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 氏

小姨说，她那里有班车，有工厂，工厂里每一星期都放电影。屋院外面就是大河，洗衣服方便得很，不像山沟北这样一滴水也别想见着。出门就是集市，卖什么的都有，衣服、糖果、油条，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豆腐脑，你听说过豆腐脑吗？”小姨问我。

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紧闭着嘴不说话。

小姨说：“看看，住在这穷山沟沟里有啥好的，跟我去端氏吧，见见世面，长大了就在那边找个家儿，再不要回这穷山沟沟了。外面多好！”

外面真的很好，我看过电影，电影里放的都是外面的事。

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外面的事。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早晨早早上学念书，周末假期回到家里给猪拔草、剁草，还有抬水、洗衣服。妈妈更忙，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她坐下来歇息片刻，除了洗衣服不得不坐在那里。

我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有亲戚的附近几个村子，最远是乡里，我在那里上中学。那年，我上初二。

我的心被小姨说活了——原来，我是有机会走出去到外面去的。那一刻，“外面”这个词一下子活起来，成为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真真切切的现实，我好像马上就能置身于那“现代化”的“外面”，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

我盯着妈妈的脸，心里很紧张，生怕妈妈说出“不行”那个词。

妈妈说出了那个词，她说：“不行，她还得在家给猪拔草，再说也快开学了。”

我立马就对妈妈有了恨意。但这本来也在预料之中，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

小姨几乎是鄙夷地看着妈妈，瘪着嘴说：“拔什么猪草拔草，就知道叫娃干那些没出息的活，也不知道叫娃出去见见世面，你想让娃跟你一样一辈子窝在这穷山沟沟里？上学，上学送回来不就行了。再说了，哪里不是上学？端氏的学校不比你这里的破学校好上一百倍？”

妈妈被抢白得没话说了，就不吭声。

小姨看我一眼：“那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就跟我走！”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在小姨身后走了。我提着个小布包，布包里整整齐齐叠着我的几件换洗衣裳。

那天的风特别清凉，鸟儿也叫得欢。我和小姨路过料角棚，走过石板口，转过水泉腰，绕过佛爷山，二十多里山路，还没怎么觉着，就走到了一条柏油大马路上。

在路边站下，小姨说：等一会会车就来了。

果然，几声喇叭响之后，一辆客车从西边沿着柏油大马路开过来了。小姨一边朝着大客车摆手，一边吆喝“停车”。客车停下来，车门打开，车上满满的都是人，小姨挤上车，又把我拉上去。我紧紧地抱着包，被挤在人堆里和人群一起晃动。

车里很闷热，人压人，脚踩脚，喘不过气来。我透过别人腿间的缝隙，望着车窗外迅速退后去的树、电线杆子和绿油油田野，感到很陌生。

我后悔没听小姨的话上车前把笨重的外衣脱掉，热出了一身的汗，内衣都浸湿了。我嗓子干渴难受，四周的气味让我恶心，我很想透口气，可根本动弹不得。更可怕的是，我突然感到尿急，很急很急。

我努力想站直身子，可背上被一只膝盖顶着，泰山压顶似的。我晃动着身子，扭头去看，顶在我背上的是个中年男人的膝盖，他靠在扶杆上，正在打着盹儿。我拼命顶开他的膝盖，他终于睁开了眼，将膝盖挪开，有人骂那男人踩脚了，那男人分辩说，这小丫头快被你们挤死了。我感觉就要尿出来了，顾不上理会他们的话。

有人开始抽烟，车厢里更加难以忍受。我拼命忍着尿意，拼命地想：端氏是什么样子呢？

不知道在车厢里憋了多长时间，车终于慢下来，最后停下。车里的人又着急地往车下挤。我一下车就冲进小姨指给我的车站厕所，裤子来不及解下，就已经开始尿了。那泡尿那么那么长，等我尿完从厕所出来，车站里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了小姨焦急地等着我：哎呀，你屙金尿银哩，不怕把车站淹喽？

出了车站，我看到了小姨带给我的“外面”。那么多的人，都着急去办什么事似的，走得很急，到处都是吵吵嚷嚷，耳朵里嗡嗡嗡嗡响成一片。路很宽，但还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挤满了，人被挤到路边边，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路，一边咒骂那些“不得好死”的车辆。街边立着广告牌，电影里才有的那种。街上的人看上去很斯文，有的手里还拿着报纸，这是山沟北绝对没有的。

路过端氏镇政府门口，看见院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花，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好多词语，清晰的却只有两个：花团锦簇和五彩斑斓。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发起呆来。我山沟北的院子里只有六月菊、八月菊、仙人掌、指甲俏和蝎子草，别人家的院子里还有鸡冠花、西蕃莲或者夹竹桃。

小姨在前面老远处喊我：山猫，快走！

小姨家在一个四合院里，东边房是小姨住。我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还有两表弟，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们打招呼，只怯怯地叫了声“姥姥”。姥姥没吭声，只跟小姨说话。两个表弟好奇地看着我，嘻嘻地怪笑，做鬼脸。我感到很不自在。

小姨迅速而有步骤地教我做各样家务。小姨家的家务和我山沟北的家务不一样：洗碗前要先洗手；洗好的碗不能用抹布擦水；每个人有专用手巾；卫生间里的抹布各有各的用途，不能搞混了；洗脸盆和洗脚盆是分开的；洗脸水不能再用来洗脚；衣服要到河里去洗，衣服要洗净，但肥皂和洗衣粉要省着用，多搓几遍再涮洗；衣服要用手搓，少用棒槌没命死捶，会把衣服捶烂；买菜就到集市上那一家，称实，菜上不洒水，价钱也不乱要，不要到其他家去，其他地方不可靠；绿菜要新鲜的，土豆、萝卜什么的就不用，中午去就行，那会儿会便宜好多；肉和早点都有专门的店铺。

还有，几点到几点两个表弟可以看电视，几点就要哄他们睡觉，睡前要给他们讲故事，讲故事要用普通话，而不是硬橛橛死板板的山沟北话，吃饭有定量，不能好吃的吃个死，不好吃的就不吃，饭菜要调剂开，不能天天一个样，不要让两个表弟打架，也不要让他们出去胡跑，更不能到河里去玩，按时按点给姥姥做饭，不要惹姥姥生气，衣服脏了就洗，绝对不能超过一个星期，家里也一样，随时脏了随时扫，不能懒，姑娘家不能懒，懒了找不下婆家，不要想家，这里比我家好一百倍，将来就在这里找婆家，不要老想着回那个穷家和我妈一样一辈子窝囊……

可是，在那一个个“现代化”之余的夜里，山沟北又来到我的梦里，妈妈在收拾炉台，弟弟滚在炕上睡着了，昏暗的灯泡发出微弱的红黄色光芒。

在河边，我认识了二妮。我端着一盆脏衣服，二妮和她姐姐端着两盆脏衣服。二妮跟我同岁，比我低一个年级，开学才上初二。二妮的姐姐很会洗衣服。我也不差。二妮还不行，洗得不够好。沁河很宽大，风也宽大。我和二妮越来越熟识，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天，小姨说她要到去地区学习，交代我伺候好姥姥，管好两个弟弟，不要饿着撑着他们，更不能磕着碰着，听姥姥话，不要发懒，不要出去野，在家好好待着，菜要买新鲜的，钱要省着花，不许买零食。我问小姨，几天就回来吗，还有六天我就要开学了。小姨说别想着上学，这里不比你那里好吗？以后找个工作，找个婆家就不回去了。我一急，哭起来，说，你说送我回去的。小姨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先这样，我很快就回来。

六天很快过去，小姨并没像她说的那样“很快就回来”。我一边照顾姥姥，管两个淘气的表弟，忍受他们的欺负，一边望眼欲穿地等着小姨，我每天下午都心神不宁，一到黄昏就期待着大门被推开，小姨拎着行李箱走进来。我总想着，很可能我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一景象。我就不断地低下头，故意不往大门那儿看，过一会儿之后，猛然抬头看向大门——奇迹往往就发生在那一刻。

可是没有，奇迹并没有发生。

两个表弟在上演武打片，一不小心，小一点的那个就跑过来用他的“连环腿”踢我。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模仿电视上的动作语言，乐得前仰后翻，我没法把他们叫到饭桌前面来。如果我“胆敢”——表弟在电视上学到的词语——去拉他们，他们就会咬我的手。姥姥不论怎么吆喝，怎么骂，他们也毫不理睬。饭菜也永远不合他俩的胃口——太咸了！太淡了！酱油味太重了！太难吃了！

他们如果跑上街去，那简直就是我的灾难。我追不上他们，更没办法跟着他们进到男厕所去。他们躲在里面嘻嘻哈哈，就是不出来，我急哭了也没办法。到工厂去看电影，他俩只管打架，小的那个打不过大的，吃了亏就来打我，咬我，踢我。我没办法，只有站在那里不动，任凭他打我，我要是不依着他，他就滚在地上哭叫。看电影的人骂道：“这是谁家孩子，这么混蛋！”

我只有在夜里躲在被窝里悄悄哭。

二妮放学回家，见到我就问我，你不回去上学吗。我没办法，小姨不回来，没人送我回去，姥姥和两个表弟要人照顾，我走不了。二妮说，你可以写信啊，写信让你妈来接你。

夜里，我给家里写信。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写我变成了一个小保姆吗？写小姨要在端氏给我找工作找婆家？写让妈妈来接我回去吗——那明显不可能，别说妈妈腿瘸着，就是不瘸她也来不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有，就是写了信，也不知道去哪里邮寄呀。

我写下开头，又撕了扔掉，然后再一次写下“亲爱的妈妈”，反反复复浪费了好几张纸。我感到茫然，就如同窗外的灯光，既明亮，又昏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是围着厨房承担起一个中规中矩的保姆角色，守着日复一日的烦琐生活，还是回去上学，和妈妈兄弟姐妹们待在穷山沟沟里。

星期天，二妮在院里写作业。我羡慕地看着她。二妮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她姐姐也解答不了。我帮她解答了。二妮家人有点小惊讶：看不出，你这山里人学习还挺好。从那以后对我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二妮学习上有难题就来找我，有好吃的她妈妈也要给我留一点。

二妮妈妈去找我姥姥，说你家娃该回去念书，她脑袋好着呐！姥姥一点也不高兴，脸色很难看。二妮妈妈只好走了。姥姥对我说以后不准和他家人说话。二妮叫我，我也不敢去。

有一次，二妮妈妈悄悄跟我说，我给你路费，你自己能找回去么？我踌躇了，我就是能找着客车，能坐到来时上车的地方，下车后的二十多里山路我也不敢一个人走啊，树林里有狼。再说了，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路呀。我说，我不敢。

我终于写了一封信，二妮把信偷偷拿回家去，让她爸爸帮我寄出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卖力地干活，尽力把小姨的一切都安顿好。想着自己很快就能回家了。

那段日子，我一直很兴奋，还是因为等待过于漫长又渐渐陷于绝望，现在不大容易想得清楚了。大概三个多月后的一天——

我把午饭摆上桌，叫两个表弟来吃饭。他们正在院子里打架，我过去拉他们，小的那个就一边骂一边踢我的腿。他踢到了我的小腿杆子上，我疼得捂住腿蹲了下去。多日的委屈突然全都爆发出来，我哭起来，很大声。

“哎哎，这是干啥？”有人出现在大门口。他一边说着话，走到了我跟前，把两个表弟拉开，又拉我肩上的衣服，让我起来。我抬起头，看清那人是三姐夫。妈妈终于让三姐夫来接我了。我更哭得厉害。

二妮家知道有人来接我了，急着帮我收拾好，要我跟姐夫回家。我有点犹豫，怕小姨不在家我就这样走了不合适。二妮的妈妈说，她会帮忙的，小姨也该快回来了，让我放心回家赶紧上学。然后她又去做我姥姥的工作，姥姥沉默了半天，答应让我回家了。

走出小姨家，我就像小鸟飞出了笼子。一路紧跟着三姐夫走，时不时回头看看，好像深怕小姨追上来。回来后，我留了一级，又上了一年初二。

端氏是个好地方，可我只存在于那个糟糕的院子里。山沟北虽然穷困闭塞，可是我有一个充满爱和温情的院子。后来许多年，我常常在梦里被困在端氏那个院子里，焦急而无可奈何。我在梦里安慰自己，这只是个梦，我早已离开了端氏，回到了山沟北，回到了自己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有一个永远在忙碌的妈妈，有一群有说有笑的姐姐哥哥，还有一个胖墩墩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