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记之广播

　　我最早接触的广播，四十岁以下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那是有线广播，与现在的有线电视类似，小镇的上空，电线纵横，密如蛛网，通入每家每户，其中专门有一根是广播线，每家安有一个扩音的喇叭，到广播时间就自动响起来，喇叭上有一根地线，用一根粗铁丝插入家中地下的土中，这样就安全了，不会跑电。　　　　

说是广播，其实就一个喇叭形扩音器，没有旋钮没有开关，为了不想听时能切断声音，接喇叭的电线都被从中剪断，两端电线外面保护的皮撕下一段，两条裸线的线头接上，就通电了可以听广播，把电线的线头拽开，就断了电没有声音。　　　　

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都一定要听的，那时有钟表的人家不多，广播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代替时钟。　　　　

广播来时，就该起床了，播到第一次播音结束，大人就该上班了。　　　　

这种喇叭在街头也有，不过规格大了许多，声音也是时好时坏，有人要听仔细广播里说什么，非得到附近寻找个喇叭好的电线杆子不可。　　　　

广播都是在休息时间播放，却没有多少针对孩子的节目，所以除了广播的形状、收听方式和开始曲之外，其他的记忆，已经都没有了。　　　　

后来有的人家使用上了收音机，是长方形的话匣子，有旋钮，可以调节音量和选台，播放的节目多了，即使上班时间，也有节目，常见老人在家一板一眼地听样板戏。　　　　

当时的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的，一个门头里常是两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谁家有了新鲜玩意，邻居也要共享的。某个人家有收音机，而对门的孤寡老人没有，这家人去上班，就会让邻居老人来自己家听收音机，老人常常高兴地过来，盘腿坐在土炕上，把声音调大，一个人半天半天地听戏，伴着收音机哼唱：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斩，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纵有那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　　　　

不但有老人喜欢的戏，也有了儿童节目，叫：小喇叭。晚饭前是孩子最开心的时间，无论在哪里玩，都会竖着耳朵，听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飞速地跑进家门，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最怕的是收音机出现杂音，漏过了最精彩的情节，谁没有听清，就会第二天找小伙伴问，小孩记忆好，其中就有听到的，给复述故事。至于其中的标志性语言，更是人人耳熟能详，“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我给小喇叭送信忙！”“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偶尔的电影录音剪辑，更是全家爱听，真的是边听边在脑子里过电影。　　　　

小说连播节目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每天中午放学后我都赶回家，我的家距离学校最远，所以最怕老师压堂，不按时放学，听不全小说，所以每天我都是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教室，用最快的步伐往家赶，边吃饭边收听电台十二点半的小说连播，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听过的有《桥隆飚》、《李自成》、《第二次握手》等。印象中最难忘的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杨家将》，那一个时间段，无论什么事，都不如听广播重要，饭可以听广播后吃，衣服可以听广播后洗，作业可以听广播后做。我特别喜欢读书，但广播中播的这些偏偏书买不到，只能收听广播。七十年代停电是家常便饭，事先不会预告，什么时候来电也不可知。遇上停电，广播就听不到了。　　　　

那时已经出现了半导体收音机，体型小，携带方便，最让人稀罕的是不用电线，而用电池，所以不受停电的影响，一旦停了电，就会跑去家中有半导体收音机的小伙伴家，听完了再回来。收音机只在五金商店卖，虽然不用凭票供应，但也属于紧俏物资，为了早点买到手，恨不得天天跑去五金商店，问收音机到没到货？　　　　

有了半导体收音机，才算真正解决了因停电而听不到评书的难题。有的能收到许多波段的节目，有的收到的波段较少。无论收音机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都无法避免的就是杂音问题，越是喜欢听的节目，杂音越多。经常抱着收音机，竖起天线，在屋里转圈找角度，放哪个方位收听到的声音最清晰。唯一从来没有杂音的波段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的广播”什么时候都一字一句，语音特别清晰而略显生硬。　　　　

不过听戏剧、听电影录音、听评书，都属于娱乐而已，听不到在第二天重播时也能补听的。收音机派上大用场是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后，尤其是打响之后。　　　　

越南敢于反华排华，因为后面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这个超级大国就是苏联，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两个省区，虽然处在战争的最前线，居民倒不是特别恐惧，他们对人民解放军战胜越南小丑，抱有速战必胜的信心。反是距离西南最远的东北地区，这里边境的老百姓，特别怕陈兵百万的苏联在背后进攻我们，玩一出围魏救赵，而对付苏联，至少老百姓觉得，我们没有速胜的把握。空气中弥漫着近乎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担忧一旦战争猝然临之，边境的人民，会被炮火殃及，为了判断苏联能不能出兵，边境人格外关心战事进展，关心国际形势，关心苏联动态。　　　　

除了单位传达的上面精神，老百姓自己获得消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听广播。国内的广播与传达的上面精神是相同的，百姓更关心不一样的消息渠道，而能收得到的听得明白的有两个台，一是可能的敌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一是传说中帮助中国提供情报的友邦的“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信号强大，即使收不到中国台也可以收得到它，美国之音”则只有功率大的收音机才收听得到。当年这两个台，都属于国家不允许收听的，所以百姓只能偷偷听，只是由于战事紧张，事关边境人民的生死存亡，因此有关部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大家都收听，都暗地里传播收听到的消息，以此判断苏联出兵的可能性，并没有人去制止和干涉。人们互相见面，张口全是问“昨天听没听广播？你认为苏联能打过来么？”人们的紧张也不是空穴来风，人民解放军大批的坦克大炮从冰雪覆盖的黑土地上隆隆开着向边境集结，满街随处是荷枪实弹的战士巡逻，做好了迎击苏联入侵的准备，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东北，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战争最终没有爆发，“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也就不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过了不久，甚至连中国的广播节目，人们一般也不听了，因为电视开始普及，家庭最显眼的位置让位给了电视机，收音机被闲置到了角落里。　　　　

城市里更多是在晨练的老人手里或胸前，看到收音机的影子，擦肩而过时传过新闻联播的声音，农村则是农民下地干活时，地头放着收音机，相声、小品或二人转的声音伴随进行着“锄禾日当午”。　　　　

八十年代，我上大学，学生宿舍里最常见的电器就是收音机了。晚上熄灯后，有收音机的人就打开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同学，若是碰上喜欢的节目，就喊“大点声，别只顾自己欣赏，发扬一下风格。”收音机就会进入全宿舍共享时间；若是有人碰到他不喜欢听的节目，就会喊：“大学生了，讲究一下素质，大半夜的别影响别人休息好不好？”于是听收音机的同学就塞上了耳机，不影响其他同学，但一个同学不爱听不代表所有的同学都不爱听，另有一个同学也喜欢听，就涎皮赖脸要分享耳机，一人戴着一个，共同躺在一张床上听音乐。我每夜熄灯前后经常独自在校园巡逻，几番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被学校评为优秀治安员，是我们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凭学生身份获此荣誉的，当时颁发的奖品，就是一台袖珍收音机。不知是否校方认为晚间巡逻，收音机属于必备的“装备”。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装备”成为了宿舍的公共电器。　　　　

大学时还有一件与广播有关的事，就是我们系拍了一部电视节目，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曹山、虹云担当解说，在电视片的发布会上，我坐的位置正好就在两位著名播音员的身前，相距不足一米，可惜没有当面向两位播音员要签名，至今思之，犹感遗憾。　　　　

九十年代，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补上山下乡的课，在农村生活劳动了几年，吃了比农民更多的苦，受了比农民更多的罪，被农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上级机关奖励我，评选为全行署的先进个人，奖品也是一台袖珍收音机。或许是让我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之余，多加强学习，改造思想罢，然而，这台收音机我也没有留用，送给了年逾古稀的姥爷，让老人家听喜欢的戏曲节目。　　　　

收音机，对很多人都已经久违了，除了偶尔坐出租，能看到司机放收音机听之外，很少能见到有人还听广播。　　　　

只有一次，我坐火车，邻座是一位盲人，手里宝贝似的捧着个收音机，生怕撒手就掉在地上，音量放得很大，一路全神贯注地听着，如痴如醉，激动时，还与我交流感想，可是我的注意力并没有如他一样在收音机上，我在看窗外的景色，所以对于他的问话，只是礼貌性地嗯嗯啊啊几声。　　　　

下车时，看他紧紧抱着收音机怕别人碰到的神态，忽然想到，曾几何时，收音机也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呢，陪我们度过那么多年的美好时光，怎么就被我们抛弃了呢？或许，这就是时代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盛极而衰，上下无常。收音机，只是被喜新厌旧的我们遗忘的众多物件其中之一吧。使收音机受众减少的新生事物，不止一项，有电视，有手机，有电脑，还有一个并不新生的报纸，因为报纸的专业性增加，版面增加，容量不逊于收音机了，所以报纸的发行量仍保持相当大的数量。　　　　

但收音机曾经带来的美好，是无法忘记也无法代替的，那穿越万水千山，传遍千家万户的电波，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