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应该忘却的记忆

　　　　　　　　　　　应该忘却的记忆 　　　　　　　　　　　　　　暖玉 　　　　　　　　　　　　　　【裙子】 　　我十三岁时才知道美，是被一条裙子勾引出的。 　　之前，我被母亲打扮得不男不女、不伦不类。我的新衣总是又肥又大，肥大得母亲觉得我至少能穿两年，可不到一年，袄就在腰带上逛荡，裤也在脚脖子上吊着。母亲是公认的巧手，巧手却让我的变短了的衣服更丑：旧衣上接裁剩的新布，旧衣颜色浅，新布颜色深，醒目！醒目的丑！可我当时没觉得丑，照样满街跑，照样在跳皮筋时把腿抬得老高。就是这样，母亲为我准备的新衣或旧衣还是让我的换洗有些跟不上趟儿，于是，还得拣剩落儿，这在我们小时候是再正常不过的。那时的衣服很少是因为穿小被压在柜底，而是因为破得实在无法再穿才撕巴撕巴粘了鞋底。如果谁家是清一色的丫头片子或秃小子，这家的衣服就算是完全物尽其用：老大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如此一直到没法再穿为止。可如果谁家的孩子是花搭着生的，当然也得传，但只能是：哥哥传给弟弟，弟弟传给妹妹，妹妹再传给弟弟……这样，就有了为数不少的男扮女妆或女扮男妆者。我的上面只有一个哥哥，所以，我经常女扮男妆。扮就扮，也不止我一个！当然，这是在我不知道啥叫美之前。 　　知道美时，村里流行穿裙子。裙子是用绸被面做的，颜色艳，花朵大，面料软。裙子的做法极简单：逢个桶儿，一头扦上边，一头串条松紧带就算完事。裙子长过脚踝，能使脚下的破尼龙袜和脚上的“千层底”若隐若现，似乎贴地的丑就不再醒目。我当然很羡慕，当然也渴望自己也拥有一条，但我不记得自己曾向母亲提过这个要求，因为在我们家，孩子们的绝大多数要求在父母的眼中都是侈求。侈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说了也白说，还不如不说。于是，发不了芽的渴望就憋成了一肚子嫉妒：我拒绝同任何一个穿裙子的女孩玩儿，甚至一起走在街上，直到我也有了一条裙子为止。 　　时至今日，我已穿过不知多少条裙子，绝大多数已不记得它们的面料、花色和款式，可就是这么条简直不能算裙子的裙子，却一直飘在我记忆之树的梢头，有风动，无风也动。 　　　　　　　　　　　　　【手套】 　　手套是粉红色的，手背有花，腈纶线织的，五个指头，很漂亮。 　　我十三岁就去了离家近二十里的公社中学读六年级。住校。自带粮食：苞米馇子、白面。蔬菜是学校的菜园长什么吃什么。那时每周上五天半课，周六下午我们就男一帮女一伙地走着回家。周日下午再仨一群俩一伙地走回学校。回家时，布包是瘪的。回来时，却是满的：馒头、小鱼煎酱、煎饼。去时，父母高兴了能给两块，不高兴时也就块八毛。好在吃饭不用花钱，没钱也行，可有钱了就能买几毛钱的冰糖，还能花两毛钱坐公共汽车，当然好。 　　有一次回家，父亲给了我两块钱。忘了自己有多高兴，想必是乐得心都笑开了花，走起路来也一定欢蹦乱跳。当时是冬天。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冷得戴着棉手闷子手指尖也冻得生疼，可我还是羡慕有的同学戴的毛线手套。我终于有了两块钱，两块钱便帮我满足了自己的羡慕。不记得我是怎样买的手套，大约是到公社时，别的同学回了学校，而我却直奔供销社，然后迫不及待地用捂了近二十里的两块钱买下了我看了不知一次的手套。手套是买回来了，心里却没有终于得到的欢喜，有的是坐卧不安，有的是怕。这我相当清楚。我怕挨说挨骂甚至挨打，虽然此前我并没有挨过父母的打，只挨过母亲的骂，但在花一毛钱都掂量半天的父母眼中，我这个竟敢花两块钱买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的女儿就是败家子儿。败家在钱紧巴的日子是不容宽恕的大错。大错就得大惩罚。大惩罚轻则骂重则打。恐惧中向睡在身旁的艳子姐说了恐惧，并小心翼翼地提出能不能转给她。艳子姐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买下了那双手套，我的恐惧在她根本构不成恐惧。于是，那双手套我只象征性地拥有了两三天，两三天中我竟连试都没舍得试过。 　　多年后见艳子姐，我说起了那双手套，艳子姐却说一点也不记得，可那双手套却总是戴在我的记忆里。 　　　　　　　　　　　　　【花卷】 　　小时候我很馋，馋一切从不或很少盛在自家盆里的饭。 　　起初，我馋的是玉米面贴饼子，准备地说馋的是玉米饼子的味儿，味儿是从奶奶的屋里飘出的。 　　我刚能记清事时，爷爷已经去世，叔叔还是个愣头愣头的大小伙子。大小伙子有的是劲，挣的是全工分，只养活一个不会挣工分的奶奶，就能吃玉米饼子。当时已经分家的我家是六口人，整工分的父亲和半工分的母亲为了糊六张嘴，就只能吃一大锅白菜搀一小瓢玉米面的菜糊糊。据母亲说我一顿能吃四碗——四中碗。肚子圆得如吹绷了气的蛤蟆，可到街上跑两圈，上两趟茅房就瘪成空囊，于是，又香又禁饿的玉米面饼子就不仅是我，也是我的哥哥和弟弟，当然，也一定是父母肚中的盼。可盼的结果还是盼，盼就移情别恋——闻味儿。闻味儿的结果是狠吃玉米面糊糊。一碗顶不了一块饼子，四碗总可以吧？！ 　　然而，即使每顿给我吃八碗玉米面菜糊糊，也抵不过给我半块玉米饼子。我的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数量的多少取决于白菜的多少，质量的好坏却只能决定于白菜的有无。玉米面定量时，放得白菜越多做出的饭越多，这是母亲的精打细算。肚子定量时，不加白菜就得多用玉米面，这在母亲难的不是没有，而是舍不得。于是，玉米面饼子就一直以味儿的气态形式满足着也摧着我的馋。可只能馋着。趁奶奶正揭锅或刚上桌时找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或是就以馋为由踅摸过去，也是使馋更馋。我试过。奶奶的饭也不富余。奶奶的面缸也怕见底。 　　等到我们家能够天天贴玉米面饼子时，奶奶的饭桌上又常见馒头、花卷和烙饼。白面做的。白面比玉米面贵，我们家的麦子卖了钱，买了急等盖房用的柁。于是，我对玉米饼子的馋就又提升至对白面馒头花卷烙饼的馋。我踅摸到奶奶屋里渴望得到半块玉米饼子时，大约五、六岁。五、六岁时胆小，母亲黑着脸不让我在吃饭时到奶奶屋里去，我就乖乖地在去过一次后就再也没去。而我馋馒头花卷烙饼时应该是九岁。九岁时的胆子比五、六岁时大多了，大得我没有听母亲的从未间断的嘱咐、吓唬，还是在馋虫子的鼓捣下，在一天的中饭时间，蹭到了奶奶屋。 　　我轻掀门帘，轻轻地坐到离门最近的那段炕沿。叔叔和奶奶正在吃饭。奶奶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我的叔叔在我屁股还只有一半刚蹭到炕沿上时，以飞快的速度把已经攒在蒸屉中间的一堆花卷用屉布盖上。当时奶奶说了什么，叔叔又说了什么，我都没有记得。我是怎么从奶奶屋里走出去的，也没有记得。可叔叔那个似乎训练有素的动作，却如放电影时卡住了胶片般，定在了我的记忆之幕。 　　几十年倏忽而过，我的关于裙子、手套、花卷记忆中的酸和怨已经变淡变无，因为酸和怨应该“归功于”那个生活拮据的年代，我的酸和怨让酸和怨的所指委屈。我本不应该记住，更应该在记住后忘记。于是，便刻意想把它们从记忆中剜去，可每一次刻意却成了每一次提醒，致使至今仍没有忘记。 　　我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