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学的伤痕

　　
　　
　                                    　没有文学的伤痕（散文）　　
　　
　　已经远去的那个夏天，我高考失败落在了村里。这是八十年代初期。
　　后来我见到，在书写中，有人把我这样的人也称作回乡青年，回乡知青。这个，不敢接受。因为，我并不是那种从外面回来的人。
　　这个时候，城市青年先后离去，持续多年的知青运动已经落幕。不过，他们的体温还没有散尽，村里的个别人与个别知青的联系还在延续。我的生命与知青错了半拍，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成年。对于这个特定的群体，我只是一个仅能凭记忆或印象来说话的旁观者。比如，我说不上来他们都来自哪个城市，他们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但是，我记得一些人姓名，相貌。
　　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吃过饭，大人小孩都在水塘边的空地上凉风，旁边的树上是一个话匣子，广播在《国际歌》乐曲中结束了，有人就提议，让队里的那几个知青唱歌。大眼睛的吕菊梅跟细高个的李小雪就站了起来，边歌边舞地齐唱了一首《加快步伐朝前走》——
　　
　　登山攀高峰
　　行船争上游
　　社员斗志比天高
　　加快步伐朝前走
　　能挑千斤担
　　不挑九百九
　　迎着困难上
　　顶着风雨走
　　学习大寨要大干
　　粮棉年年夺丰收
　　
　　唱到“能挑千斤担”，她们双臂都架了起来，像是一对飞翔的大雁。我们南面几里，是一个青年农场，那里大概是一种兵营式的集体生活。还有的知青就是直接安插在生产队里，社员们把他们当作客人，干多干少没人在乎。生产队种的瓜不卖，分给社员们吃。瓜园没有篱笆，大人小孩也不能随便下。阳光下，香瓜像一颗颗星星，光芒四射，香气飘荡。我们这些孩子，只能站在地边上望着。我们看到，那个叫董建梅的女知青，穿着白球鞋，拎着一个空网袋进去了，种瓜的老杨也没说啥，还帮她摘了一袋子，她背着走了。当一个知识青年真好，我想着。后来，有两个女知青，跟我们大队的青年农民结了婚，知青返城的时候，她们也没有走，在村小学做着教师，一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被称作息县坡的地方，父亲说是一块“奶头地”。这里的人，格外恋家。这说的就是我。公社高中离家六里远，学生都住校，有早晚自学。每到下午放学，别人都轻松了，我的心里就长了草，不安的样子，最后就溜出校门，朝着那个赵庄的方向奔跑，脚下是小路、沟壕、庄稼地，村子里亮灯的时候，回到家门。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毕业了，像我一样落榜的同学，有的托人做了民办教师，有的外出学一点技术，回来在街边摆一张桌子，给人修理手表、收音机，进一点活钱。一个同学说，有个老头新买的收音机就不响，他一看是电池装反了，教他一会儿过来拿，老头转了一圈儿过来，他收了他三块钱。我没有给自己想过门路。我家里有几块地，一条牛。那个时候，山东姑娘彭丽媛的一首女高音在收音机里响彻大江南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闲的季节，我会想办法弄一些书看。那个时候，不管哪个同学或者上过初中的青年人手里，都能交换到几本文学杂志。在那些文本里，我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农村。知青的生活，成了一场苦难，他们伤痕累累，农村就是落后和饥饿，农民就是愚昧和粗俗，他们抛洒的是青春，经受的是欺骗。新时期的农村生活，都是雨过天晴，云开月朗。山西作家马烽的一篇《结婚现场会》，我还有印象：“我”（县委书记）应邀参加妇联为几对农村青年举行的集体婚礼，这时，一对中的女方父亲“老牛筋”忽然出来砸场子，向男方索要一笔彩礼，“我”没有听从其他干部的意见，去批判“老牛筋”买卖婚姻的落后思想，而是顺势在村里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动员群众发展经济，“老牛筋”看到这下子国家政策好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就不计较那笔钱了，这人鸭子熟了，嘴还是硬的，让女婿打了个“欠条”。这篇作品，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事隔三十年，我还能私自把这个东西从时光的积尘里扒拉出来，不是它有多好，是“经典”，而是因为它跟现实，根本不是一码事。它是从反面触动了我。我看到的是，农村婚姻中索要彩礼、买卖婚姻的风气，正好是随着近年来分田单干，农户经济有了一些好转，才刮起来的。邻村挑担子卖豆腐的老吕，总是用他自个新编的顺口溜来当作吆喝——
　　
　　初八十八二十八
　　河南的姑娘来相家
　　喝了酒，吃了肉
　　临走还别二百六……
　　
　　那时，我参加了一个亲戚家的婚礼。早上，送亲队伍就要到了，这边的人挑着一竿子鲜红的爆竹准备点火，新娘和队伍却站在村口不动了：拿三百块钱来，要不就不进你门！女方的条件都已经尽力满足了，这个时候，又在出难题。一个村的人都在围着看热闹。三百块钱不是个小数。我这一次的礼金，就是十块钱。主家在客人场里四处求借，才凑够那个数，把新人请进屋里。同样教我记住的，还有贵州作家何士光的一篇《乡场上》，过去“像狗一样”窝囊的男人冯幺爸，分得二亩地，有吃的了，腰杆就硬起来，就敢说真话了，敢对供销社主任老婆罗二娘、村里曹支书这些地面上的人物怒吼了：只要国家政策不像过去那样跟我们农民过不去，我还怕你哪个？这个作品，同样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据说还被《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刊登，并入选大中学教材。在这些文本里，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村或农民问题，被一个分田单干轻易地解决了。
　　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作为中原地区一个手中有了一份土地的农民，要怕的人，更多了。你要上交粮款、要出义务工，晚了村里要加罚。你要生育，计划生育所向披靡、没有冤屈者，有关系的话，罚款可以减免、可以不结扎、可以生下来。个人势力迅速膨胀，到处都有教场子的广告，少林拳、铁砂掌、头顶碎石，哪里都能见到树杈子上吊着的沙袋子。只有拳头，才最有说服力。我街上的同桌同学全安，几年就成了人物，他家里办事，各村的支书、乡干部、派出所民警，都会去行礼。街头上的一般人物，乡下人也得躲着。那天，邻居家的一口猪从外面跑回来，后面跟着一个人，是街上的，这人说你家猪跑到人家地里了，罚款八十。根本没有这一条，他也不是管事的。这个半大的猪，还值不了一百。这个人在堂屋里坐着不走，这家人最后掏了六十块钱。那时，猪肉一块钱一斤。那人走后，这家女人关上门，一直哭到夜深人静。
　　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在文学这个光辉的页面上，你如果没有一个知青，一个右派的经历，或者不是委身于这个语境，你就失去了书写的资本与权利。我和那个在深夜哭泣的邻居，属于大地上像麦穗一样密集的失语者。我们的话，是别人在说着。像我们一样沉默的，还有刘老师。刘老师代我的历史和政治，高考的三天里，我带的就是他的上海表。课堂上刘老师说：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容克的资本主义。我不明白“容克的”是什么，倒是囫囵着记住了这句话。刘老师三十多岁，原是县文教局教研室主任，因为是什么“三种人”，又重新成了一名普通教师。刘老师过去在赵庄住过，听父亲说，他幼年丧父，母子生活，当年他一个人背着干粮，步行到二百多里远的信阳读师范，半路上碰到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把他带到了学校。
　　
　　九十年代到来了。我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成了一个种田好把式。摇耧、撒种、垛垛子八大套，父亲也得听我的。不过，我还隐藏在黑暗中，靠一盏煤油灯指引着视线。二十年前，赵庄就通电了，分地单干，集体的东西没有人管了，电线被风雨吹倒也找不到人扶，电死一个小孩后被人夜里割走，变压器也被人拆空。这样一直延续了十几年。那个时候，我与外界的联系，就是一部靠两节干电池支持的收音机。
　　那个一片寂寥的深秋，我想到了刘老师。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我毕业不久，那个高中就撤销了，刘老师也转到了更远的学校。那天，我到了刘老师在学校的家里，几年不见，四十几岁的刘老师，已经有些苍老。他还原地未动地代着历史和政治。不知道，现在的政治课还讲着什么。刘老师的屋里，我关注的还是他的书架。刘老师过去写过一些东西，我没有见过。当年，他的书架上有《三家村札记》《金光大道》《李自成》《创业史》《安娜卡列尼娜》。现在，这些都不见了。他的桌上和床头，有几本翻着的书。我看了一下，都是讲气功的，作者有严新、张宝胜、张宏堡，都没听说过。看我在翻这些书，刘老师也拿起一本，有了精神：这些大师厉害得很，他们在台上带功做报告，就可以给下面成千上万的听众治病，有的人当场就能丢下拐杖走路，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可以发功遥控这边的仪器，说着，刘老师丢下书本，伸出双手，从腕部的一条横纹线开始，两手规规整整地合在一起，他说，我的两手是不是一样长？我看了一下，一样长。这时，刘老师分开左手，像领导做表决那样，半举在一侧，轻轻闭上眼睛。一分钟不到，刘老师睁开眼睛，双手重新合好，送给我看。他的左手，长出了大半个骨节。面对我一脸的疑惑，刘老师说，这是意念的作用，刚才我默念着左手长左手长，左手就长了，意念是一种能量，大师们可以隔瓶取药、远程移物、身子穿墙。那天，我带走了“中功大师”张洪堡的那本书。刘老师说，看了就拿过来。回到家里看了几页，左手长，就一次成功了。往后翻看穿墙术，却只是笼统地讲了几句，说这本书的受众级别还不够，下一本书里才能说透。我多少有些失望。这本书，我连夜就看完了。第二天晚上，妻子睡着了，我轻轻地掀开她身上的被单，闭上眼睛，手成鹰爪状，盘旋在她身子的上方，想像着她一身的“病气”，我一把一把地抓出来。这两年，妻子一直不大不小地病着，麦口上卖的两口猪，都给她吃药了，也没中用。书上还说，抓出的“病气”，要用意念把它沉入地下，不可随手丢弃，“病气”会污染环境，会寻找附体。
　　意念是一种能量。这是全书的理论基石。现在，我要直观地验证一下。那天，家里没人，我关上房门，爬到床上，在墙上一人高的地方插一个钉子，离墙垂下一条缝纫用的长线，头上带着一根绣针。绣针慢慢静止了。此刻一只蚊子趴上去，绣针就会成为钟摆。我盘坐在床上，屏住气息，眼睛直盯着绣针，念着它动，动，动……一分钟过去了，绣针纹丝不动。这一点力量都不存在。我的信念一下子降到零度。全是扯淡！那一刻，我也想到了那些书写农村的获奖小说。
　　二〇〇〇年，在世人欢呼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背着一个鼓囊的化肥袋子离开了赵庄，来到千里之外的苏南，在塔吊林立的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水电工。一天二十块钱。这一年我三十七岁。从年龄上说，我是村庄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一些人十几岁就出去了。在这个一马平川的黄淮平原上，我家有十五亩地。亚洲大陆亚热带与暖温带在这里交汇，光热充足，降水适中。这些年里，我和父母、妻子一起种植了小麦、玉米、高粱、红薯、大豆、花生、芝麻、棉花、烟叶、黄麻，喂养了牛、羊、猪，鸡、鸭、鹅……
　　
　　
　　
　　
　　
　                                                                       　2015-11-5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