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老房

文／堂珂 　　奶奶的厉害和蛮不讲理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她那张核桃脸整天阴沉着，总是令我愉快的童年莫名其妙的胆颤。打我记事起，搜遍记忆的所有角落，也没见过她微笑的模样。还有她那挂永远耷拉着的眼皮，以及从窄窄的夹缝中射出来的挑剔甚至有些仇恨的目光，深深的刻在了我童年稚嫩的脑海之中，以至现在偶尔想起仍有丝丝的凉意。奶奶最经常的活动是捏一支长长的烟袋，和三几个年龄相仿的婆婆们聚在街头巷尾，在吧嗒吧嗒的吸烟声中东家长西家短的乱扯一气，奶奶大大的尖尖的嗓门最具特色，以至嘹亮了整个村子。 　　故乡处在三面环山的一个小小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方圆几十里收成最好最富有的村子，所以邻村的姑娘都以能嫁到我村做媳妇为自豪。姥娘虽然打听到奶奶为人刻薄，但想只要自己的闺女手脚勤快孝敬公公婆婆，没什么把柄落在奶奶手心，量奶奶也不会太过嚣张。况且母亲一见父亲就已芳心暗许，大有非父亲不嫁的意思。母亲带着对父亲的爱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跨进了姜家的大门口。 　　婚后的第二天，奶奶就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推给了任劳任怨的母亲，而自己不是整天游逛，就是在一旁指手画脚挑肥拣瘦。最让母亲寒心的一件事，是母亲怀着姐姐已有六七个月的时候，奶奶仍让母亲一人去推碾。在当时，石碾是一种用以碾碎粮食的主要工具。其底盘是一块巨大的平面圆形石板，中间钻个孔竖根铁柱，有四块方木夹着圆形的实心碾滚子。磙子很重，一般是两个人推，力气小的一人很难推动，何况母亲还挺着大肚子，其艰难可想而知。往往是汗水和着泪水，吧嗒吧嗒的咂进脚下厚厚的尘土里。二拐子的老婆经常在碾棚前的垂柳下喂孩子或捌棒槌，不忍目睹母亲的悲伤，便放下手中的活，回家拿根碾棍，为母亲添一把力。“这没人性的死老婆子，这么心狠，生下来难道不是自己的孙子？”后来，每当母亲谈起奶奶对她的种种非难，总禁不住泪眼婆娑。 　　奶奶做的另一件不光彩的事，便是截留父亲捎给母亲的东西。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在外边工作的人常托熟人往家带些日常生活用品。父亲每次托人捎回的好吃好用的东西，奶奶总是自己留一大部分，有时甚至悄悄地给了四叔家。当时爷爷奶奶和四叔一家住在老房子里，不知是因为四叔小还是四婶乖，奶奶总是向着四叔一家。
我有三个大爷、一个叔、四个姑，在村子里是个响当当的大户，这当然是爷爷和奶奶的功劳。大爷和姑姑们在我记事前就各自成家立业。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整天笑嘻嘻地，不离手的是一根硕大的铜杆玉嘴烟袋，烟袋上挂一块火石和一只大大的烟丝袋，据父亲说那是他爷爷留下来的。爷爷有赌钱的嗜好，据村里和爷爷同龄的老人说，爷爷以前挺富有的，有良田二十大亩，瓦房十三间，由于赌博，先是输掉了二十亩好田，后又把房子拱手相送，家道才开始衰败。现在住的房子是爷爷的舅舅帮着盖起来的。有了切身之痛爷爷虽有所收敛，却总是旧习难改。有一次，爷爷竟把身上的狗皮大衣和长衣马褂都输掉了。解放以后，政府严禁赌博，爷爷才被迫收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那红红的大蒜头鼻子和鼻子上老是挂着的那滴鼻涕水，像水晶一样透亮，爷爷却总顾不得擦去，最后都掉进他那撮山羊胡子里。 　　母亲有了姐姐后，小叔也快要结婚了，老房子住不下这么多人马，父母便和爷爷奶奶分了家。爷爷常嫌奶奶做的饭不好吃，时不时在快要吃饭时踱到我家来。这时母亲便给他匀点菜盛碗饭，他也不在饭桌上吃，就在黑黑的锅台上解决。其他几个儿子家他是不常去的，现在想来，大概是父亲在外吃公家饭拿公家钱，生活稍为富裕一点的原因。爷爷每次吃完饭，便抹去山羊胡上的饭渣，装一袋烟，美滋滋地吸上一口，然后再摸一下我的头，乐悠悠的出门而去，那种悠闲和满足，活像一位世外桃源的神仙。我很乐意爷爷到我家来，因为我喜欢看他一翘一翘的山羊胡、红红的大蒜头鼻子和鼻尖上那滴清亮的鼻水，我老在担心那滴鼻水会不会掉到饭碗里。 　　母亲对爷爷不冷不热的。分家时奶奶几乎把所有的日常用品都留给了小叔，只分给父母两个有缝的大花碗、两双筷子、一个中型的猪耳铁锅和一把刀刃钝的像猪唇的菜刀。那块小小的菜园子也一并分给了父母，是要父母在那里盖房子住的。当初说好让三个大爷和四叔每人拿八十元帮忙盖房，盖好了父母再搬过去。几位前辈不但没拿一分钱，还在去西山推石头垒房基时，非让父亲给每人买一双球鞋才肯去。母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爷爷的错，是爷爷处事不公分配不均，从而导致了我家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黄不接。母亲一身的病，就是在那段时间因为劳累因为营养不良种下的。所以母亲很少和爷爷搭腔，但爷爷每次来，母亲总是默默地把饭盛好。 　　爷爷去世后，四婶屡屡向奶奶找茬不住的指桑骂槐，一向蛮横惯了的奶奶当然不让四婶骑在她头上脲尿拉屎，婆媳两人的对骂声经常在这个破旧的小院里响起。最后，有点丧心病狂的四婶竟把奶奶的床铺衣什扔到了大街上。奶奶坐在大街当中号啕大哭，引来众多的围观者。母亲从后门子偷偷的看了好几次，最后一咬牙让我和姐姐去拉奶奶到我家来。我和姐姐拉不动胖大的奶奶，羞的满脸通红，急得眼泪直打转。村委出面和四婶四叔谈话，四叔只是闷闷的吸烟一声不吭，四婶说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事情非常棘手。到底母亲心软，提议奶奶到我家住。但奶奶死活不肯和我们住两头房屋共用一间客室，无奈，只好在西山墙头上凿了个门，又在门外用土打了一堵矮矮的拐角墙，奶奶才算有了栖息之地。从此只见奶奶耷拉着眼皮吧嗒吧嗒的抽闷烟，再也听不到她那大大的尖尖的嗓音。 　　不久，我家在村北头靠公路的地方盖了一处新房，旧房便留给了奶奶。谁知一年后村里搞规划修公路，我家的旧房正在路中间被拆除了，奶奶又无家可归。父亲征得母亲同意去请奶奶，这次奶奶坚决不到我家。她说：我要回老房去，那是老头子留给我的，我死也要死在那里。但年迈的奶奶撞不开四婶这扇坚实的大门。无奈，大伙便商量，用我家旧房拆下的材料，在四叔和二爷的院子的窄胡同里，为奶奶搭了一间小屋。那年奶奶的腰已经弯得很厉害，开始拄起了拐棍。 　　又过了两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走的那天，父亲去给奶奶送钥匙，要奶奶搬过去住，顺便照看照看房子，奶奶死活不肯，要她跟我们一起进城她也不去，翻来覆去还是那句话：我死也要死在老房里。 　　虽然受母亲的影响我对奶奶心存不满，但到底是血脉相连。考上师范的那一年，我骑自行车回老家看望奶奶。奶奶已老的不成样子，满脸的皱纹纵横交错，眼皮下垂的更厉害了，眼角粘满眼粪，嘴也歪了，嘴角留着口水。奶奶从一个脏兮兮的破瓢里抖抖索索地捧出一捧干瘪的红枣，装在我的口袋里，又从墙缝里抠出一小卷用塑料布包着的纸包，打开一看，竟是一百多元钱。奶奶说：这是你爸爸来看我时放下的，我一个快入土的人用不着了，你在外边读书化钱多，你拿着吧。末了又说：我对不起你娘。一边说一边用肮脏的的衣袖擦着浑浊的眼睛。我坚决不要，可奶奶不算完，我只好接着，乘奶奶不注意，又把钱包好塞在她的枕头底下。 　　往回走的路上，我泪如泉涌。我发誓参加工作后，不管奶奶肯不肯去，我一听把她接到城里来，让她享点老人家应该享的福。可惜还没有等到我毕业，奶奶就去了，就死在那间草料棚样的小屋里。后来听说，奶奶是在死后两天才被发现的。 　　奶奶最终没能实现她的夙愿——死在本属于她的那间老房里。
　　送葬的人群中，穿着最肥大的孝服、哭得最响时间最长的，是四婶。四婶的眼皮都哭肿了。旁边看丧的人群感动了：啧啧啧，看人家四儿媳妇，多孝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