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六则【胡兰成】

　　随笔六则（作者：胡兰成） 　　一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喜欢游览名胜，后来渐渐不喜欢了。大概是因为看了县志，凡有斗方名士的地方总是有十景。读《徐霞客游记》，觉得太冷清，也不喜欢。 　　回想起来，以前到过的名胜印象都很淡，倒是常走的小街小巷对我有感情。 　　我游过西湖，见过长城，可是动人的只是当时的情景，不是当地的风景。游长城返回，宿在南口，夜里一个人出来，立在星月之下，想象着这是古代的塞外，但结果一无所有。回到旅馆里，一大群男女同学正在大厅上打地铺找睡处，乱轰轰的。我也混在他们中间走动着，这才感觉到真实，后来在桂林，探寻七星岩，那幽邃奇险的洞穴。我一进去就急于想出来。还是回去的路上，看女人在护城河边洗衣裳看了半天。我就这样的一个俗人。 　　这也不是因为人到了中年的缘故。小时候的为风景所动其实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动。 　　二 　　我有名字，可是不喜欢用别号。上次沈启无来，我和他说：“你为什么要弄上一个‘闲步庵’呢？顶好是不要这些。” 　　别号大概是起于汉末，盛于东晋，早先的人不玩这一套的。 　　汉末的八俊八元，东晋的竹林七贤，是一伙人的别号。可是读书人最容易散伙，久后便一个人的别号了。一伙人的别号是对人家标榜，一个人的别号是对自己标榜。什么散人，居士，馆主，恨人，都不过是玩意见。一个人玩够了一切，便玩到自己的身上，弄别号，就是玩自己的一种。读书人就是这样，就在他们一伙儿的场合，倘是吟诗，就是什么“海棠吟社”，倘是弄政治，便是什么“清流”，“东林党人”，“左翼作家”，其实还是和“海棠吟社”一样，算是一伙人的别号，而有了别号就已十分满足，表达了他们所要表达的了。可是我喜欢绰号。 　　《水浒传》里有些绰号就很好。别号是自己取的，绰号却是人家给的。有别号的多是些读书人，有绰号的却多是些下流等社会的人。两者的分别就在这里。譬如听人叫“王麻子”，“康林鬼头”，比较走到人家的书房里，看见玻璃板下压着署有什么“主人”的笺条，总要心里舒服得多。 　　下等社会的人也有他们一伙儿的别号，那是叫做“帮”。帮多是些穷凶极恶的，但是不无聊。读书人合伙儿的什么社，目的只求做到幕僚，现在叫做智囊团的。而流氓的帮则往往做了“火十字团”一类恐怖政治组织的底子。中间倘有认真的政党，首先得和这些读书人的社，流氓的帮分开。尤其是读书人的，他们弄政治不过是弄个别号玩玩，一伙人合称为左翼作家的时候，和个别的自署为什么主人，居士，在沾沾自喜上头并没有两样。 　　三 　　中国文学近来有南方的与北方的两种。这是因为地气不同吗？不是的。主要的倒是因为政治气候的不同。也有人把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分作两派，认为有破坏国家的统一的嫌疑。但到底还是分了两派。 　　北方文学的中心是北平，作品的风格比较深湛，来得静，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学则是活泼的，不免粗浅。一般人的这种看法，原也是对的。粗浅的可以使之变为深湛，静可是要不得，因此也有人以为中国文学的前途在南方，北方的则在没落中。这话我可不以为然。文学和政治中心接近，可以作成文学与时代的息息相关，但也使文学成为粗浅。这粗浅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修养问题。政治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这一般人的生活是文学的基调。所以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无宁是间接的。但因为政治的动态是特别的触目，作者觉得它新奇，往往拿它做文学的题材，这样就容易失败。他们不知道从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描写政治，而从政治的角度去描写政治，变成政治的侦探小说一类。好的文学家是革命的，但不是更广大的。一个文学家处理政治的题材，应当像处理恋爱的题材一样，要考察要说明的是人性的抑制与解放，感染于小事物小动作，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的情调。 　　上海方面的作者因为与政治关系太直接的缘故，往往把政治描写得太夸张，而忽略了人生。这样一种夸张法，倘用来描写恋爱，是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用来描写政治，则成了骑士式革命家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粗浅，便不止是技术的问题了。 　　必须把政治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滤过，才可以写成文学的作品。在政治动乱的中心地点不会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是产生在离政治动乱的中心地远一点的地方。政治动乱最高潮的时候不会有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作品倒是产生在政治动乱的高潮之前或之后的。因为作者要有咀嚼题材的余裕。 　　北伐以来，上海方面文学作品的粗暴，便是因为离政治太近。也有奖励这种粗暴，以为是革命文学的新的气质应当如此，可是革命文学必须是文学的，文学不容许粗暴。 　　就是革命，要的也是刚健，不是粗暴。 　　北平离政治动乱的中心较远，较有考察政治动乱的从容，将来倘有描写一时代的生活气氛的文学作品，我想在北平比较在上海还更容易产生。就现状而论，北平方面的文学虽像是消极的，但也不是骂它一声“落伍”就能说明的。它的基地到底还是比上海方面的好，这不仅是说文学遗产，也是说的文学的前途。 　　四 　　小时候因为一直住在乡下，听人说起海。例如“飘洋过海”，“海白洋洋，忘记爹娘”，就有一种大的喜悦。有个堂哥在上海做生意的，一次他回来，我问他道：“上海有海吗？”说：“有。”“海望得见吗？”“望得见。”我很兴奋，可是他不再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怎样再发问。 　　大起来读到描写海的诗与文，懂得的增多了，可是海似乎小了下去了。增多的对于海的感情是些诘屈的，琐碎的。 　　后来从天津坐船到上海，才第一次看到了海。见了现实的海，要想把它来适合诗与文里所描写的海，忽然觉得现实的海并不好，心里很懊丧。 　　再后来又渡过几次海。 　　一次是上海打仗逃离到香港，随后又从香港回上海。两次都是拖儿带女，不但世俗，而且狼狈，没有诗意，因此对海也不再苛刻。有时只是偶然从舶舷旁边走过，或者从房舱的窗洞里望了一眼，那海就像要泼了进来，打翻一切，不去想它，也知道是人在海上。海不是供人欣赏的。 　　五 　　从前大臣们上奏章，皇上看了通常就一批：“知道了。钦此！”现在皇上是没有了，却有许多人还是以“知道了”来满足自己。他们看一篇文章，或一幅画，首先问这是什么派，知道了是什么派的作品之后，就即刻满意，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各处都踏勘到了，把所有的名目细细的问，一一都记住了。他们非常之注意向导人的说明，尊严一点的逐件参观，风雅一点的逐件欣赏。 　　十年前有过一个时期，史大林派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矿山、工厂、集体农场去，当场抽笔写成报告文学。这报告文学其实就是“知道了”文学。后来还想扩大范围，写“世界一日”。中国也有人打算照样做，不过后来似乎都没有下文，大概是因为“知道了”一天之内在全世界发生的事，到底也没有多大意思。 　　中国文人向来是不辨菽麦的，民国以来忽然见到了女人的世面，就写成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有诗有小说，才子配佳人。后来又忽然见到了政治动乱的场面，就写成了普罗文学，也是有诗有小说，英雄配无产阶级。没有烟士披里纯的是“知道了”文学，加上烟士披里纯的也仍然是“知道了”文学加烟士披里纯。前者是茅盾的《子夜》一类的作品，后者是巴金的《家》一类的作品。 　　茅盾的《子夜》久而久之没有人看了，虽是革命文学批评家也说不出其所以然。巴金的作品还有人看，也犹之乎张恨水的作品还有人看。那点子烟士披里纯倘使加在《江湖奇侠传》上，也一定还有人看的，不过如此。 　　读了《文学集刊》一二期废名论新诗的文章，讲诗的解放与人性的自由，实在很好。读了武者小路实笃论八大山人的画的文章，那意境也是相通的。可是一想起废名近来悟禅不免有点感慨。 　　六 　　在我所知道的人当中，起先都有过生之绮丽，后来一个个走到了禅悦的境界的，除李叔同之外便是废名。废名打仗时回到湖北乡下，起先还问在北平的朋友设法寄莎士比亚的剧本给他，后来却听说他悟禅了。比这更早，当他还在北平的时候，就已渐渐接近此道。一次他表现给周作人先生看，他恰如在一种睡眠状态，但又清醒的，他的肢体本能地动作着，有如舞蹈，周身的感觉如同鱼在水中游泳，得大解脱，有大喜悦。周先生看了还是怀疑，这使废名很惆怅。 　　周先生的怀疑确是冤曲他的。一个人把所有的念头都熄掉，肢体平时受意志的约束惯了，此刻忽然得了解脱，自动的游戏起来，这本来是可能的。听仲云说我乡也有这么一个人，快要修成正果的，会打一种拳，叫做“仙拳”，是让肢体自动舞蹈的。 　　不过这里边我以为并没什么奥妙。肢体的自动舞蹈只是清醒的梦游。如同海水，没有风浪的时候，不受任何驱使，也有一种荡漾，因为它是活的。所以清醒的梦游还是限于它是人身，并且是基于平时动作的游离。这游离是平时动作的带点反叛性的自由，但不是佛经说的解脱。佛经说的解脱是等于断线纸鸢，到头要堕落的。废名便是欠考究到这一层。 　　他的诗论所引致的错误和他对肢体自动舞蹈的见解正相似。 　　表现于诗的人的感情，是生于事物的，但这感情一升华，就不再被事物的迹象所拘束，成为自我圆满的。但升华的东西还是有它的根。倘若根被丢掉了，升华的东西就只靠自身的水分来养它，鲜艳也只得一时。如果是从枝上折了下来的花朵，可以经得起一宿，而从现实的人生折了下来的禅悦，则或者可以经得起几十年。那几十年，还是靠的前此的现实人生的残余的水分养着的，如同离了水的螃蟹，吹着从江湖里带来的口沫濡湿着自己，久后到底是不行的。 　　一个人可以后半生做和尚，靠着前半生绚烂的余情来润泽自己，到他坐化的时候还不涸竭。但倘使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来这样做，那就会遭到可怕的涸竭的。因为做和尚的人，不但以他自己前半生的余情来润泽自己，并且是涵养在周围的人群的生活情调的反映里的。所以佛法须受十方供养。这供养不仅是物的布施，而且是情的布施。 　　废名在那诗论里指出生之感情的自由，用来发扬升华说是有功的，但他把升华当作解脱，终于走到了禅悟，这便成了艺术的还原，倒头阻碍艺术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