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头

     “楼下的老头死了。”从桂林回来，老公告诉我。有点突然，但也不至于惊讶。一直预感老头时日不多了。老头其实不老，六十多岁。他老婆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像六十多，头发花白，身子瘦长瘦长的。夫妻俩是漳州的，在楼下开个杂货铺，有二十多年了。老头曾出现在我笔下，很缄默的一个男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端肃，时间久了，知道人不坏，就是不会笑。妻子可谓闽南女性之贤德代表：开着店，操持一大家子的吃食，任劳任怨，待人热情，见谁经过都打招呼，帮整栋楼的人收快递，分文不取。老头是不干家务活的，整天就喝喝茶，下下棋。这么多年未见夫妻吵架过。  

       年初，见老头胸前吊着纱布，神色萎顿。我有些诧异，但不敢贸然问。后他妻子说老头喉道长了恶性瘤子，做过手术，开了个口。很快就见他情况一日不如一日。数月前，我经过，他正坐在地上，吃力地喘气，喉咙发出嘶嘶的声音，感觉气快上不来了。我惊问一旁的阿婆，不送医院吗？她勉强一笑，说家里有药。她之前说过，已是喉癌晚期，不再治疗了。

      入暑以来，他已经很难好好坐着了，大中午的，就那么竖趴在台阶上，赤膊，光脚，气息奄奄。或坐着，脸无力地埋在手肘下，嘴里往下流着涎水。这是我第一次眼见一个癌症病人，一步步走向生命终结。极度痛苦，毫无尊严。旁人见之恻隐，却爱莫能助。即使是最亲的人，也无能为力，日渐麻木。  
                     
      起风了，落木潇潇，叶子此起彼伏地进入生命之秋。

那天，上课快迟到了，我扯着女儿飞速下楼，向马路对面跑去。电光石火之间，我仍看到了一个人，以及隔着数米，一眼就瞥见的“削”瘦。真是如被突然削了肉般的瘦啊——原先宽阔的脸只剩下了骨架，眉骨和颧骨突出来，腮边的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瘪进去的褶皱。高大的身子也一样，徒有骨架，一具弓着的骨架。
   
明知不该，还是失声喊出来：“你怎么这么瘦？”他无声地笑了笑，没说话，低着头往前走。  

他是带着孙子在厦门读书的漳泉人。周边城市的有钱人多选择在厦门置房，生意在家，孩子求学在厦，过另一种鸿雁生活，他们是厦门房价一路走高的推动者之一。他与那些人又不一样，人家是妈妈照顾孩子，他是爷爷，独自带孙子，没有买大房，租住在小弄的窄窄单间里。   

      路过小弄时，常见他一个人酌着小酒，白天无事，他就坐在马路边的平台上，与人聊天。他很爱说话，声音洪亮，老远就能听到他那不标准的普通话。放学时间，他领着孙子回家，个子很高，宽宽的肩膀吊着书包，步子迈得很大。曾聊天时说过，我出身农家，父母年迈无收入来源。他满脸自豪地告诉我，他是有退休工资的，他原是个煤矿工人，在深井里挖了几十年的煤。   

      见着他，才猛然想起很久没见着他了。挺残酷的，生命中有多少人就这样悄悄离场，我们毫无知觉。上次碰到他，也注意到他瘦了。问及，他说生了场病。具体什么病我忘了，当时并未在意。这才没几天，已是剧瘦如柴，不光瘦，脸色也灰暗，和草灰一样。   

     我的脚步没有任何凝滞，就那么看了一眼，丢下一句话，便旋风般走了。坐上车，我久久难以平复——即使我毫无经验，仍一眼看出，这是个活不久的人。他的身体被抽去了一种东西，一种叫生命的东西。   

而楼上，那个说话有点大舌头的阿伯，据说，也得了病，且已无治疗的必要，只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他坐在楼下，一碰上我，就说，他年轻时，一个人在外装车，走南闯北的，直到退休才回来和老婆孩子团聚。听说我是江西人，他就热烙地说，江西的上饶、九江他都去过。他说他不知怎么回事，每天早上，腿都酸痛，无法起床。我看了下他的脚，浮肿着，表皮绷得紧紧的，紧得泛光，泛着一种不正常的光。

       生命如此“无常”，我眼睁睁看着变故降临到一个个人身上，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

阳光一寸寸撤离，离开矮墙，离开坐在矮墙边晒太阳的老人。太阳西沉，夜晚来临，花朵瞬间枯萎，老人以不可察觉的速度衰老下去；而女人襁褓里的婴孩，咿咿呀呀，转眼就能下地奔跑了。想想，又觉没有什么可悲伤的。

       走在路上，一片树叶从梢间盘旋而下，不是直直跌落的，而是在风中打了几个轻盈的弧旋，最后轻轻地落在地上。接着又是一片，再一片……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的过程，缓慢，优美。落在地上的叶赭红，或橙黄，不干不枯，仍有生气，有眩目的洁净之光。我无法把这样的落叶和死亡等同起来，但这就是死亡，一片叶子最后的样子。   

       人和叶子一样，都要陆陆续续，离开或高或低的枝头，最终跌向地面，回归无边的黑夜。那么，是不是要善待在枝头的日子？哪怕转瞬即逝。哪怕不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