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他们

        二叔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好听的名字：刘宏金。

        那一夜，二叔搂着我的父亲，拼命地喊，可是，我的父亲再也没有答应他了。父亲走了，二叔说，他等于少了一只手，许多话，他不晓得和谁说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二叔伤心地哭。

        二叔和我的父亲，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好笔杆。父亲教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就说，你二叔，不也是我压迫着操练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字的么。看着父亲那很得意的样子，我们没有谁不敢相信父亲。后来，二叔总会给字儿写得称展的兄弟姐妹们多发几毛压岁钱。自古，村子里就有一种偏见：字个儿写得称展的，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因而，父亲和二叔，尽管只上过五年小学，却在别人眼里，他们就是文化人，是懂知识和礼仪的。平日里，好在我也喜欢学那些舞文弄墨的事儿，于是左邻右舍都说，刘家的佬二，笋子高过竹了。每每听得别人夸赞，父亲和二叔比我还要高兴，乐呵呵的，说，他读了那么多书，总不能都是读进牛屁股了，应该的嘛。

        为生计，二叔走南闯北，他和父亲都吃苦不少，那时，什么都讲成分，包括读书，也是要讲究成分的。富农的崽，读什么书呢，难道还想翻身当富农，给我放牛去吧。村支书这样一句话，二叔和父亲，便就做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农民。二叔给我们摆谈这些往事时，总是郁郁寡欢的，长长地叹气，眼睛润润的，就连胡须，都是直直倒立着。若是喝了半两酒，他便会语无伦次地叮嘱我们，争气，争气，要学会争气！

        二叔喜欢喝酒。困了，倦了，累了，要喝了酒后方才舒服。高兴，逢喜事，或庄稼长势好，种儿收成不错，也要喝酒。酒是二叔自个儿酿的，用苞谷，红苕，高粱，或者大米，煨火慢慢烧烤。平日里，一个人在家，便是细细地饮，直到喝见了缸底，便又烤上几锅，放在黑屋角里，逢节日，则舀出来喝。当然，每每逢得有客人来屋，则是要多喝几杯的。若是遇得客人不好喝，捏着酒壶硬是不让倒酒，劝了数次，还不见松手，二叔便会装出发气的样子，愤愤地，说，怕我没酒喝么，长江黄河都干了，我家酒坛子，是不会干的。弄得一堂人，捧腹大笑。

        二叔好客，且为人处世敢作敢当，村子里的人给他取绰号为“国务院院长”，二叔觉得这个绰号没哪里不好，人家喜欢那样称呼他，便也乐呵呵地答应着。村子里的大小事，别人都喜欢说与二叔听，他们喜欢听二叔是个什么处理意见，年轻人都出了门打工，留守村庄的老人和妇女，凡事都喜欢二叔给他们拿个主意。乡里干部到村里去时，总是劝二叔入党，劝二叔向组织靠拢，村民还一致要二叔当村长，二叔不干。二叔说，村长太小，还是当“国务院院长”好。

        我曾经在一抹薄薄的玻璃块内见过二叔和父亲年轻时的合影，穿着上下各二口袋的白衬衣，灰色裤子，留三七分的两块瓦头式，并排站着的那种姿势，甚是英俊潇洒。二叔和父亲的照片，常常使我想起这些匆匆流失的岁月。是岁月，催人老，催人离去，这个关口，轮到谁，都躲不过的。有一日天将要黑之时，我在老屋外的晒场上，看见楼下的二叔，弯着腰，低着头，吃力地背着一捆干柴棒，正往家里赶。二叔在一梯稍高的石阶上，徘徊了好一阵子，他颤悠悠地伸出左脚，想努力跨上石阶，但明显力气不支，便又退了回去，伸出右脚，正想往上扑，然而一个筋斗，哗啦的一声，柴棒从二叔背上滚落了下来，正压着了他的腿。我几乎是一口气冲了下去，一对手举起压着二叔的干柴棒。二叔努力爬了起来，装着没事的样子，但我明显发觉，二叔，他已经是真的老了。一个人，吃完人间那么多的苦痛，历经人间那么多的灾难，便就匆匆老去了。至今，那张白衬衣照片上的两个人，一个已经去了好些年了，另一个，也便是接近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呢。

        每一次离开村庄，二叔总要送我翻过老屋对面的那座坳岭，有时，是要直接把我送至六里外的乡场上，见我赶上了回城的客车，方才回屋。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二叔在送别时的那句话，我是不会忘记的——满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小时我总是觉得，肉铺里的那些卖肉者，他们想吃多少肉就有多少的肉可吃，实在是太有口福了。满舅就是这样有口福的人。

        肉铺是设在街面的中央路段旁，一栋黑旧的二层吊脚老木楼，楼上是税务所办公室，楼下则是肉铺，三进房子，共有十来个铺子，最挨近路边的那个潘老幺肉铺，就是满舅的。满舅姓潘，是二姑婆的独苗子，深得姑婆疼爱，村里人都喊潘老幺。

        满舅什么时候做起了卖肉的营生，我是不知道的。大概从我有记忆起，他就是一个屠夫了的。村子里常常泛起满舅的吆喝声：“买猪喽——买猪喽——买大肥猪喽”。声音粗犷，洪亮，大老远都听得见。父亲好客，每每听得那寨脚传来满舅的声音，他便朝了那声音传来的方向，高声大喊：快快进屋来吃饭喽！

        乡下人和乡下人，总用不得称名道姓，光凭那声音，就知道是谁喊谁了的。满舅进屋，端碗，正想吃饭，父亲把手横过去，夺了他的碗，然后递上满碗的酒，说，光知道吃饭，没有意思，喝酒。于是他们乐呵呵地笑着，一抬碗，咕咚几声，满碗的酒一口就饮尽了。下酒菜自然是满舅送给父亲的猪腰子。满舅说，腰子难卖，丢了又可惜，送你下酒吧。父亲好饮，且炒得一手好菜。在炒熟的猪腰子里加上一些香葱、大蒜粒、山藾叶、老姜等佐料，便是一道下酒的好菜了。

        肉铺里的肉，几乎是从周边的村寨买去的。卖肉者从村里买去的是猪，卖出来的是肉，但是，卖猪的是老百姓，买肉的也大多是老百姓自己，卖肉者赚的就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过，真正赚钱的，恐怕是二楼那些收税的人。每个肉铺子都有固定的税额，他们在肉上盖上红印子：已疫检。一个印子一块钱，没盖印儿的，一律不准上市，更不得放到肉铺里来卖。据说满舅是因为懂得为人，和税务所关系近，自然是得了许多免费的印子，据说他的税收也是按最低标准收取的。

       肉铺里有一个做屠夫的幺妹，是湘西南那边的美人儿，继承了父业，成了卖肉者。她长得丰满，极富骚韵，但二楼税务所的人偏就不喜欢，她便去讨好满舅。每每路过满舅的铺子时，她总是故意地用胸贴着满舅的身子擦身而过，眼光总是湿湿的，说话也没有遮拦，弄得你心子儿痒。满舅那会儿还没有讨上媳妇，能有那档子艳福，心里正乐着。“软软的，热热的，真大”。满舅喝饱了酒，便情不自禁地要把那事儿说给父亲听。父亲总觉得一个卖肉的女人，终日的操刀砍杀，到底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便就劝着满舅，千万不得鬼迷心窍。

        与满舅邻居的那个肉铺老板，做了一辈子的卖肉生意，快要接近古稀之年了，一直都舍不得歇下来。这老鬼，最拿手的活儿不是卖肉，是耍秤杆子，少你二三两秤，不多，但也不少，你去找他，他便再割一小块的肉丢给你，陪你一个笑脸，你想骂他的欲念，于是就消了。大多的人，懒得去计较，少了就少了，下次央他多割上几两，也就罢了。这个老鬼也就是靠着这不断的短斤少两的秤儿，弄得富贵了起来，据说他是七十五岁那年，方才丢去了卖肉的活儿，专门的坐在屋里享受那余下的光阴。我到镇子里上中学那会儿，还见得几回他的面，油光的三七分头式，笔直的西装，领上捆一条花领带，富足的豪气一点儿也不减当年。只可惜人已老，身上的四肢已经明显不够用，拄着拐棍儿，步幅蹒跚的在街面上路过。

        税务所后来搬迁了，肉铺的那栋木楼连同地块一起被卖掉了。还好，卖掉肉铺那年，满舅讨来了自己的美人儿，他们一起返了村子，细心耕种着姑婆留下的那几分地。

        一个农民，他到底是离不开土地的。我觉得卖了半辈子肉的满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小镇紧壤湘西南的那边桥，每日都会摆上一个摊儿。铁锤、榔头、细铁丝，起子、火钳、老虎夹、钢钉磨成的铁钻………这类铁器物就挂在摊子空箱内的晾干上。箱子旁边整齐地码放着不同码子的鞋，鞋堆高的，则为已经修好的鞋儿，矮一些的，则为还没有修好或即将要修好的鞋。箱面是一个用来操作修鞋的平台，摆放有各色鞋线、烂胶片，502胶水和别的其他胶水或杂物。箱面极窄，可最后还得留下一些空地，用来摆置修鞋临时搁放的工具。修鞋者，是我的“结伢”（干爹），一个刚刚而立的小老头，头发蓬乱，胡须似乎从来就没有刮过，长长的，垂在下巴上。他戴一副眼镜，样子却是很打精神的。

        我是很少得去镇上玩耍的。仅仅是因为我长得丑，脸上患得有一种疟疾。一种被村里人唤作观音虫的病菌，啃噬了我的脸皮，干辣辣的。我用鼻涕、口水，给自己的脸儿解潮，缓解疼痛。结果，人越长越丑，父母觉得我已无脸见人，便就将我关在家里。可是，干爹一点儿也没有嫌弃我。他挑着修鞋的工具箱，爬过老屋背的那座坳，远远地，朝着我家的老木楼，隔着坡，喊我的乳名：

        阿火——阿火——

        我打开后窗，小心翼翼地爬到阳台上，沿着门前的竹尖望下去，我看见了干爹，他的肩上多了一条洁白的汗巾（大概是某女人赠送的）。他正坐在坳下的树脚，擦着汗，等我。实际上，干爹原本是一个和我素不相干的人。因为父亲相信命相，父亲说，我的命相属火，要保住我健康成长，就得找一个命相属水的本家人，来压一压我的火。我和干爹赶到小镇摆摊的桥头时，太阳就已蹦跳出来了，街面上也已经来了不少赶场的人。干爹是单身汉，出门从来就没有什么牵挂，一个人的家，一个人出了门，屋子就空落了。我给干爹做伴，多少让他觉得了不少的温暖。我容貌的丑，被他的寂寞掩盖了。

        干爹修鞋的时候，我就待在一边打杂。一会儿给他递上起子、刀具、或者修鞋用的线条，一会儿又得接过他刚刚修好的鞋子，将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鞋箱旁，甚至有时候，得跑到湘西南那边的白水洞，打井水喝。我实在是懒，干爹连声催了几次，我都懒得动身，于是他便责令我：你去不去，你到底去不去。他手里举着修鞋的细铁丝，做着要打人的样子。我扭捏着身子，慢腾腾地，老半天也不给他把水打到摊子里来。干爹在鞋摊边渴得心里慌，四处打望着，却依然不见得我人影儿，干脆就丢了摊儿，跑到桥下的溪里，喝水。

        实际上，干爹的生意一点儿也不好。不，应该说是他一日的收入实在太少，生意倒是火爆的紧。一个赶场日，干爹要修理上百双的鞋子，有的是破了皮，有的是断了底，还有的是脱了色。哪儿烂了，干爹都能修，但价钱一律五分一次，而且，熟人熟面孔的，免费修理。如此下来，一个赶场日也就充其量五块钱的收入。可气的是，时常会遇得收税的人，不管你是卖菜也好，修鞋也罢，一个摊儿收三元的税款。干爹说，三元，得修多少次鞋啊。干爹的话，是说给收税的人听的。可是空闲的时候，干爹抱着我，教我做算术题，题目是：修鞋五分钱一次，一天修一百次，一天能得多少钱。我闭起眼睛都能回答，五块。然后他又说：假设减去三元税钱，最后剩好多钱呢，如果我还是能够回答得出，他便又说：三块钱，要修多少次鞋。这时候，我猛然觉得，干爹说给收税人的话，有时候却也是说给我听的。

        太阳就要偏下西山了，街面上的人儿稀了，干爹开始收捡摊儿了。摊儿上是一地的鞋子，修好了却还没有认领的、来认领过了却还没有修好的、刚刚带过来的、摆放很久了的，一切还停留在摊子里的鞋，干爹都似若宝贝一般，小心翼翼地放回了鞋箱内，上了锁儿，回到屋后再翻出来修理。

        末了，干爹总不会忘记跑到肉铺里，割上一刀肉，挂在鞋箱的担子那头。我跟在干爹的担子后面，心里想着晚上的肉宴，大滴大滴的口水，情不自禁淌了出来。


        讲白了，说媒者即为媒婆。这是一个很女性化的活儿，但村子里，不少的男人，也是说媒者，或者曾经做过说媒的活儿。我至今还能够数得出的说媒者，就有：对门塆的白太婆，竹冲塆的打卦老奶，洞脚的六斤幺叔，蛤蟆塘的细妹满娘。其中，六斤幺叔为男性媒婆。

        据说，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就是对门塆的白太婆和竹冲塆的打卦老奶给说成了的。那些年，没媒人说媒，男人娶媳妇都是难事。那个年代做什么事都要拿家庭成分来说事，贫农比贫下中农好，中农比富农好，富农比地主好。总之，成分越是低，家里越是贫，就什么都好做，连说媳妇也包括在内。祖上本为地主，因祖父幼小失明，且为独苗儿，于是划分成分时给归置为了富农。父亲五岁那年，祖母从外地捡来一女童，心里盘算着，待得这女童长大成人，便给她当儿媳。谁知，女童养到十六岁，懂了事儿，便跟人跑了。祖母心里急得慌，对门塆的白太婆和竹冲塆的打卦老奶看穿了祖母的心事，她们就是这时候叩开了我母亲的家门的。

        那时，母亲年幼，她舍不得她的那个家。母亲的两个姐姐早已先后出嫁了，母亲没有母亲和父亲，母亲心里想，她一走，那个家就没了。母亲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有许多的不舍。两个媒婆隔三差五地去母亲那儿说媒，母亲总是不愿意表态，她一直都不说不愿意，也不说愿意，反正就那样拖着。父亲十八岁那年，母亲嫁了过来，父亲二十八岁那年，母亲和父亲方才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这其间的十年光阴，是母亲对她那个家最后的留守时光，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守在她的家里的。然而，那两个说媒的老太婆，背负了10年的说媒责任。

        说媒，是要从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从不认识到结婚生子，方才算得结束的。说媒并不是一说就可以成事的，许多的，说到了双方都赠送了彩礼，甚至都说到了定婚期的地步，也都有流产的可能性的。洞脚的六斤幺叔就说过这么的一桩媒，只是仅仅因为男方家的彩礼儿少了几个子，女方家的母亲怎么说都要退礼，死活都不同意出嫁自己的姑娘了。所以，就在婚事当天，这说媒的事儿就夭折了。

        真的，说我们农村人不贪钱不贪财，那是假的。说媒者在退彩礼的路上高声骂着。礼轻情意重，有那个意思在，不一样的好么。可偏偏就是这般的作孽，嫁娶大事，不由得媒婆说了算，也不由得男女各方说了算，男女各方的长辈们，也是有很大的表决权的。一桩好的说媒，哪一方有了丁点儿不好的看法都不成，必须各方达成一致意见，这说媒之事，方可办得顺利。

        细妹满娘对说媒这事就深有感触的。吴姓的长女满梅姑娘，就是细妹满娘做的媒，说给了堂哥猴子精做媳妇。婚后两年都不见肚皮儿鼓起来，满寨子的人都责怪细妹满娘，不该给猴子精说这么一桩亲事，待得这责备的意味儿还没有消退完，满梅姑娘与猴子精终于修炼得一个带把儿的家伙来到这人世间，可这家伙三岁的样子，就闹腾得不可开交，瘦弱得比猴子精更为的小巧，动不动就是感冒发烧，这时，细妹满娘自然也没有好话可以听的。甚至，据说那小家伙因为贪玩，考不起学，也有人拿细妹满娘出来说事。

        一桩好的说媒，实在是太难找了。好在这些年已经没有人再说媒了，婚恋自由的风气，许多年前就传到村子里去了。说媒者，不用多久，怕是要绝灭了。这样想着，我倒是为说媒者无比的感伤起来。我不知道这样的感伤，算不算一种留恋，算不算是对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的一种哀念。


　　当年，肥妹老奶瘦瘦的，矮矮的，唯独那双眼，特别的大，会发亮，甚至，会说话。若是你待她视而不见似的，一溜烟跑过她的身旁，她准会用那大大的发光发亮的眼，咬住你的背影，直到你转弯拐进山道那头的另一个山坳。

　　不得人愿意与肥妹老奶侃天了。像一头孤独的老牛，她常常坐在寂静的空屋里，兀自反刍着这岁月里的种种。妈说，肥妹老奶年轻那阵子，可是热火朝天的。她漂亮，能说会唱，尤其那一头拖地的长发，黑黑的，一半披到了腰带下，一半，绕过胸前，散乱地撒在高耸的曲线低处，矮个子的缺陷，一点也没影响到年轻漂亮的肥妹老奶。

　　我七岁那年患过一种叫“冷摆子”的病，这病不痛，不痒，光觉得浑身寒冷，冷至四肢颤抖，说不出话。肥妹老奶闻得有此事，连夜摸往老屋对门的幼松坳里，趁着从松叶间零星地泼洒到地面的月光，给我拔回了一种叫“牛屎菌”的球状草木，用老土灶上的土锅，和着山泉水煮烂，然后用那煮烂的“牛屎菌”残渣，在我身上一遍一遍的到处涂抹，还教我用余下的残水洗澡。果然，一个月光景，“冷摆子”没了。

　　实际上，肥妹老奶的家，没有一件家具是我向往的，就连同她家的那一壁书柜，光是凌乱地存着几册“毛主席语录”，厚厚的，已经被从屋内窜出的炊烟熏得泛黑，像是几坨牛屎巴。尽管我那时已经开始慢慢地爱上了书本，然而肥妹老奶家的那一壁书柜，一点也没勾起我读书的欲念。肥妹老奶是有两个儿子的，大的叫“莲子”，小的称“荷儿”，两个儿如同他们的名字一般，一点也没男人味，性子温温的，你跺他一脚，他方才动一下身。倒是她的长女，喜好读书，几册“毛主席语录”，翻卷了页角，时不时的，还要吐出几句毛主席老人家的话来，或是侃一些稀奇古怪的野门子，总之她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这个时候，肥妹老奶总要地恶狠狠地骂她家姑娘：“有能耐！吓唬小孩子。”肥妹老奶骂人喜欢拣粗话，且声音特别大，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听，都像是在吵架一般，只见她越说越凶，越凶越是声音大，一浪一浪的，不待你说半句，她则呱啦呱啦的，正口水飞扬的说着。当然，话说多了，便注定有一些只能算作废话的。

　　村庄里，许多人厌烦肥妹老奶喜好呱啦别人的闲事，我常常看见肥妹老奶和别的人乡骂，就因为她喜好呱啦人。她或是呱啦别人的男人如何好色，又或是呱啦别人的女人如何有荡妇之色，东家长，西家短，老的少的，过去的，将来的，全在她呱啦之内。所以，那些心眼小的男人或女人，听了她无中生有的闲词，不乡骂才怪。

　　不过我倒觉得乡骂是很好玩的一件事，乡骂可以骂出一个人品格和内涵来。不懂乡骂的人，或者说，有点涵养的人，面对别人口若悬河般的骂词，自己却只会支支吾吾的，半天骂不得一句话出口，更甚的是，一些人却是温温和和的，劝着那边的人好话好好说。那些尖泼的，心眼儿针尖那么大的村里人，对乡骂这玩意是很在行的。可是肥妹老奶，却让我觉得很是奇怪，她有时候像是一个泼妇，骂起来，竟然敢脱去衣服泼那些小男人。有时候，她对别人的骂声又似若听不进耳，光让别人骂，自己却静静地做着手头的农事，一句话也不还嘴。

        如此的种种俗人俗世，使得那个村庄，有时沉默寂寥，有时又烟火纷繁。可是许多年后，当我这个游荡异乡多年的浪子回到村庄时，我发现我的肥妹老奶，她已经不在了。只有她曾经的呱啦，以及她那大大的发光发亮的眼，一直在我梦里，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