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记

　　窗外满地炮仗的尸体正在瑟瑟发抖，空气中还有一丝燃烧过后的留恋。大年初三，我的身体一夜之间出了差错。清晨骤醒，发热、呕吐，头晕目眩。
　　
　　我不想承认这是生病的结果，只是妄自以为忍忍就能好。我笑着以为我没事，父母也只是以为我想要逃避嘈杂的家族聚餐罢了。整个上午，我像抹布一样赖在卫生间开始不断扭曲和脱水。直到午后，我才电话向父母呼救，说出那一句不想说出口的需要。他们都回来了，甚至老人。母亲开始向姥爷求救了。
　　
　　姥爷为我号脉，然后用消了毒的缝衣针，不断地斜扎和挑破。他的动作是那么干净利落，接连破开我十根手指。一个指尖上面两个小小的洞，用来放血。针孔是那么小，却藏着锐利的疼痛。血液里的毒在藏污纳垢的末端被一点点挤压和释放，渐渐晕染了白色的棉球，如桃花一样的绽放，红红的煞是好看。
　　
　　我觉得我像是一棵桃树。姥爷说，血的颜色由黑变红，身体就会好转的。他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像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树。在替我放过血之后，他就午睡去了，姿态是那么的轻盈。有一瞬间，我觉得我的身体也似乎变轻了。
　　
　　但这并没让我好过一些，于是姥姥坚持要在床前为我祈祷。她的声音穿过房间扩散，越来越洪亮，越来越坚硬。她用语言隔空沟通了她的耶稣，试图给我一些治愈的力量。可这像是隔空取物的仪式，让我感动又难堪。我想用脸颊去感受空气中一些脆弱的变化，气味、湿度甚至温度，而我的虚弱只是让我更加敏感于自身罢了。这敏感的触觉像蛇一样，很快缠绕成了脖颈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我怕极了那片玉观音被他们发现，极力去隐藏遮蔽着。可越是如此，我越觉得惭愧，因为我那藏在心灵深处并不坚固的庙宇和神像。我突然觉得我是有罪的，反反复复思索着。
　　
　　后来，母亲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就诊。我虽然有些偏执却最终还是顺从了，我常以为不是药水治愈了我，只是时间而已。在病房里，我因为过度眩晕不愿躺下来，只能干巴巴看着药水瓶。我还在为如此的生日感到惋惜。
　　
　　我突然喃喃自语说了一句：应该是本命年，犯了太岁吧。
　　
　　母亲听到后问我，太岁是什么？
　　
　　第二日我就乘坐火车回了北京，带着孱弱不堪的身体和梦境，接连又开始了感冒的旅程。待我痊愈，母亲却在电话里说，姥爷突然剧烈咳嗽，身子都躺不下来了。我第一反应是肺心病，想到他执着的一天两包烟，也难怪如此。
　　
　　我学西医，他是老中医，我们都同样笃信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
　　
　　母亲在家乡医院的病房里照顾姥爷，我却只能窝在北京某一处高层的沙发上，懒散地看着窗外的夕阳。与其说是看夕阳，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天空是一只灰色的盘子，太阳是一颗打破了的鸡蛋，我等待着风来了雾霾就散去了，等待姥爷的身体一点点恢复往昔。我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等待。
　　
　　我想起他曾是那么执着地抽出一支又一支的烟。他原本是那么骄傲的人，他说活着，他就只剩下吸烟这唯一的爱了。如今他躺不下来要持久地坐着，困了却睡不着，只好眼睁睁看着高处悬挂的一只玻璃瓶，小小的，透光的，可以救命的。
　　
　　这场景我是多么的熟悉，液体一滴不剩地落下，正好是完整的一瓶空了，就是太阳落山了。阳光在瓶子里，月光也在瓶子里，瓶子里的光能治病。我用一个小时看太阳落山，等待这个世界的冷却。这个世界冷了，我也有些冷了。
　　
　　北京的供暖比家乡时间短，我害怕暖气突然间就凉了，可春天还没有来。
　　
　　但我愿意相信，冬日里怎样凋零的树木都总会发芽的，这才是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