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一
　　它在庄子的笔下是蝴蝶，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是纸片，在更多的人眼中是黑色。它是我生命里奇特的元素，它是一只手，一只奇特的手，小手顺风一召，诸多生命颜色发生变化。
　　与它同样奇特的是我。我的生命历史里，总是拐弯抹角地与它照面。8岁的时候出麻疹，它披着彩色的大氅来接我，嫌我太重，没有带走我。我从高烧中醒来，看到了蚊帐和外祖母焦急的脸。老人家含着眼泪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凤凰，金色的凤凰。”她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
　　28岁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自杀，一瓶子安眠片使得我无比轻松，穿上了羽衣飞上了天堂，好轻松啊，天堂的砖都是水晶做的，一切是静悄悄的。天堂除了我以外，还有许多会飞翔的人，可是大家彼此并不说话，只是翅膀碰着翅膀……向更高的地方飞。我在这个集体里，转瞬，天堂却向更高的地方移动。我的翅膀追不上它，虽然拼尽精力，还是追不上。我的眼前越来越黑，越来越涩，陡然睁开眼睛，原来是在医院。头顶上是高高的输液的瓶子……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生命不仅仅是失去和得到的问题，生命的轻和重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生命的进行中，负担越重，生命越贴近大地；负担完全缺失，人的生命核子就会飘起来，远离大地和地上的风景。
　　生命是一个过程，它是由一个个镜头组成，这些镜头组成了生命的碎片，五彩缤纷。生命是一个混沌体，生命的镜头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是自己的，生命进行中，自己的镜头和别人的镜头互相穿插，互相补位，组成异样的雄浑。无法回避的还有生命的底色，大红大绿，神圣而悲凉。颜色是生命的镣铐，谁也无法逃离。
　　物理学讲究粒子，生命也讲究粒子，无数的粒子，有的粒子陨落了，又的粒子还在飘浮。粒子和粒子相遇，在一个个奇特的场内。场和场的性质不同，在场内，我是一颗飘游的时间比较长的粒子，就有机会叙述这个漂浮过程，虽然这个过程瞬间即失。
　　叙述生命，无法回避出生和死亡。在我的感觉里，在哪里发现了死亡，就在哪里见到了家。家也不是总是可以留住人的，在文革中，我的初中数学老师黄浦老师是那个时候走的，初中时候的学校群众专政小组组长李老师是那个时候走的，三盔子（三舅小名）厂子的工程师也是那个时候走的，还有数不清的我所不认识的人也是在那个时候走的。
　　使我惊讶的是，我所认识的几个人，他们走的时候都选择了夜间，静悄悄的夜间，有星星或者无星星，有诗意或者无诗意。他们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相伴，决绝地离去了，不著一丝犹豫。
　　二
　　我所认识的最坦然的如同回家一般的死，是在黄浦老师身上发生的。
　　我所在的学校是市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当时专门的初中还比较少，我所在的小学被称作“戴帽中学”。我上初中的地方是一个靠近农田的地方。那时的农田里的麦子是铺天盖地的，每到夏天五月，就可以闻到焦躁的麦香。校外的农田里有一半菜地，一半是庄稼地。我们作为大孩子，还没有感到菜地和庄稼地在审美上有什么不同，倒常常是惦记着地里的蝈蝈和偶尔游出来的青蛇，看吧，面对光溜溜青滋滋的大拇指粗的蛇，大胆的男同学敢于提着它的尾巴到处游走，无疑是示范着一种男性的勇敢，使许多女同学佩服不已。
　　我虽然也是男生，也和女生一样怕蛇。我喜欢校墙外的农田，确切是说是惦记田地里的那一口水井。那口井座在菜园子里，像大地的一只眼睛，因为附近没有别的井，我私下里把它叫做“独眼龙井”。这口井不大也不小，往井里望，能看见井水在井底一晃一晃的，冷丁间可以看见映着天上的亮光，煞是好看。那个时候农村里还是生产队，这口井抽水还没有用上电，用毛驴拉动水车，水就往外哗哗地往外流，夏天水是凉的，冬天水是暖的（除了搞东灌，冬天不用水）。放学以后，我们几个同学在农田里玩，渴了，就喝井里的水，热了；就撩着水在凌沟边擦洗，有的时候，趁着天黑，还敢露出白白的光屁股趴在水凌沟里扑腾。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上三年级，连红小兵的资格还不够，只能看着高年级大同学揪着老师进行批判斗争。他们把白花花的高帽子粘的有一米高，很是刺激。对于校园发生的一切动向，比我们搭人梯在房檐下掏麻雀刺激多了。口号就是棍子，可以打人的。我们虽然小，也跟着高年级同学和造反派老师高喊着自己也不懂的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生活和戏剧密不可分，斗争老师的时候，真的有造反派一边念批判稿，一边真的把脚踏在被批斗的老师身上。
　　至于文化课基本上取消了，唯一的文化课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那时的空气燃烧着斗争的烈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路上永不停。一直到后来真的开始斗死人了，才知道斗争并不那么好玩。我们仅仅是小学生，对于死人的来龙去脉还不算太懂，只是觉得好奇，我们还彼此逗着玩说“什么时候咱也看到一次死人就好了”。
　　没有过多久，就真的看见过一次真的死人，他是学校的数学老师黄浦老师（现在也很少见到这个姓氏）。他就躺在我们经常去玩的水井旁边，是四季青大队社员浇地的时候，发现他并且把他捞出来的。只见他躺在菜地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水把他的衣服洇的颜色好像更深了一点，能够看出来他穿的是崭新的西装，绿色的，好家伙，真有派头。由于被水洇湿了，西装就更加绿了，也显得他的脸更加苍白；不过他的面容并不可怕，还像他平时上讲台时那样慈祥，而且有一点对于某一个专题很投入的样子，好像是在帮助初中班学生在解一元二次方程组。
　　数学和死亡本来不搭界。因为欧阳老师的死，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很久不再有人说“一元二次方程”这几个字，仿佛这几个字里藏着神秘的死亡，仿佛冷老师不是被斗争的唾沫淹死的，而是被解方程解死的。总之，死亡就在这个夜晚突然降临我们那所戴帽中学，并且吹响了死亡的号角。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黄浦老师像是大作家老舍，是自觉选择了死亡。我们看着他静静地躺在学校围墙外边的菜地里，非常安详，真的好像是睡着了。学校群众专政小组的人汇报给教育局和有关人员。上面的人并没有马上处理冷老师的遗体，而是容许学校师生轮番去农田“瞻仰”，附近农村的社员也有来看稀罕的。家长们凡是认识黄浦老师的都叹着气，不说话；最后，学校造反派给黄浦老师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
　　什么罪，天知道……在学校刚开始刮12级台风的时候，由于冷老师平时对人和善，数学又教的好，并没有把他揪出来批斗。仅仅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其它好像并没别的“污点”。大家都他是从上海分配到邯郸工作的，特爱干净。黄浦老师自杀后，才知道他已经被群众专政小组内定为第二批即将揪出来批斗的人。黄浦是目睹别了其他被批斗的老师斯文扫地的惨状后，在自己即将上批斗台戴高帽子之前，决定了自己免受屈辱的做法，真的不知道他所善长的数学是否帮助他实现了这次人生旅途的重大选择。
　　毫无疑问，黄浦老师因为死而免受屈辱。他是穿着崭新的西装走的，他的死，在很多年以后，使我想到在《红岩》里的江姐和许云锋的死，这些革命者总是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就像出外去赴一次聚会去赴死——当然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甚至与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选择到北京郊外的太平湖去死，黄浦老师也不在一个档次。老舍是著名作家，黄浦老师是我们带帽中学的普通教师。老舍的死，让以后的许多中外文化人记住了。黄浦老师的死，仅仅让我们这些中小学生记住了。
　　虽然有的时候想去刻意去忘掉这些，也做不到。我相信，在我们那个不大的师范附小里面，会有很多的学生记得黄浦老师，凡是到过菜园里与他见过最后一面的学生，都会记住他的死——干净的死。
　　三
　　初中一年级时，我们学校分来一个很张狂的女教师，姓李，刚刚20岁的样子，脸盘挺饱满，就是嘴小一点，我们男同学给她起了个绰号叫“李小嘴”。她是刚从师范毕业的，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上杆子劲，当上了学校群众专政小组组长。她把革命口号喊的贼响，充满了澎湃无限的革命朝气；由于她的突出的表现，就对于年轻的男教师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可是，她又偏偏对于男人反感，看不惯资产阶级的那套卿卿我我，经常拿小说《林海雪原》说事，说里面的203首长和卫生员小白鸽之间的爱情是“顶风还臭800里”。
　　李老师的胸脯很美，夏天的时候，可以把衬衣顶出曲线来。我们班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和李老师年龄相近的，青春期也到了，很为老师的胸脯美而感到异样，就在课外议论她的美丽的胸脯。偏偏同学里有老师打小报告的，告密。李小嘴就在班里召开小型批判会，批判这种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思想，自此，此类的议论销声匿迹。
　　李老师和我之间也充满了戏剧性。因为我在学校一直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李老师刚刚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的时候，继续委任我当班长，我卖力把班里的工作搞的很有生机。后来班里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是我始料不及的。初二那年冬天，天很冷，我作为班长总是第一个抵达教室，教室里的炉火灭了，我和另外两个值日同学赶快找柴禾生火。那天的柴禾有点潮，火生的慢，满屋子的烟。上课铃响了，烟仍没有消散。虽然第一节课不是李老师的课，她匆匆赶来，停了半节课，阶级斗争，要找“破坏复课闹革命的黑手”。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站着，任听她的批判。她还动员别的同学批判，同学们无言，她就大声宣布说：“这样的班长亲自参加破坏复课闹革命，还能担任班长吗？从今天起撤职！”
　　生活里充满了偶然的事件，许多事情的进程恰恰和期盼成反比。学校里的孔老师红的发紫，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她的归宿是用胸脯来亲吻火车车轮。1968年时，揪斗牛鬼蛇神的狂潮开始降温。此消彼长，两派武斗的狂潮开始升温，造反派们分为两大阵营，机关枪加大喇叭组成一副特殊的时代风景。小学的低年级同学就开始放假，躲在家也是挺有意思的，离家不远就是市第四中学，学校的大喇叭整天是“最最紧急的呼吁”，树大招风，就招来了许多步枪子弹的亲吻，大喇叭被吻的千疮百孔。晚上躲在家里往天空了望，似乎能看见流弹像萤火虫似地飞翔，偶尔还可以在院子里捡到流弹的弹头。
　　有一天，我们排长（那时学校都是军队编制）找到我，脸色慌张的说，李小嘴被火车压死了，就在“哇哇叫”。啊，“哇哇叫”吗？“哇哇叫”就是京广铁路的一段，是我们几个要好同学常在去玩耍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斜坡，火车在每每从那里经过时都要高声鸣号，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哇哇叫”。李小嘴被压死了，这个消息像个炸弹，二话不说，几个人跟着排长就往“哇哇叫”猛跑。跑到“哇哇叫”，只见铁道旁边摊着一条草垫子，盖着一堆呈出弧型的物体，旁边还有十几个人围观。尽管当时的我已经不太害怕死人，也不敢去掀开那个草帘子，不忍心看见在草帘子的下面的那个曾经朝气蓬勃带头高喊革命口号的李小嘴。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李小嘴的尸体旁边并没大片的鲜血。还是在一旁围观的一个懂行的人说“凡是猛然被火车碾成两段的，是没有鲜血的”。当时正是下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有胆大的把草帘子掀开了，心惊肉跳地望过去，真的是李小嘴——她好像是喝醉似地微微张着嘴，圆圆的小嘴好像比平时大一点；还有她的眼睛，完全是大张着，正侧着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最令人惨不忍赌的就是她的身躯果真被车轮碾成了两半，是铁路工人把她的下身和胸部勉强连接到了一起……她的上身是裸着的（可能是火车轮子把她的衣服刮跑了），看出来她的皮肤是白皙的，平时她在学校带我们喊革命口号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她还有这样白皙的皮肤，而且是火车轮子齐刷刷刀切一般把的腰切断为两段，血丝忽拉的，偏偏把她的白皙而饱满的乳房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一个少年，我是第一次看到女性竟然有这样饱满的乳房。
　　风吹的很紧，我有些害怕，想离开，腿又似乎不属于我。排长的表情也是大张着嘴，旁边的一个上岁数围观者十分有经验地说：“可惜啊，一看妞妞（本地土话，指乳房），就知道已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了。”我真的好纳闷，李小嘴在学校是有名的不近男人，怎么会和男人有关系？又怎么会有3个月的身孕呢？尤其是她的死亡并没有像她挂在嘴边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没有课本里的刘胡兰的革命气概，而是躺在人民的火车轮下。这件事实在使我们年轻的想象力受到很大的委屈。
　　再后来，和李小嘴同属于一个派别的造反派们还是把她厚葬了，郑重立一墓碑，上面有“李平平烈士之墓”字样。文革结束后，“烈士”改为“同志”。在我懂一点男女之事的时候，感到有一点理解李老师为什么选择卧轨自杀了，革命大于一切，恋爱的，婚前怀孕是直接的杀手，可是，是谁在她的身体里栽下了种子？问谁？只能叩问冷冰冰的铁轨，铁轨没有把我们这些经常在铁路边玩耍的调皮蛋子卷进车轮里，倒是把朝气蓬勃的李老师碾没了。
　　现在，京广铁路上邯郸段“哇哇叫”那个地方还在，只是铁道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枕木已经不再是粗糙的能流出黑油的黑漆漆的枕木，早就换成了光滑的甚至可以说是奢华的水泥枕木了。
　　四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神奇的故事常常可以把我吸引到另一个世界。我当然更喜欢对号入座，把自己的虚构为故事里的某一个英雄，能上天入地，杀富济贫，无所不能。
　　我因为寄养在外祖母家，老人家没有文化，家里就没有什么书，更没有人讲故事。我上小学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三舅家，他那里是我的一个故事源；三舅是纺织厂的维修工。文革时期讲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工人是最荣耀的，也是最安全的。不过三舅是个普通工人，不是厂里的积极分子。闹两派的时候，他哪一派也不参与，是逍遥派，所以，尽管他根红苗壮成份好，也一直是平不遢的，官最大的时候也是个组长。
　　三舅爱说古，我们几个不大追求进步的学生就爱钻他的小屋子（我是从进步队伍里淘汰出来的）。他的小屋子里有很多的杂物，像齿轮、螺丝、皮带轮之类的东西，很是令人好奇；仿佛这些物件都能替三舅说古，真的很是嫉妒这些玩意啊。三舅除了爱说古，还能搞一点技术革新，所以他的屋子里才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文革开始后，谁也不在乎生产，三舅这样的技术革新积极分子自然受到冷落。三舅平时由于爱搞革新，就和厂里几个工程师走的比较近，运动开始后，这些工程师被认作“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挂牌子游街；被揪斗的时候，三舅非但不参加，还悄悄去看他们，送吃的、用的。
　　有一天，三舅的脸阴沉沉地怕人，带着一种想和人打架的摸样。我们自然就不敢再招惹他。后来，三舅妈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告诉我妈：三盔子（三舅小名）厂子的工程师跳滏阳河死了，俩口子是用一块手绢挽着手腕跳河的……真惨啊，这是什么世道。
　　哦，俩口子挽着手绢一起跳河自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难道一块手绢真的就可以把两个大活人拖到阴曹地府吗。好奇了一阵，也就淡化了，世界的一切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暗淡的。1975年时，文革已经即将结束，我已经高中毕业，光荣地分配在滏阳河东面的轴承厂，成了一名工人阶级。由于路途远，每天要骑着自行车过滏阳河——邯郸市的母亲河。那个时候河里水还算清，水里面还有鱼。我们几个年轻人精力充沛，除了上班，就是在滏阳河里游泳扑腾，每年从5月到10月都离不开那条河，河流成了我们的乐园。
　　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工友又从滏阳河的和平桥上经过，一个工友说，瞧，河水里有东西。我们停车扶着桥栏杆往河面看，果然有……不是东西，是两个人！俩个已经死去又被河水漂起来的人！我们几个人逞着年轻体壮，下桥，并且脱衣下水把那俩个淹死的人拉上来。拖上了岸后，辨认出是一男一女，从他们的装束和体态看，绝对不到30岁。令我惊异的是，这俩年轻人的手腕上也竟然被手绢挽着——一条普通的蓝格子手绢。看着他俩，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文革里的景象：三舅厂里的工程师俩口子用手绢挽着手腕跳河自杀的——眼下的情景和脑子储存的形象一下就吻合了。
　　我们报了警，经过法医验尸，俩个年轻人确实是自杀。经人认尸，正是在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其中一方家庭成份高，受到另一方家庭阻碍，俩人就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抗议家长。他们用手绢挽着手腕，让围观者惋惜不已，当然最为心痛还是双方的家长，既知道如此，真的不该阻拦倆人的相爱的。经过这件事，我和工友们就去滏阳河游泳少了，倒不是害怕什么死鬼，而是一想到那俩个顺水荡漾的年轻人就心里寒碜。
　　说实在的，当时听到三舅妈说工程师俩口子用手绢挽着手腕跳河自杀的事，我还有一点不相信，不信那么一条小小的手绢，就能够夺走两条人命。现在相信了，看着眼前的俩年轻人，我读到人在决意赴死是时候，不要说一条手绢，就是一条丝绳也可以把人的命夺走的。我还相信，恩爱夫妻俩人一起走，真的是一种幸福的走，给悲惨的事件涂上了一层暖意。写到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压力可以使得有生命的人值得抛弃生命，有多少理由值得仍然活着的人们保持生命。活着，是需要适宜的。活着是一种存在，消失是另一种存在，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地球很有两极，生死就处在彼此遥望的两极。生和死虽然有区别，但是彼此相依。那些把感情紧贴在大地的人们，能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重量。对于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来说，轻如鸿毛和重于泰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存在。每个人都在尽量活出一个自己来客，每个人又确实难于活出自己；每个人都想活出生命的重量，结果常常是活出了不可承受之轻。
　　我想，当人们的生存条件已不复存在时，消失也是一种尊严；因此，使得我至今对初中时的黄浦老师和三舅厂里的工程师夫妇的自杀，一直保持着尊重。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因为一直在单位的老干部部门工作，每年都要代表单位到火化场为去世的老干部送行若干次。每次在主持葬礼的时候，我都会遥望天空，轻轻念叨：斯人已去，健在者自重。　
克楠于2010年春节（非首发）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0-3-10 17:4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