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瓦》修改稿

    亮瓦

    邓世太

    一

    鸡叫三遍时候，天泛亮。

    光，是通过屋顶的亮瓦传递进来的。

    奶奶催促：起床，读会儿书去。

    我正在梦里吃着粉蒸肉，又肥又香的肉块。

    奶奶一推，把到嘴的美味，搅没了。

    我懒在被窝里，一动不动，闭紧双眼，想把没到嘴的肉再尝尝，保留下来。

    二

    裹着小脚走山路，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筐的奶奶，在家族中，说话有份量。

    眼看我到了读书的年龄，奶奶便召集二爹三爹商议：二毛、闷子、光毛这三个伢，都该上学了啊!

    泼河水库建成后，越涨越高的河水，一寸一寸往岸上爬，邓小寨通往外界的那条路，被淹入水底。刚开始还能看见路旁的草树，以及一迹黑黑的条状蜿蜒在水，后来，只剩下白亮亮的一片。

    邓小寨，沦为孤岛。

    奶奶吩咐汉涛小佬：划船送伢，到邓西湾上学！

    先祖迁居光山的始居地叫邓家冲。邓姓子孙，如藤上瓜蔓，钻沟逾岭，起伏地开枝散叶。瓜瓞般的村庄，名字都带着姓氏的烙印：邓围孜、邓东湾、邓西湾、邓小寨、邓贴，间或穿插至唐河、榨湾、陈洼。

    为我启蒙的邓西湾小学，校舍是村民临时腾出的三间土坯房。教师，是本家一名初中毕业生，邓汉瑞。

    一扇门。两个窗。三间屋。

    就是学校的全部。

    和一般的住家户一样，土坯墙上的裂缝，稻草把子塞住。木头柱子周围，被粉笔和墨水涂抺成花脸似的的图案。屋顶那一片片黑瓦，排列齐整，像鱼肚子上的鳞。

    课桌土坯垒。凳子自带。

    两个班。20多个学生。一块可搬动的黑板。不同年级背对着坐。

    没有教材，每人发一本红皮的“九大”《党章》。蚂蚁一样的字趴在纸上，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第一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5个比拳头还大的字，树棍点着带读：毛主席——万岁!学生们昂着头，盯着老师，晃着脑袋，张大喉咙，使出吃奶的力气，跟着念：毛主席——万岁!

    我的目光紧盯着老师的嘴唇，偶尔踩着老师的脸跳到他的脑袋上，老师的脑袋不大，站不稳眼，我就再往上瞅，跳到房梁上玩儿一会儿。

    屋梁间没有摆放农具或柴草，屋顶的三片亮瓦，格外明亮。

    我想不明白，亮瓦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弯得那么合适，服服帖帖地待在那儿，不像我的屁股，坐久了总想扭。叫瓦，它不黑，透亮。

    太阳光透过亮瓦砸进来，教室好像多了一个光柱。我发现，阳光透过亮瓦移到第七排土坯时，下课。移到第三排土坯时，放学。

    放学后，我们搬着自家的板凳，蹚着水，脚丫子找着被吞的水下路脊，回家。

    大水望不到边，秋阳照在水面上，脚底下温吞吞的。水底下的鱼让几只乱踩的脚惊起，抛弃泥水弥漫的草窝去找新草，鱼尾偶尔滑过脚踝，滑滑的，痒。

    哥仨不约而同，把手中的板凳当鱼罩，照着游动的鱼砸下去，然后伸手在凳子底下摸。竟然一个也逮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扑空后，我们绾起的裤管和袖头松开，衣服裤子水湿淋淋。书本铅笔也跳出书包往水里掉，谁爱总被关着呢。

    一声断喝：谁让你们玩水？

    是二爹!他虎着脸，黑煞眼珠。二爹没揍人。回到家，奶奶拿着竹棍，给我屁股一顿狠揍，真疼。更疼的，是揍我的奶奶，哭了。

    为戒止玩水，每次放学，老师在手心用红墨水做记号。到家奶奶检查。

    汉涛小佬忙了，没人摆渡，我们没学上了。

    三

    罗洼大队余东生产队，腾出针锥之地，政府把我和奶奶摁进去。

    奶孙俩的日子，一天天往前熬。我的学，继续上。

    张湾小学离我家约一里地。仍然是借私人房屋。三个教室，三个年级分开上课。老师有办公室。学生有公共厕所。

    语文老师教生字和笔顺，算术老师教加减乘除，还有一位老师教唱歌，图画。

    开学后，同学们捧着新发的课本，看封面漂亮的图画，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我上学不用交学费。但书钱要掏，作业本要买。奶奶拿不出钱，我的课本，便躺在老师的抽屉里睡大觉。

    看着同学们喜孜孜地翻新书，我心里有小虫在爬，忍不住咬手指头，喉咙呑涎。放学路上，小伙伴手捂鼓囊囊的书包相互追逐，害怕书溜，我要求帮他们背书包，乘机抚摸一下封面，那凸起的纹路，硌得我心痛。

    家乡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晚上，各家各户都要去祖坟“送灯”。除了磕头、烧纸、放炮，还要将不同颜色的纸，糊成筒状的“裤脚灯”，用竹签固定在坟前，里面点燃蜡烛，请逝去的亲人看亮。正月十六，奶奶催我起大早，到山岗上去收集“裤脚灯”，拿回家裁整齐，用纳鞋底的线缝起来。

    我所有的作业，钻角打窟窿地趴在红色、黄色、绿色、白色的纸上，像随风吹落在田间的种子，在春天自由地开花。

    过日子缺衣少穿，学习缺书少笔，但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年级第一。

    村中间住着的王奶奶，每次见了我，总喜欢拉着我的手，问冷不冷，有时摸摸我的肚皮，检查我吃饱没有，顺便拿几个红薯，或抓一把花生，放进我口袋里。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王奶奶刚娶回来的儿媳妇，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王奶奶坐在地上，不停地抺眼泪。我回家刚把书包放下，突然看到王爷爷飞一般地往家跑，后面撵着一群人。我好奇地赶到王家，看见王奶奶平躺在床板上，王爷爷不停地揉她的肚子，旁边的人把她的嘴掰开，往里面灌肥皂水，王奶奶的女儿拉着她的手，大声地嚎叫，她就是不吱声。旁边的人说，王奶奶和儿媳妇呕气，喝了剧毒农药1059。

    王奶奶出殡那天，我随着人流，送她去村西边的山洼，心里对1059农药充满了憎恨!数学考试，明明得数应该是2000，我偏要在答案里减去1059。心想：没有1059，以后，所有人都平安了!数学老师怎么也想不明白，1059是从哪蹦出来的。

    四年级上学期，学校来了一位女老师，姓徐，上课总喜欢提问我，课后我问她从报纸上看到的生字，有的她也不认识，只好去翻书。我发现那本小而厚的书，上面有字和词的解释，还有图。她告诉我：别小看这本书，它可是最权威、最有学问的老师!我看到书脊上的4个大字——《新华字典》。

    跟着奶奶上街，我强拉着她走进新华书店，指着柜台里摆放的《新华字典》，营业员看了定价说：1元钱!奶奶把揣在怀里的手绢，里三层外三层地剥开，几张带着体温的毛票，和1分、2分、5分的硬币，凑在一起，只有8毛7分钱。

    我赖在新华书店门口，不挪脚。奶奶催促我回家。我噘着嘴，见到路边的瓦块和麻绳，都要上去踢一脚，哪怕脚趾被石头咬了，也装着不在乎。

    奶奶跟在我后面，把废纸和烂麻绳捡到手里，朝我扬起手：你的书在这里!

    当我把《新华字典》捧到手时，像喝了蜜!只要有空，就翻着看。小伙伴有不认识的字，只要能写出，我就能查出读音，还知道意思!没有人教拼音，但相同或相近读音的字，是排列在一起的。秀才识字认半边，我按字典猜读音。乡里扫盲登记时，工作人员问我认识多少字，我夸口说好几万!工作人员笑笑：你知道一共有多少汉字不？我说不知道。但他写出的汉字，我都能够读出来。

    低我一年级的同学胖墩，长着一张娃娃脸，算命先生说他将来要当县长。

    学习成绩不错，老师喜欢，同学们干脆都叫他“县长”。“县长”以为自己真的是县长，在同学面前，强势霸王的。谁有好吃的，要给他留一点。有好玩的，要先紧着他。有同学不高兴，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埋一排皂角树刺。快速奔跑的胖墩，一脚踏上皂角尖利的刺，鲜血直涌。胖墩被突然喷出的鲜血吓坏了，撕心裂肺地嚎起来。村里的老人听到动静，赶忙拿来屋檐上晾干的香蒲棒，将“县长”的伤口包好。“县长”由两位小伙伴架着，一瘸一拐地蹦回家。

    期末考试结束，“县长”的成绩仍然在班级名列前茅。有同学说，他快赶上我了。徐老师说：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水田里的泥巴，差别大着呢!

    隔壁黄表婶把徐老师的话，转给奶奶：你孙子将来比县长还强!

    奶奶微微一笑：那得多少块豆腐垫脚啊!

    四

    奶奶去世后，我回到母亲身边。

    经常梦见我沿着一条明亮的梯子，不断地向上攀登。突然，梯子被人抽走，我悬挂在半空，浑身惊出一身冷汗。睁开眼，看见亮瓦。外面，是凄冷的雪，或惨白的月。

    罗洼大队，终于建起了一所新学校，地址在母亲家西侧300米的山洼里，与王奶奶的坟，隔一条小路。

    新学校有7间教室。东、南2个方向，各有两个教室相连，北边3间教室相连，中间是校长的办公室和厨房。新学校，土坯墙，每间教室一扇门，两个窗户，屋顶有两片亮瓦。窗户上没有玻璃，几根棍支撑着，像拔光了毛的鸡。

    冬天，老师叫大家从家里带稻草，把风塞在窗外。北风在树梢发出凄厉的叫声，我们的心紧缩成铁疙瘩。同学们伸手写字，有的皮肤皴裂，露出红红的肉。有的冻伤后结痂，不停地抓挠。握不住笔，隔一会儿，把手伸到胳肢窝或放到肚皮上，暖。下课了，男生在屋檐下站成一排，肩膀扛着肩膀，“挤油”，女生跳绳踢毽子。有家长将旧搪瓷盆改造一下，用铁丝拧个提手，早晨上学时，将半干的湿柴放在盆里点燃，让学生提着往学校赶。湿柴熰出的蓝烟，借着风势在起伏的丘陵间飘散，成为上学路上一道风景。

    公家建的新校舍，像挂在衣架上的新衣服。把它穿上身的，是一群年轻人。

    那些在城镇长大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产队长安排他们干活，放牛，僵不过牛劲。割麦，动辄镰刀割破手指。挑水，走一路洒一路，把水桶磕碰得满身伤痕。插秧，手刚抬起，秧苗飘出水面，遇到蚂蟥，便跳到田埂上，大呼小叫，甚至痛哭……更别指望挑草蘣、担塘泥、挖山、修大寨田这些体力活。知青们不会做饭，需要村干部挨家挨户派饭。农民本来生活就不易，还要想方设法供奉这些挂历上的花瓶。

    村办初中，给了知青们用武之地。校长把他们请上讲台，给地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带来一张张洋气的面孔，如浮在水面的油星。

    学校仅有的体育设施，是操场中间，用水泥板铺的乒乓球台。课余时间，同学们用废砖头和石块，在中间排出“球网”，拿着自制的球拍，“挂号”打擂台。男知青刘老师，也跑来和我们一起玩，他喜欢拉弧圈，我一接就飞，只能呆在一边痴痴地望着，老老实实地帮他捡球。

    冬闲，上级要求各村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村里的青年男女，老实木讷，知青们便成为演出的主力。他们穿着没有补丁的衣服，圆瞪双眼演李铁梅，放开洪亮的嗓门，唱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杨子荣。我和小伙伴乐于成为“跟屁虫”，帮助“演员”们看护物品。

    刘老师穿着笔挺，指缝里夹着香烟，经常往女知青身边凑。演出休息时，他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让女知青给他端茶倒水。女知青不理他，他便指挥女学生。女学生赶快躲到一边。

    刘老师上语文课，拿腔捏调地读报纸，念黄帅反潮流的新闻，讲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故事，读“农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农村”的社论……像老和尚念经。他不怀好意地看女学生，把“孕育”解释为“怀有”。看到男生做小动作，一巴掌扇过去，学生鼻血直流。学生哭着告家长，家长告校长，校长把他赶下讲台。

    周末，校长去公社开会，知青们早早地回去了，我们像一群脱缰的野马，在院内操场和教室后的山坡上，疯狂地撒欢。

    捉完了“特务”，打完了“仗”，我们躺在教室后的草坪上，看天上不断变化的云絮，和树林里自由穿行的小鸟，相互说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女同学没疯够，放开歌喉，唱起山歌。调皮的男生便按照锣鼓点的节奏，“咚咚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地伴奏，后面几个同学跟着起哄：“玩旱船啰——”。

    平时羞答答的女生，大大方方地发起了挑战，男生们反而扭扭捏捏，你推我搡。我跑进教室，把校长的草帽扣在头上，左手拖条树棍，右手摇着破蒲扇，边走边扭唱起来：

    “船娘子哎，你是听，

    快把小调往前跟……”

    刚才唱歌的那位女同学羞得满脸通红，稍微迟疑了一下，右手翘起兰花指，一摇一晃地走过来：

    “清早起，打开了花园门

    喜鹊儿，当头叫几声儿……”

    夜色慢起，天地间被一层轻雾笼罩。

    疯累的我们，踩着昏黄的天色，各自寻找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