到你们帐上,不是大家都方便吗?”这女子接着又说:“现在的房子不是几年前的价,你们从户主手中把铺面按原价收回转手能够赢利多少,我们都不管了,只要你们百分之百把钱退还就行。” 公司的人听了,不愿再同这女子对话,绕开她,一会这面谈事,一会那面谈事。 有的户主没有把证件交给公司,眼看又没有希望拿到钱,就不愿再在这里傻等,回家去了。 这时,母亲终于从别人的言谈里知道,把证件交了后只拿张白条是一件多么蠢笨的事。她站了起来:“我不在这里熬了,我去要证!”我跟着她,一面往会议室走去一面对别的户主说:“走,我们去把证要回来。”一下就有七、八家户主的十来个人跟着我们去会议室。母亲拍着门说:“出来!把证还来,我为了二十多万把老命搭在这里划不来,我不要钱了,把证还给我!”就有人帮腔:“快还证来,你们不要把老人家逼死在这里!”“你们不要逼病几位老人,把事闹大,那时就不好收拾了!”“你们是上辈烧高香了,遇到的是我们,是别的人你试试看,警车早就围到这里来了!” 公司的人出来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们再商量商量。”
中年男子厉声说:“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还证!”大家就响应:“还证还证!” 公司的人匆忙说:“走走走,我们过那面去。” 大家又到办公室这面来,公司的人又喊了几个人进小屋子去商量。这次我没有跟进去,而是陪着母亲,她这么一闹,头就有些晕了。 不时有户主上去捶小屋子的门:“快点快点!快还我们的证来!反正你们也商量不出个所以然来。”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小屋里响起了掌声。接着门就开了,有人出来说:“大家快按号数排好队,百分之百退还。” 这时坚守在公司的只有十九户人家了。熟人因昨晚守了一晚,已回去休息,她白条和号都交给了母亲,我悄悄对母亲说:“快去给你的熟人打电话,让她来拿支票。” 这时木华不放心,又赶了来,听说能拿到支票了,就坐下来陪我们等。 母亲排在第三位,签了支票出来,大家都说:“拿来看看像个什么样。”又问:“凭这个一定能取到钱吧?”“会不会他们用这张纸来糊弄我们,把我们哄回家后,他们就锁上门跑到什么地方去藏起来?”那位目眉清秀的女子立即说:“他们不敢开空头支票,那是要坐牢的。”还有人将信将疑:“万一他们今晚就逃走,警察都找不到呢?”越说越心慌,大家都说:“明天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把钱取出来,免得夜长梦多。”“就是就是,我们换家银行存。” 出门时,母亲的熟人来了,我把她的白条和号塞过去:“我们先走。” 她紧握一下我的手:“谢谢了。” 这时公司的人还在说:“我们老总担着这么大的风险,但有人还是不仗义,打电话通知别的人来。”这时的十九户,已变成二十五户了。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更多户主的电话,不然,就大家都明白什么叫仗义了。 走出门,外面依然很冷,但我们心情轻松。门内的一切,甚至这幢大楼的一切,已和我们无关。 早晨起来,母亲说去买稀豆粉回来吃,我说现在吃什么早点,先去把钱取出来是正经。到了银行,就见几位户主正在办理转帐手续,大家见了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又互相询问一下:“支票真能取到钱吗?”“买森林的那位老人家拿到支票了吗?”买一片森林,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老人家买森林被骗后,以为买铺面自己能守住。 我们很快就把一切手续办妥,把钱转到母亲的账户上。出了门来,才意识到,这已是新的一年,2008年早就开始了,我们是坐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一天。 我们去吃稀豆粉,母亲感叹不已:“家里最会理财的还是你父亲。二十多万交进去,三、四年的时间拿出来就成三十多万了。”又说:“也不知道那家公司是憨厚还是狡猾,把拖欠的房租都还清了。” 我埋头吃稀豆粉,没有说话。心里明白,父亲的投资是正确的,只是所遇非人罢了。据那个中年男子说,他在别处类似的投资就非常好,租金不但按时到位,还时常找业主开会。 这时母亲的手机响了,是一位户主,她说今早去公司,结果公司关着门,又找人问到母亲的电话,问母亲知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母亲只能叹乞。 还有那位埋怨自己太聪明的老太太,那位赶回去为女儿过生日的女子,不知她们拿到钱没有。如果没有拿到,不知那位老太太又要埋怨自己多久——她因为没有把证件交给公司,那个晚上早早回家去了。 我们去看父亲,母亲告诉父亲,铺面的事解决了。照片上的父亲还是笑吟吟的,也许他一早就知道,这事是能够解决的,他也知道,最终,他在母亲的心目中,还是能恢复他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而不是像过去为了铺面争吵时,母亲认为的那么傻。 父亲墓地的所在,是个前依水后靠山风景奇佳的地方,而这只是因为:“你们出来逛时,就顺便过来看看。”但父亲真的没有想到,现在每次去看他,我们真的只是去看他。后面的山,前面的水,拂风的柳,盛放的花,在我们的眼里,远没有墓碑上,父亲那定格了的笑容来得亲切温和。 有时,我会想起那一天,买了墓地出来,父亲站在街边同我说:“我不但把墓买了,管理费都要交足二十年,以后你们就省心多了。”那时,父亲的腿已非常肿了,但他不让我扶,虽然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表情却是轻松的。 事后,当我告诉母亲,父亲留下的钱要交二十年的管理费,才发现家里竟没有人知道这事,在恍惚中终于明白:当日,父亲已经是在向我交代后事。而且,在家中向来以丢三拉四、记忆力超差时常被笑话的我竟也让人万分惊讶地回忆起,那段时间里,父亲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叹我还一直等,等父亲清醒的时刻,却不知糊涂的人竟是我。 后来很多很多的夜里,我都不知道父亲已离我而去,好像他还在另一间房里睡着,好像早上起来,我依然可以去开他的房门:“爸爸,我上班去了。”那时我非常固执,非要父亲应我一声后才关门离开,否则就一直一直喊:“爸爸,我上班去了。”为此,父亲总会取笑我的任性。 那时父亲躺在病床上,我等他清醒,是想他会告诉我,以后要怎么过日子。而他没有机会告诉我这一点。我想他一定不放心,但不知他为什么不来入梦。我做菜,他要告诉我先放姜后放蒜,我要到哪里,他会画个地图,此后我要怎么生活,他却不来同我讲。
但2007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真正感觉到,我已长大,已能独立面对这个社会。也是这时我才确定,父亲确确实实离我而去了,他不来入梦,只是因为知道,我会在一个夜晚,懂得“承担”这两个字所包含的生命意义,并由此触摸到生活的本质,从而真真实实地长大,从发肤到心灵。 于是,三月间,我梦到了父亲。在一个小亭子里,他同我说了许久许久,话题全部围绕着要怎么解决他一位助手的职称。醒来后,我良久沉思,终于明白,父亲对他的家人,始终是放心的,这让我有几分喜悦,知道在父亲离开的这几个月里自己没有使他失望。 时光渐渐过去,昀阳一天天长大。有一件白毛衣,是父亲买给她的:学校要开运动会,规定要穿没有任何花的白毛衣,而且头天通知,第二天就要穿到学校。父亲晚饭都没有吃就出去,绕了许多路,才买到这一件,总算使昀阳得以过关。有一条公主裙,价格奇高,昀阳每次路过都看了又看,父亲得知后,立即就去买了回来……这些衣服正一天一天地变小,我也任它们挂着,不压进箱底。有时候,昀阳拿出什么来,会说一声:“这是爷爷买给我的。”纵然已不能用,她也收进箱里不丢弃。 我也有一双资格老老的靴子。 那是1995年的冬天,父亲为我买的。那一年,我要在北京最冷的时候去开会,父亲陪我上街买靴。春秋鞋就可在昆明过冬,几乎没有鞋店卖靴子。我们绕呀绕,终于在一家店里见到一双靴,而且式样大方简单,牛皮又厚又软,但价格更好。转身欲走,父亲竟也看到了那双靴,拉住我:“我买给你。”并把靴拿过来让我试。服务员在一旁笑:“有这种父亲真幸福。”我向来知福,但仍然认为不必要:用我两个月的工资买一双只穿一个星期的靴子。但父亲就是不听我的,爽快地付了钱,我拎了靴出商店。靴和它的价格越来越沉,使我闷闷不乐。父亲开导我:“是贵了一点,不过钱就是挣来花的,在需要的时候不用,那是憨包。”又逗我:“比我有钱的人遍地都是,但有几个父亲可以为去北京开会的女儿买靴子?”而父亲去美国考察,脚上穿的也只是五十元一双的鞋子。 这双靴子,在每个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会出来透透气,也因为有了它,就是去冰天雪地的沈阳我也没有胆怯过。它跟着我这么多年,式样依然不老,靴面完整如新,只是靴底的胶老化了,我正准备拿去换个底继续穿。如今,虽然市面上的靴子琳琅满目,我却情有独钟。 父亲关于金钱的口头禅是:不需要,一分钱也贵;需要,十万百万倾家荡产也划得来。但他面对疾病时,却不舍得买千把块的药。这时候,我一点也不明白他的金钱观:就算那些药不能治病,但买一毫希望也值呀! 如今父亲已远走,纵然我不想送别,他还是离开了。 有时会路过那幢大楼,但我从不停住自己的脚步,虽然这个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由父亲带着去看了铺面。那天,他踩了踩那块地说:“就是这里了。”我的母亲、我的哥哥,他们至始至终都不知道,那让他们烦恼了许久的铺面位于什么地方,包括在铺面产权证上冠名的我的侄儿侄女以及我的女儿。 我知道自己会永远记得那一天,父亲十分得意的神情,那时他认为自己就是不在人世了,也能够照顾孙儿们几十年,却不知道,世事难料。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父亲的金钱和物质不能照顾到的日子,他对我们的关爱却可永生相伴,那是深不可测的、浩瀚无边的星际,甚至比星际更为绵长,更为恒久,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沙砾如何磨砺,它都不会减损一丝一毫。而且,任何人明抢暗偷、巧取豪夺都拿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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