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写在四一六大学生抗日游行中的文字

　　　　　　　　写在四一六杭州大学生抗日游行的文字。 　　　每天从文三路经过，总是行色匆匆。不经意间，街两边的树已经翠绿翠绿的了，那盎然的生机，在雨中痛快淋漓地昂着头；在阳光下，心旷神怡地挺着胸。我常常顺手摘一片绿叶，放在嘴里，咀嚼它的酸涩。一股青春的气息就这样直透丹田，然后涌满全身。 　　　四月十四日，对我来说，是个很不吉利的日子。一天发生了三大不愉快的事。在学术期刊发文章的事，原单位又传信息破坏我写论文的心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家人无辜被人打了。我本来要亲自回去，但因为星期六早晨，也就是四月十六日早晨，老师要上课，所以周末也就没法回去。后来家里来电话，说是打人的人打了电话道歉，说是冤枉了我的家人。家里问我怎么处理。我说，那就看对方的态度吧。目前还不知道打的情况，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再说。于是安下心来，打论文的攻坚战。 　　早就听说大学生们在游行，抗日。但一直没见动静。不过，杭州高校的老师都奉命密切注意事态。有的高校日本产的小车，在夜里被划得面目全非。抵制日货，已经从口头上发展到行动上了。有的说，如果中国公民不买日货，日本的工业就要跨掉。 　　我想，抵制日货，是在国内唯一能表达中国人的愤怒的方式。在国际化的今天，不买日本货，对消费者来说，不但不是坏事，毕竟是好事。诚然，日本产品比起中国的产品，品质要好一些，这也是日货难以抵制的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的确是中国的消费者除了爱国意识淡薄外，恐怕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很幼稚，他们只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不知道消费的经济学。日货在表面上看，是比国产货品质好些。这个好些，有相当成分，是广告宣传的结果。普通消费者，根本对产品的品质好到哪里去不甚了了。但日货的价格比起国产货要高得多。以高得多的价格去买回同样的消费功能，这种消费心理，纯粹是一种暴发户的心态。消费只是他们炫耀财力的一个标志，他们需要用披着“高品质”的外衣的产品来标示自己，使自己区别于其它人，使用日货，可以满足他们这样的一种邪恶的心态。比如说，有些高校，非要买日本小车。其实美国产的，西欧产的，并不比日本的产品价格高，品质最低也能抵得上日本产品。 　　消费心理的哈日情结，主要是一种自我意识丧失的结果，他们只要用高价格来标志自己，不知道这样做是把自己降低成猪狗一样的低级产品，还自以为是。在他们的心里，仍然是两个“凡是”：凡是国外的，都是好的；凡是国内的，都是坏的。从这个逻辑出发，他们怎能了解消费的经济学呢？ 　　能消费高价格的产品的人，大体上是这样一些人：少数是发了财的暴发户，绝大多数是用纳税人钱去消费的国有单位的领导。其它单位就不说了，仅就在这些单位里最低档次消费的高校用车来说，就足见这种状况了。高校的教师收入很有限，住房条件非常差。然而，大笔的钱不去作这些事情，不去买国产的车供官们用，偏偏去买日本车。我想，学生们划破了这样的车，不仅仅是抗日的情绪，也有对我们社会上一些邪恶的东西，比如在官们那里的邪恶的东西，是一种反抗。 　　其实，在英国经典经济学里面，理性消费理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消费的品质与消费带来的功能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像我国现阶段消费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又被相当一批以经济学家自居的骗子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消费价值观。这种消费价值观就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凡是。 　　了解日本技术转化的过程的人才知道日本销往中国的产品，从来就没有用最先进的技术，总要用落后二十来年的技术，专门生产为中国市场的产品。而这些技术，有些中国已经有了。只不过他们用同样的技术，包装上日本标志，才会骗中国的消费者。 　　当然，有些人，特别是哈日派，会说中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说这种话的人，本身恨自己投错了胎，让自己生在中国。他们把去日本作妓女也当作“伟大的理想”。在这些人眼里看来，大学生们的抗日活动，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时不时要跳出来，以所谓的“冷静”的态度，对抗日游行活动进行品头论足。盖因骨子里头，是日化的奴性，或者可能是日本侵华时留下的杂种吧。 　　抵制日货，是对日本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极右分子的沉重打击，这种活动，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抵制日货，完全有买美货、欧州货的机会。美欧对中国也有刻骨的仇恨，比如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毁掉世界奇园——圆明园。但像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南京大屠杀那样滔天罪行还是略少一些。而且，通过用欧美产品，可以促进中国同欧美贸易的发展。现在，中国对外贸易份额，日本所占比重最大，相比较而言，欧美所占比重太小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倾一国财力，仅仅与日本人作交易，用消费者辛苦钱来养肥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实在是一件最愚民蠢的事。因此，抵制日货，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一种参与国际化经济，平衡对外贸易的作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之，抵制日货，不仅是正当政治的义举，而且从长远的利益看，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平衡多边外贸格局，使自己完全处在独立经济的地位上。 　　在写下这些随想时，到了四月十五日。下午，师弟来电，通知原定的周六课改在老师的办公室上。原因是，老师奉命都得在办公室待命。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俄国形式主义。来旁听的人很多。其中有一北大的博士，强调文学形式主义的价值。俄国形式主义重视文学形式研究，认为形式就是内容。他们从前辈的忽视文学形式的偏向又走向了另一个偏向，抽掉了文学的意义。他们认为，文学的存在，就是一些装置。一位师妹调侃道：“要不是巴赫金的理论救了俄国形式主义，他们早就玩完了。”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在重视形式的基础上，不偏废内容。于是，北大的博士就谈起了形式研究的重要。我忍不住发言，强调意义内容的研究仍然是文学的核心内容。这时，我似乎已听到街上学生们的吼声。在我们这样一个不安宁的世界环境中，我们又如何能够漠视文学反映人生意义的，而去雕琢那些死的“装置”呢？ 　　其实，强调形式的同道，在其研究中并没有仅仅搞形式。而我强调内容的意义，也并没有放弃形式。形式与意义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上街游行抗日，这是一种形式，但形式却是由内容来决定的。大学生们不是去搞个形式做个“秀”。毕竟前呼后拥都是警察，不是闹着玩的。人多什么事都会出，一旦哪个警察言行不当，极有可能酿成惨案。这样的事，古今中外血的教训太多了。 　　四月十六日，对我，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事，而对于杭州，是应该纪念的。我们还没下课，有位师弟先走了。说来电话，有学生聚集得太多，他得去现场看看。 　　下了课，我就直奔文二路图书大厦，买了几本书。然后回校园。可门已被警察排成的人墙堵住了，门也关掉。正在这些，警察在清场，所有的车辆都被赶到从其它街上走了。 　　十四时四十分，游行队伍由东向西，从文三路开了过来。前面是警察，警察后面是举着“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幅横幅的学生队伍。后面是杭州市各大学的大学生主体。左边右边都是警察跟着，队伍后面是警车。我在努力听清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却不经意间，已经被人山人海吞没了。 　　在人海汪洋中我被吞没了。那山呼海啸般的口号，把我的情绪也激发起来。我常常在课堂上，在校园里，见到的只是顾得卿卿我我，相偎相依的男生女生，很少见到他们有认真的模样。于是我常常叹息，如今的大学生，不像我们那里那么用功。你在与他们闲聊时，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帅哥美女的话题，就是吃喝玩乐的话题。对老师套近乎，那最直接的原因，不是像我们这样对知识的景仰，也不是像我们这样对博学的人的崇敬的心情，也不是他们待人和善，而是希望搞到期中期末考试的某种有用的信息。越是这时候，我越对他们的亲热感到恼火，感到悲哀：完了，这一代全完了。 　　然而，当我置身于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游行队伍中，我们不得不对如今的大学生们重新评价。在他们男女相拥的日子里，也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在他们近乎游戏的学习中，也有对真知的追求，也有冷静的头脑，也有成熟的思考。他们的行动，并不因为公然在校园里搂搂抱抱而尽显低档次的风流。他们的风流，依然有着无穷无尽的吼声，他们的风流，依然迸发着时代的强音：振兴中华！反抗外侮！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视罪行！他们向观望的人群高喊：抵制日货！加入游行！ 　　这是民族的希望！这是强大的未来！ 听到这呐喊的声音，你不能不想起：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