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怀念没有电脑的日子
2021-12-28叙事散文许也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5:50 编辑
怀念没有电脑的日子 有了自己的电脑和宽带,结束了去网吧的生活,不再那么注意时间,自由自在的上网,因为那时候每上网一个小时我得付给网吧老板三元钱,有时……
怀念没有电脑的日子 有了自己的电脑和宽带,结束了去网吧的生活,不再那么注意时间,自由自在的上网,因为那时候每上网一个小时我得付给网吧老板三元钱,有时……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5:50 编辑 <br /><br /> 怀念没有电脑的日子
有了自己的电脑和宽带,结束了去网吧的生活,不再那么注意时间,自由自在的上网,因为那时候每上网一个小时我得付给网吧老板三元钱,有时泡吧半天就得花我十多元,蛮心疼的。有了自己的电脑,我也不知不觉淡化了过去那种靠纸张与钢笔爬格子的生活。由于接近无纸化,许多时候笔和纸也被我遗忘,一时需要记个电话号码或通讯居然不知笔在何处。是我疏远了纸笔,纸笔也疏远了我。
我是从纸笔起步的,纸笔把我带入这个美妙的文学世界。纸笔是我的常用工具,如老农的锄头,工人的锤子,士兵的枪杆。我原以为我一辈子都会紧密与纸笔相伴,谁知现代科技却跟我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像被缴械的士兵,我的纸笔已经离我渐渐远去。无纸化,士兵也可以无抢化么?
据说贾平凹先生很早就开始学电脑,但一坐在电脑前就出不了灵感,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去爬格子。究其原因,可能是贾先生打字的速度滞后于他随心所欲的笔纸写作速度,灵感中途受困,还有就是习惯问题,长期靠笔来完成写作的老作家,对那种纸上操作就会心存某种特殊感情,一种温馨一种熟悉和亲切都不是一言两语所能说清。除了贾先生还有其他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作家也都放映过这样的问题,笔用习惯了,扔也扔不掉。而我岁数可能没那么大,用笔的年月也不够的缘故,学电脑写作开始也不习惯,几经磨练还是转变过来,最后把纸笔扔到九霄云外去。
看看我是胜利闯关了,但我发现,电脑存在的射线伤害,字体的过大(无论如何比不上纸版字来得细小),却让我的眼睛视力渐渐下降;形形色色的游戏,可以消遣的去处(各种娱乐网站)却霸占骗取了我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在没有电脑的那些爬格子的日子里,我是一个对文学追求更为神圣和执著的人。那时候,我会很认真的看报纸和杂志的每一篇文章,边看边作笔记,字典是常常翻的。看完后还时常对那些记在本子里的妙语坐温习。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想我必须对得起那些自己用钱订的报纸杂志。那时候还为能否多订几分报纸杂志而囊中羞涩,我以为要从事文学写作,手头没有十几种品牌刊物是不够的,无从了解文坛的最新信息就意味着闭塞,孤陋寡闻怎么能写出读者喜爱的作品呢。
那些没有电脑的日子,至少可以从八二年算起一直到二零零三年,在那二十一年的时间里,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报纸杂志的编辑都不认识,身边有一样共同语言的文友也是稀少得可怜,但我始终放不下文学爱好,不论工歇的间隙还是无事的夜晚,拿来书本报纸就看。灯光不用太亮,四十之光的日光灯已经很好,很小的字都不费眼力。很寒冷的冬季,我常脚被冻得生冻疮,都因独坐太久,读书习作太专注,忘了御寒。习作,可以给我带来一种创造感,写好一篇习作,我会刻意地抄正每一个字。要把草稿非常工整的抄写在400格或500格的文稿纸上,需要写很小的字才能完成,那种耐心与毅力都是对我的考验,我还是能出色的完成。有时因为抄错个把字,为了不破坏整体美我总是重新抄过一张。当一篇上万字的小说稿脱稿时,就是二十多页的不薄的一本,拿订书机咔嚓几下压了钉子,再给封面写下美术字及通讯,才考虑要给哪家编辑部投稿,尽管等待我的可能是退稿。
大凡文学爱好者都多少有点神经质,其实我也不例外。常有同事朋友曾送我“秀才”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绰号,还有更恶劣的是干脆叫我“孔乙己”,虽然我并没有穿长衫站着喝酒,现在想想都好笑。的确自己很多书呆子的表现可以让人钻牛角尖。比如说在站头大家都在等车,一些人摊开地图看,一些人在浏览当天晚报,而我则在看杂志或啃一本厚厚的书,车来了我全然不知。当然我等的不是挤公交,但那股书呆子样的确与众不同。
我是个一个漂泊者或流浪者,即便那样,我还是会在自己拮据的费用里抽出一部分钱来买文学书籍。租借菜农的房,总先打听那里送不送信到家,倘若要间接去村部或生产队取再便宜的房子我也作罢,只为可以方便通邮。家里的杂什除了一只破旧的大书箱,堆放了自己积累下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杂志报纸外其他没有什么。每一次搬迁首先是那个大箱子的移动。时隔不久去翻查那些一本本压着的书,有的都不知何时被老鼠咬了书角。打开看,傅雷的译本,一些很精彩的地方居然被老鼠吃掉,使我惋惜不已。
张德仁先生是我有幸在沪认识的一位中年干部,他原来是从事戏剧表演的,他爱人也是稿戏的,都有一定艺术涵养,但后来剧团不景气解散后他就改当了采购员,跑南闯北,到过我们福建采购木头,和我父亲蛮谈得来。经父亲介绍他和我见了面,口才是一级的棒,每次谈话都给我领导做报告的那种感觉,难怪他可以跑采购。那时他刚刚分得一套公房,那只足足可以躺入两个人的特大号道具箱怎么也嫌笨重拖沓,就特意送到我的住所来,说是让我代为保管,其实是方便我的存储。他还说如果用不着了就跟他说一声,打算拆了将箱子的木料用以做一样简单家具。
那只道具箱后来成了我写字台,宽阔的箱面铺张胶合板可以摆放很多文具书籍,箱内放再多的书也不成问题。很久他都不曾过问他的道具箱,我以为他不想要了。一次我搬家顺便问他还要不要箱子,他说谁说不要,我当宝贝呢。于是又要了回去改作家具用了。上海的木料的确是难得的,那箱子分解了可以变出不少木料,他的确是看我家徒四壁才接济我一下的。
喜欢静静地看书习作,都在那只箱子上进行。没有现代电脑的便捷和乐趣,却多了一份虔诚与执著。心态很上进、很用功,一得空闲就扑在箱子上。虽是孤独,但还充实乐观,认真、希望、思考、想象、努力、严谨、钻研、刻苦……
那时(大约是1985年)南京的《青春》文学杂志很牛气,上海每个报刊亭都可以随时买到。《青春》还举办了函授文学院,我也报名参加了。每月寄来一份函授教材,都是谈一些基本的文学知识,函授生的作业就是定期给文学院投一篇自己的习作,由指定辅导老师给予审阅,寄来修改意见。有了那段函授学习使我的文学基础上了一个台阶。
我的函授老师记得有个叫田滇的,属于乡土派作家,常常看到他在杂志上的作品发表,那语言的乡土美和精致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个叫文雁的老师给我回复的亲笔信,字迹娟秀、工整,一下子使我对自己的钢笔行书产生了坏印象,相形见绌,一下被比下去。我猜想她是个女的,也猜想是个笔名,文雁与文院谐音。
除了参加南京的文学函授我还参加过浙江温州的《文学青年》函授班学习。虽说一年的学费也得上百元,但我喜欢这种远程教学带来的沟通与交流,权当自己花钱买了杂志看。给我专门辅导的是位叫沈沉的作家,他花很多时间潜心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常常埋在古文堆里废寝忘食。温州墨池坊是《文学青年》的编辑部,也是文联的所在地。沈沉先生还特地从温州赶到上海看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下榻的是北站旁边的一家解放旅社。那天接到通知,我赶去赴约。楼上一间小房里一下坐满了十几位和我一样的男女文学爱好者,让我诧异,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同仁志士。他们有上海一些文化单位的,有学校的,有研究所的,有饭店宾馆的,个个年轻。我们同学们见面即尴尬又惊喜。沈沉老师与大家一见如故,很是健谈,一侃就是两个钟头,满口文人味儿,博得大家的一片喝彩。末了大家还彼此留了通讯地址……
俱往矣,在这埋头于现代电脑,被QQ聊天、音乐、多媒体、铺天盖地草率文字麻醉的日子里,回顾一下自己的历程与辛酸,有种别样的记忆快感。
有了自己的电脑和宽带,结束了去网吧的生活,不再那么注意时间,自由自在的上网,因为那时候每上网一个小时我得付给网吧老板三元钱,有时泡吧半天就得花我十多元,蛮心疼的。有了自己的电脑,我也不知不觉淡化了过去那种靠纸张与钢笔爬格子的生活。由于接近无纸化,许多时候笔和纸也被我遗忘,一时需要记个电话号码或通讯居然不知笔在何处。是我疏远了纸笔,纸笔也疏远了我。
我是从纸笔起步的,纸笔把我带入这个美妙的文学世界。纸笔是我的常用工具,如老农的锄头,工人的锤子,士兵的枪杆。我原以为我一辈子都会紧密与纸笔相伴,谁知现代科技却跟我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像被缴械的士兵,我的纸笔已经离我渐渐远去。无纸化,士兵也可以无抢化么?
据说贾平凹先生很早就开始学电脑,但一坐在电脑前就出不了灵感,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去爬格子。究其原因,可能是贾先生打字的速度滞后于他随心所欲的笔纸写作速度,灵感中途受困,还有就是习惯问题,长期靠笔来完成写作的老作家,对那种纸上操作就会心存某种特殊感情,一种温馨一种熟悉和亲切都不是一言两语所能说清。除了贾先生还有其他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作家也都放映过这样的问题,笔用习惯了,扔也扔不掉。而我岁数可能没那么大,用笔的年月也不够的缘故,学电脑写作开始也不习惯,几经磨练还是转变过来,最后把纸笔扔到九霄云外去。
看看我是胜利闯关了,但我发现,电脑存在的射线伤害,字体的过大(无论如何比不上纸版字来得细小),却让我的眼睛视力渐渐下降;形形色色的游戏,可以消遣的去处(各种娱乐网站)却霸占骗取了我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在没有电脑的那些爬格子的日子里,我是一个对文学追求更为神圣和执著的人。那时候,我会很认真的看报纸和杂志的每一篇文章,边看边作笔记,字典是常常翻的。看完后还时常对那些记在本子里的妙语坐温习。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想我必须对得起那些自己用钱订的报纸杂志。那时候还为能否多订几分报纸杂志而囊中羞涩,我以为要从事文学写作,手头没有十几种品牌刊物是不够的,无从了解文坛的最新信息就意味着闭塞,孤陋寡闻怎么能写出读者喜爱的作品呢。
那些没有电脑的日子,至少可以从八二年算起一直到二零零三年,在那二十一年的时间里,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报纸杂志的编辑都不认识,身边有一样共同语言的文友也是稀少得可怜,但我始终放不下文学爱好,不论工歇的间隙还是无事的夜晚,拿来书本报纸就看。灯光不用太亮,四十之光的日光灯已经很好,很小的字都不费眼力。很寒冷的冬季,我常脚被冻得生冻疮,都因独坐太久,读书习作太专注,忘了御寒。习作,可以给我带来一种创造感,写好一篇习作,我会刻意地抄正每一个字。要把草稿非常工整的抄写在400格或500格的文稿纸上,需要写很小的字才能完成,那种耐心与毅力都是对我的考验,我还是能出色的完成。有时因为抄错个把字,为了不破坏整体美我总是重新抄过一张。当一篇上万字的小说稿脱稿时,就是二十多页的不薄的一本,拿订书机咔嚓几下压了钉子,再给封面写下美术字及通讯,才考虑要给哪家编辑部投稿,尽管等待我的可能是退稿。
大凡文学爱好者都多少有点神经质,其实我也不例外。常有同事朋友曾送我“秀才”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绰号,还有更恶劣的是干脆叫我“孔乙己”,虽然我并没有穿长衫站着喝酒,现在想想都好笑。的确自己很多书呆子的表现可以让人钻牛角尖。比如说在站头大家都在等车,一些人摊开地图看,一些人在浏览当天晚报,而我则在看杂志或啃一本厚厚的书,车来了我全然不知。当然我等的不是挤公交,但那股书呆子样的确与众不同。
我是个一个漂泊者或流浪者,即便那样,我还是会在自己拮据的费用里抽出一部分钱来买文学书籍。租借菜农的房,总先打听那里送不送信到家,倘若要间接去村部或生产队取再便宜的房子我也作罢,只为可以方便通邮。家里的杂什除了一只破旧的大书箱,堆放了自己积累下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杂志报纸外其他没有什么。每一次搬迁首先是那个大箱子的移动。时隔不久去翻查那些一本本压着的书,有的都不知何时被老鼠咬了书角。打开看,傅雷的译本,一些很精彩的地方居然被老鼠吃掉,使我惋惜不已。
张德仁先生是我有幸在沪认识的一位中年干部,他原来是从事戏剧表演的,他爱人也是稿戏的,都有一定艺术涵养,但后来剧团不景气解散后他就改当了采购员,跑南闯北,到过我们福建采购木头,和我父亲蛮谈得来。经父亲介绍他和我见了面,口才是一级的棒,每次谈话都给我领导做报告的那种感觉,难怪他可以跑采购。那时他刚刚分得一套公房,那只足足可以躺入两个人的特大号道具箱怎么也嫌笨重拖沓,就特意送到我的住所来,说是让我代为保管,其实是方便我的存储。他还说如果用不着了就跟他说一声,打算拆了将箱子的木料用以做一样简单家具。
那只道具箱后来成了我写字台,宽阔的箱面铺张胶合板可以摆放很多文具书籍,箱内放再多的书也不成问题。很久他都不曾过问他的道具箱,我以为他不想要了。一次我搬家顺便问他还要不要箱子,他说谁说不要,我当宝贝呢。于是又要了回去改作家具用了。上海的木料的确是难得的,那箱子分解了可以变出不少木料,他的确是看我家徒四壁才接济我一下的。
喜欢静静地看书习作,都在那只箱子上进行。没有现代电脑的便捷和乐趣,却多了一份虔诚与执著。心态很上进、很用功,一得空闲就扑在箱子上。虽是孤独,但还充实乐观,认真、希望、思考、想象、努力、严谨、钻研、刻苦……
那时(大约是1985年)南京的《青春》文学杂志很牛气,上海每个报刊亭都可以随时买到。《青春》还举办了函授文学院,我也报名参加了。每月寄来一份函授教材,都是谈一些基本的文学知识,函授生的作业就是定期给文学院投一篇自己的习作,由指定辅导老师给予审阅,寄来修改意见。有了那段函授学习使我的文学基础上了一个台阶。
我的函授老师记得有个叫田滇的,属于乡土派作家,常常看到他在杂志上的作品发表,那语言的乡土美和精致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个叫文雁的老师给我回复的亲笔信,字迹娟秀、工整,一下子使我对自己的钢笔行书产生了坏印象,相形见绌,一下被比下去。我猜想她是个女的,也猜想是个笔名,文雁与文院谐音。
除了参加南京的文学函授我还参加过浙江温州的《文学青年》函授班学习。虽说一年的学费也得上百元,但我喜欢这种远程教学带来的沟通与交流,权当自己花钱买了杂志看。给我专门辅导的是位叫沈沉的作家,他花很多时间潜心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常常埋在古文堆里废寝忘食。温州墨池坊是《文学青年》的编辑部,也是文联的所在地。沈沉先生还特地从温州赶到上海看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下榻的是北站旁边的一家解放旅社。那天接到通知,我赶去赴约。楼上一间小房里一下坐满了十几位和我一样的男女文学爱好者,让我诧异,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同仁志士。他们有上海一些文化单位的,有学校的,有研究所的,有饭店宾馆的,个个年轻。我们同学们见面即尴尬又惊喜。沈沉老师与大家一见如故,很是健谈,一侃就是两个钟头,满口文人味儿,博得大家的一片喝彩。末了大家还彼此留了通讯地址……
俱往矣,在这埋头于现代电脑,被QQ聊天、音乐、多媒体、铺天盖地草率文字麻醉的日子里,回顾一下自己的历程与辛酸,有种别样的记忆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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