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那段青涩的章节
2021-12-28叙事散文剑鸿
剑鸿有一段时期，我近乎病态地迷恋写信，几日一封，有时一日几封。在信签的跑道上，我不断起飞、低翔。信封是白色的。从密密麻麻记满联系人的通讯簿里，我选出自以为亲密的收信人，工整地写下他们的地址和姓名。姓名的字号比地址大两号。字体随心情而变，有时……
剑鸿
有一段时期，我近乎病态地迷恋写信，几日一封，有时一日几封。在信签的跑道上，我不断起飞、低翔。
信封是白色的。从密密麻麻记满联系人的通讯簿里，我选出自以为亲密的收信人，工整地写下他们的地址和姓名。姓名的字号比地址大两号。字体随心情而变，有时楷体，有时行书，有时也用隶书。其实，我还擅长自创的草书，只为避免邮递员将信误寄到外星去，或者以地址不清等事由遣返原籍，一般很少发挥。邮票，是乡镇邮政所惯有的普通邮票，普通得和当时的我差不多，很难引起人的注意。粘好邮票、封好贴口，我走出房间，独自穿过阳光炫目的街道，前往乡政府斜对面的邮政所，那是一条联系遥远世界的通道，眼前事物与我无关。
一天当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房间里活动，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房间里休息。乡间的工作无公可办，闲极无聊，而青春热源汹涌，热得足以煮熟一头牛。街道上，赶集的人们陆续回家，面容黝黑安详，裤腿沾满泥点。倒提的鸡鸭缩着脖颈。稻草穿腮的鲢鱼银光闪闪。孩子流着鼻涕在奔跑，仿佛随时要摔倒。商店里有人进进出出。摩托车突然在浓烈的尾气中消失。这些影像似另一个世界，我没有拥抱的欲望。我的世界装在信封里。信箱在邮政所门口，迎着街面，灰头土脸。我小心地将信塞进信箱，庄重如潜入一个人的心腹。信箱里嗒的一声响，我灵魂出窍，跟着信件开始漫游。返回房间的路上，依然阳光泼洒，行人喧哗，我不见不闻。它们像电视剧的背景，在主人公身后被虚化了。
我的房间在政府院内一座古旧的建筑里，四围都是壮硕的梧桐，青苔在墙角爬得比人还高，大有走壁飞檐的气势。听广播站站长老胡讲，这是文革时期的老办公楼，新的政府办公楼建好后，这里成了收容“七所八站”的专用楼。老胡话里的不满像蛇一样弯行。我却庆幸有九平方米完全属于自己。房间窗户很大，阳光时常挨进来和我作伴，为清冷的时光着上一些暖色。房间的这种性格与我的内心结构大体一致，明暗交替，冷暖自叹。我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和写信，有时也装模作样地素描。我的作品只有两件，一件是鲁迅的肖像，他没有横眉冷对，而是慈眉善目地在墙上陪伴我两年。另一件，是紧握的拳头，连同一首打油诗寄给远方一个兄弟。他回馈一面旗帜，旗帜插在高高的山上，上书我的姓氏，作飘扬状，这让我至今还有横刀立马勇冠三军的豪迈感。
家中老屋里十八年的生活，赋予我梦想的翅膀。我怀着梦想，从满是泥水牛粪的巷子出发，到南昌读了两年的书。两年里，我走进过很多房间，它们大多宽敞、豪华、喧闹。这将原来的梦渲染得更大更绚烂，同时扶持了远远逃离乡村的欲望。小镇司法所的工作，将这些梦赶跑了，又一些梦赶来。我好像回到原点，等待再一次出生。小镇和村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多了乡政府、邮政所，多了学校、粮站，多了农贸市场。对我来说，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像一件被遗落的半成品，面对世界束手无策，无法与庞大陌生的机器铆合。同时毕业的几个同学，因为父母见过世面，家里又有门路，一番打点疏通，令人羡慕地分进了公检法。我不能埋怨父母，也不张望有嘴唇一碰就能改变他人命运的亲戚。父母一直在极尽所能，让我走出村子，过上他们希望我过的生活。秋天将尽的早晨，父亲送我到渡口，对临行的我说，不管在哪里，三年难打一个码头。
麦斜镇，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码头。每当夜晚来临，小镇炊烟四起，灯火初上，我的九平方米成了一座孤岛。浓浓的暮色从田野升腾而起，四面八方向我包抄过来。隔壁的房间，传来人们的喧闹，扑克牌甩在木桌上苍劲有力、电视机呢喃自语。远处有一些人家的锅碗瓢盆隐约作响。这一切，与我格格不入。我不知道隔壁住着谁，他们也不知道隔壁住着的这个年轻人是谁。即使知道，我也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天天晚上喝完酒就打扑克，还那么开心。他们也很难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成天窝在房间里像个闺房淑女。心灵靠近需要时间，也需要机缘。我的所思所想，必须化成一行行的文字，以书信的名义寄往遥远的地方。
法国诗人兰波说：生活在别处。我想，在那段青涩的人生章节里，我是生——活——在别处的。
印象中，我只给父母写过一回信。那还是在南昌读书的时候，我告诉父母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师姐。这个师姐对我很好，主动为我洗被子，还要认我作干弟弟。母亲不识字，拿着信给邻居的赤脚老师念，结果被广而告之，演义成一个新闻：你儿子谈恋爱了，要带着媳妇回家了。毕业时，我用事实粉碎了谣言，没有带媳妇回家。不是不想带，是带不回。焦虑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母亲趁着芝麻地里劳作的间隙，七拐八弯地找话，想探究我心里的秘密。我莫名地恼火，像一架失控的轰炸机，第一次对母亲发了火。火势停止后，我遥望田野远处的天空发呆，看到云彩的深处流过许多过去和未来的时光，顷刻被风吹散。未来被遮蔽，泥土里的生活怎能与爱情相提并论，母亲不懂我的心思。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从一个与父母无话不谈的少年走向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
离开父母，九平方米就是九百万平方公里。我像干涸的田亩渴望暴风雨一样渴望理解和交流，开始无所顾忌地与人写信，谈孤独、谈理想、谈事业、也谈爱情，甚至谈论自杀与死亡，谈论绝望彷徨中生命面对的景象，谈论为什么世界会有我，以及我来到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书信，为我与远方未来的世界铺设了一条隐秘而发光的路径。
在书信里，我投入了相当的虔诚。每回提笔，都要酝酿好几天，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做一次全面梳理。然后假想收信人的面容，逐字逐句打好腹稿。很多腹稿是夜深人静灵光一闪的，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白花花的阳光和清新的晨风告诉我，这样的腹稿像极了梦者的呓语。通常情况下，我会在透过窗户的阳光下，或者是夜晚的台灯下，就着一段喜爱的音乐，将这些腹稿在信笺上转化为文字。完稿之后，来回读几遍，揣摩句式的长短、情感的把握、语言的流畅、表情达意的准确与否。我对自己的钢笔字很有信心，端正、秀气的小楷，笔锋到处，都是真诚。但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却没有自信，尽管我的每个字都在掏心掏肺。信寄出去之前，我总是要将全文抄录一遍留底，以作反刍之用。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翻阅发黄的书信底稿，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狂人日记——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是不小心来到这个世界的，告诉别人自己面对的黑暗很大很深，还经常引用尼采的话，让人觉得自己很伟大，与虚无搏斗的勇气可嘉。很难猜测，那些作为收信人的朋友们，怀着什么心情读完我的信，因为在回信当中，很少有人正面反馈读后感。一个当时还在大学做梦的女孩，有幸经常读到我的信，开始还保持着热烈的交流，后来莫名奇妙中断联系了。我的本意是想把她发展成为我的爱人，但爱情不考究人生的意义，现实的爱情只关注人的生活境遇。当卢老师成为我真正的爱人之后，她从女性的角度为我普及爱情常识：没有一个女人会将自己的终身，寄托在一个成天追问意义的穷小子身上，除非像我生有一双慧眼。
书信虽然吓走了一些爱情，但也为我与妻子的爱情增添了色彩，拓展了纵深度。2000年，我在县城，妻子在隔河的乡镇。我们放弃插卡电话，每周见一次面。星期三四，我准时接到妻子的信。周末，我把写好的回信封好，像地下党员接头一样交给她。有时，我们也在赣江的小渔舟上约会，江水荡漾，风清月白，新的人生在波光里像渔网一样撒开。我们在书信的带领下，走向了爱情的深处，走向了婚姻，走到了今天。那些时日，听到收发员“有你信”的声音时，我都会心跳加速，神色慌张失措，好像刚刚偷了东西没有藏好就被发现，又好像突然收到一个天大的礼包。等人走净，才迫不及待撕开信封，逐字逐句阅读，反反复复琢磨和品位信中的某一句话，为字里行间的理解和温暖而暗自欣喜。
尺素重重封锦字。欲尽此情书尺素。如果不是躬逢电话时代、手机时代、微信时代，我的书信还会沿着几千年的轨道继续下去，那些“欲写家书意万重”的体验，仍然会流淌在血液里。只是，这些体验，都随着青涩的青春走远了，像远去的鸿雁，一去不返。我的最后一封书信，是写给一位老同学的。他是哲学教授，我一直向往的职业。也许受到了某些生活的触动，我以谦卑的心态，将生活的思考和自我问答，系统地誊写在一本小字本上。满满的一本，记载这最后一段青涩的思考。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但我确信，那是交给青春的一片哲学论文。或者说，是我聆听生活这个老师的哲学课之后，所作的最后一堂笔记。
生活永远向前，思考和灵魂共振一直在继续。我只是期待，在没有书信的日子里，一切给予心灵美好印象的情感，还能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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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期，我近乎病态地迷恋写信，几日一封，有时一日几封。在信签的跑道上，我不断起飞、低翔。
信封是白色的。从密密麻麻记满联系人的通讯簿里，我选出自以为亲密的收信人，工整地写下他们的地址和姓名。姓名的字号比地址大两号。字体随心情而变，有时楷体，有时行书，有时也用隶书。其实，我还擅长自创的草书，只为避免邮递员将信误寄到外星去，或者以地址不清等事由遣返原籍，一般很少发挥。邮票，是乡镇邮政所惯有的普通邮票，普通得和当时的我差不多，很难引起人的注意。粘好邮票、封好贴口，我走出房间，独自穿过阳光炫目的街道，前往乡政府斜对面的邮政所，那是一条联系遥远世界的通道，眼前事物与我无关。
一天当中，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房间里活动，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房间里休息。乡间的工作无公可办，闲极无聊，而青春热源汹涌，热得足以煮熟一头牛。街道上，赶集的人们陆续回家，面容黝黑安详，裤腿沾满泥点。倒提的鸡鸭缩着脖颈。稻草穿腮的鲢鱼银光闪闪。孩子流着鼻涕在奔跑，仿佛随时要摔倒。商店里有人进进出出。摩托车突然在浓烈的尾气中消失。这些影像似另一个世界，我没有拥抱的欲望。我的世界装在信封里。信箱在邮政所门口，迎着街面，灰头土脸。我小心地将信塞进信箱，庄重如潜入一个人的心腹。信箱里嗒的一声响，我灵魂出窍，跟着信件开始漫游。返回房间的路上，依然阳光泼洒，行人喧哗，我不见不闻。它们像电视剧的背景，在主人公身后被虚化了。
我的房间在政府院内一座古旧的建筑里，四围都是壮硕的梧桐，青苔在墙角爬得比人还高，大有走壁飞檐的气势。听广播站站长老胡讲，这是文革时期的老办公楼，新的政府办公楼建好后，这里成了收容“七所八站”的专用楼。老胡话里的不满像蛇一样弯行。我却庆幸有九平方米完全属于自己。房间窗户很大，阳光时常挨进来和我作伴，为清冷的时光着上一些暖色。房间的这种性格与我的内心结构大体一致，明暗交替，冷暖自叹。我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听音乐和写信，有时也装模作样地素描。我的作品只有两件，一件是鲁迅的肖像，他没有横眉冷对，而是慈眉善目地在墙上陪伴我两年。另一件，是紧握的拳头，连同一首打油诗寄给远方一个兄弟。他回馈一面旗帜，旗帜插在高高的山上，上书我的姓氏，作飘扬状，这让我至今还有横刀立马勇冠三军的豪迈感。
家中老屋里十八年的生活，赋予我梦想的翅膀。我怀着梦想，从满是泥水牛粪的巷子出发，到南昌读了两年的书。两年里，我走进过很多房间，它们大多宽敞、豪华、喧闹。这将原来的梦渲染得更大更绚烂，同时扶持了远远逃离乡村的欲望。小镇司法所的工作，将这些梦赶跑了，又一些梦赶来。我好像回到原点，等待再一次出生。小镇和村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多了乡政府、邮政所，多了学校、粮站，多了农贸市场。对我来说，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像一件被遗落的半成品，面对世界束手无策，无法与庞大陌生的机器铆合。同时毕业的几个同学，因为父母见过世面，家里又有门路，一番打点疏通，令人羡慕地分进了公检法。我不能埋怨父母，也不张望有嘴唇一碰就能改变他人命运的亲戚。父母一直在极尽所能，让我走出村子，过上他们希望我过的生活。秋天将尽的早晨，父亲送我到渡口，对临行的我说，不管在哪里，三年难打一个码头。
麦斜镇，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码头。每当夜晚来临，小镇炊烟四起，灯火初上，我的九平方米成了一座孤岛。浓浓的暮色从田野升腾而起，四面八方向我包抄过来。隔壁的房间，传来人们的喧闹，扑克牌甩在木桌上苍劲有力、电视机呢喃自语。远处有一些人家的锅碗瓢盆隐约作响。这一切，与我格格不入。我不知道隔壁住着谁，他们也不知道隔壁住着的这个年轻人是谁。即使知道，我也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天天晚上喝完酒就打扑克，还那么开心。他们也很难理解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成天窝在房间里像个闺房淑女。心灵靠近需要时间，也需要机缘。我的所思所想，必须化成一行行的文字，以书信的名义寄往遥远的地方。
法国诗人兰波说：生活在别处。我想，在那段青涩的人生章节里，我是生——活——在别处的。
印象中，我只给父母写过一回信。那还是在南昌读书的时候，我告诉父母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师姐。这个师姐对我很好，主动为我洗被子，还要认我作干弟弟。母亲不识字，拿着信给邻居的赤脚老师念，结果被广而告之，演义成一个新闻：你儿子谈恋爱了，要带着媳妇回家了。毕业时，我用事实粉碎了谣言，没有带媳妇回家。不是不想带，是带不回。焦虑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母亲趁着芝麻地里劳作的间隙，七拐八弯地找话，想探究我心里的秘密。我莫名地恼火，像一架失控的轰炸机，第一次对母亲发了火。火势停止后，我遥望田野远处的天空发呆，看到云彩的深处流过许多过去和未来的时光，顷刻被风吹散。未来被遮蔽，泥土里的生活怎能与爱情相提并论，母亲不懂我的心思。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从一个与父母无话不谈的少年走向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
离开父母，九平方米就是九百万平方公里。我像干涸的田亩渴望暴风雨一样渴望理解和交流，开始无所顾忌地与人写信，谈孤独、谈理想、谈事业、也谈爱情，甚至谈论自杀与死亡，谈论绝望彷徨中生命面对的景象，谈论为什么世界会有我，以及我来到世界的价值和意义。书信，为我与远方未来的世界铺设了一条隐秘而发光的路径。
在书信里，我投入了相当的虔诚。每回提笔，都要酝酿好几天，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做一次全面梳理。然后假想收信人的面容，逐字逐句打好腹稿。很多腹稿是夜深人静灵光一闪的，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白花花的阳光和清新的晨风告诉我，这样的腹稿像极了梦者的呓语。通常情况下，我会在透过窗户的阳光下，或者是夜晚的台灯下，就着一段喜爱的音乐，将这些腹稿在信笺上转化为文字。完稿之后，来回读几遍，揣摩句式的长短、情感的把握、语言的流畅、表情达意的准确与否。我对自己的钢笔字很有信心，端正、秀气的小楷，笔锋到处，都是真诚。但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却没有自信，尽管我的每个字都在掏心掏肺。信寄出去之前，我总是要将全文抄录一遍留底，以作反刍之用。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翻阅发黄的书信底稿，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狂人日记——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是不小心来到这个世界的，告诉别人自己面对的黑暗很大很深，还经常引用尼采的话，让人觉得自己很伟大，与虚无搏斗的勇气可嘉。很难猜测，那些作为收信人的朋友们，怀着什么心情读完我的信，因为在回信当中，很少有人正面反馈读后感。一个当时还在大学做梦的女孩，有幸经常读到我的信，开始还保持着热烈的交流，后来莫名奇妙中断联系了。我的本意是想把她发展成为我的爱人，但爱情不考究人生的意义，现实的爱情只关注人的生活境遇。当卢老师成为我真正的爱人之后，她从女性的角度为我普及爱情常识：没有一个女人会将自己的终身，寄托在一个成天追问意义的穷小子身上，除非像我生有一双慧眼。
书信虽然吓走了一些爱情，但也为我与妻子的爱情增添了色彩，拓展了纵深度。2000年，我在县城，妻子在隔河的乡镇。我们放弃插卡电话，每周见一次面。星期三四，我准时接到妻子的信。周末，我把写好的回信封好，像地下党员接头一样交给她。有时，我们也在赣江的小渔舟上约会，江水荡漾，风清月白，新的人生在波光里像渔网一样撒开。我们在书信的带领下，走向了爱情的深处，走向了婚姻，走到了今天。那些时日，听到收发员“有你信”的声音时，我都会心跳加速，神色慌张失措，好像刚刚偷了东西没有藏好就被发现，又好像突然收到一个天大的礼包。等人走净，才迫不及待撕开信封，逐字逐句阅读，反反复复琢磨和品位信中的某一句话，为字里行间的理解和温暖而暗自欣喜。
尺素重重封锦字。欲尽此情书尺素。如果不是躬逢电话时代、手机时代、微信时代，我的书信还会沿着几千年的轨道继续下去，那些“欲写家书意万重”的体验，仍然会流淌在血液里。只是，这些体验，都随着青涩的青春走远了，像远去的鸿雁，一去不返。我的最后一封书信，是写给一位老同学的。他是哲学教授，我一直向往的职业。也许受到了某些生活的触动，我以谦卑的心态，将生活的思考和自我问答，系统地誊写在一本小字本上。满满的一本，记载这最后一段青涩的思考。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但我确信，那是交给青春的一片哲学论文。或者说，是我聆听生活这个老师的哲学课之后，所作的最后一堂笔记。
生活永远向前，思考和灵魂共振一直在继续。我只是期待，在没有书信的日子里，一切给予心灵美好印象的情感，还能照常进行。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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