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灵魂

     “如果我在阅读时感到浑身冰冷，甚至连火焰也不能使我的身子温暖，我知道，这就是诗歌；如果我在阅读时感到天灵盖被猛然揭开，这就是诗歌。”（艾米莉·狄金森）

       读诗笔记，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个危险的活，因为究竟什么是诗歌，都没有个确切的定论，没准在读的以为很好的诗和诗人，在其他读者眼里，可能就不是诗，如果还要为之笔记，只怕是废话还惹人笑话。可是，读而不思则罔，思而不记则废。虽然知道狄金森论诗之语太过感性，并不确切，很可能是她的挡箭牌，用来掩护自己的“没有音乐性，不合语法和韵律，语言含糊不清，令人费解”的不像诗的诗，却也顾不得许多，谁让她有名来着，且借来这牌子一挡，记下读诗亦或非诗的断章，至于是废话亦或笑话，就不管了。

       湖畔诗人的领袖华兹华斯，据说是英文诗里三或四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于这种说法，不以为意。他的诗，读着颇具中国山水田园诗之风，有几分清新亲切感。其所达到的诗艺境界，在英文诗里或许真的很好，但是，陶渊明，王维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放在那里，两相比较，他的诗歌，诗境差距真有点远。也就是这个缘故，说起我心中的三或四个最伟大英文诗人时，华兹华斯距此行列，也就显得有点远。不过，或许是我读的谢耀文译诗版本不佳。说起另一位英国诗人布莱克，本来没有太多注意，但因了他的《伦敦》一首诗，联系到最近发生的一件故事，对他的诗歌的认同度和推崇度，倍加提高。

     《伦敦》我走过每条被专利了的街道，/徘徊在被专利了的泰晤士河，/我看见每个过往的行人/有一张衰弱、痛苦的脸。    每个人的每声呼喊，/每个婴孩害怕的号叫，/每句话，每条禁令，/都响着心灵铸就的镣铐。  多少扫烟囱孩子的喊叫/震惊了一座座熏黑的教堂，/不幸兵士的长叹/化成鲜血流下了宫墙。    最怕是深夜的街头/又听年轻妓女的诅咒！/它骇住了初生儿的眼泪，/又带来了瘟疫，使婚车变成了灵柩。   

      作为18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诗人，布莱克这首诗，语言意思都简单。当时的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专利权保护和特许经营权等等，已经普遍。专利理应保护，但是布莱克把“被专利了的街道”以及“被专利了的泰晤士河”，和“年轻妓女的诅咒”“婚车变成了灵柩”等联系起来，感觉未免有些夸张，一笑而忘。

       然而，前几天，看到一则美国新闻，说是有一种药物达拉匹林，在被图灵医药公司创始人史克雷利收购专利权后，药价从每片13.5美元涨到750美元，婴儿、艾滋病患者和癌症等免疫力低下患者，吃不起这种救命药，史克雷利因此被美国网民评为“世界上最无耻的人”，《伦敦》一诗的词语和诗境，闪电一样掠过双眼，一怔之下，方才忆起，往日无意之间，居然还曾经，曾经读过这么一首诗。那一瞬间，由衷的感觉到，布莱克先知一般的洞见力，还有他的诗歌的简单犀利。

      王佐良说布莱克是英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四五位诗人之一，单以堪比诗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一首《伦敦》而言，这个最伟大的行列排位，诚不虚也。只是这个伟大的排位，来的有些太晚。布莱克作为诗人的一生，无人注意，死后也是长期默默无闻。过了一百多年，叶芝们才发现了他的诗歌的深刻，其于诗歌史上的地位，才逐渐攀升。这令人叹气，这也令人欣慰，荣誉来的虽晚，总好过永远不来。

       英国诗人布莱克理解的太晚，就是中国诗人杜甫，他的诗歌，虽然自小耳熟能详，但是其价值，理解的又何尝很早？牙牙学语之时，记得的无非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类的诗。他的诗圣境界，要等到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儿冻死在垃圾箱后，才能更为深刻的体会到，诗圣何以为诗圣，其为何千古不朽。惨痛的事，还是少说。且说杜甫虽然困厄一生，但作为诗人的运气，其实很不错。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可见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虽然晚于李白几十年，但还好，在中唐时就已确立。他的诗歌史上的荣誉地位，比之布莱克要幸运，在死后来的更早一些。

      李白杜甫同一时代诗人，诗歌史上双峰并立，当时诗名，命运，却是大大不同。李白以一首《蜀道难》，赢得贺知章称赞“谪仙”，诗名誉满长安，洛阳为之纸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份御用诗人的荣耀，杜甫没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以求一口饭吃的杜甫，也是没有。诗圣的诗，并没有如李白诗歌一样，为杜甫赢得名誉，地位，还有金钱和好生活。李杜二人是好友，杜甫常写诗思念李白，可是晚年所做《南征》一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显然是叹息一生一个知音也没有，好友大诗人李白，也不是。知音难觅，于此可见。

      “诗穷而后工”五个字，道尽太多诗人命运。活着时人生穷寂也就罢了，死了后诗名也坎坷,大多如是。备受李杜推崇的东晋诗人陶潜——陶渊明，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起初也不是很高。钟嵘的《诗品》一书，给历代诗人排座次，上品诗人有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和谢灵运共十一人。这个上品排位中的诗人，如李陵的《别歌》，梁启超讥讽说它“几乎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至于潘岳和张协的诗歌，压根就不记得读过什么，更别说有啥留存在心，这排名也就是看看笑笑，知道当时有过那么一个座次而已。

       陶潜在《诗品》中，位列中品诗人。钟嵘说他“其源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仅是溯源陶潜诗歌师承，而未看到陶诗于田园诗的开创性。又说陶诗“文称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笃意真古”四字，尤其“真”，评的还是很精准。北齐人阳休之编陶渊明集时，对陶诗真淳自然的语言风格，觉得文采不够华丽。于序中批评说：“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至于后世给予陶渊明的诗史崇高地位。钟嵘阳休之们想都想不到，那要到唐宋明清时才慢慢树立且节节高。

       何以解忧，唯有XX，已成为网络时代流行模板。但创作这模板的诗人曹操，命运比陶潜更惨淡。曹操在《诗品》里，属于下等诗人。但这不能怪评论者没眼力。李白杜甫同为大诗人，且是好友，尚且不是知音，生活在华艳侈靡文风的齐梁文学批评家钟嵘们，哪里懂得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又怎么能苛求彼等，必须知音异时代的曹操陶潜的真淳质朴的诗风呢？知音难觅，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隐居是个终南捷径。李白就隐居过好几次，重出江湖后，名声更大。隐士说来也是代代有，史书上也往往有隐逸者传。而且，没有隐士的时代和国家，似乎就缺少了那么一点点。桓玄灭了东晋政权称帝，“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专门找了人来冒充隐士，应征出山，以此证明自己圣明，感召人心。野无遗贤。终南山现在也有很多隐士，天朝盛世于此可见。陶潜绝迹官场，隐居南山，躬耕田桑，和一般隐士都不同。自食其力的他，遇到农田歉收，“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隐居躬耕到常常饿肚子，以至于乞食的生活，恐怕不是拿着手机晒山水晒果蔬，发几句吟风弄月，就能获得可观赞赏的隐士们所能承受的生活。

      这么穷苦，还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还要辞去刘裕的镇军参军职务，辞去彭泽令，还要拒绝刘裕征召为著作郎，拒绝江州刺史檀道济赠送的酒肉，坚持隐居躬耕，自食其力，还能在饿肚子的日子里发现生活的诗意。他这么坚持隐居，有说避乱世，也有说忠于东晋司马氏，也有说为了艺术和名声不朽。我觉得，陶渊明隐居，没那么多理由，他就是想做一个真的人。既然不开心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那就“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明。”农夫虽苦，胳膊腿活动自在。耕种不易，收获菲薄，惟其如此，一旦得之，更为珍贵。自己做的饭，酿的酒，那是世间最香最美的酒食。不是吗？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隐士陶渊明的一生，都在追求真和善，葛晓音更以为，诗人追求的是“美德和正义的永存。”不惟陶渊明如此，真正的诗人，以及其所作诗歌，孜孜不倦追求和表达的，不都是真善美吗？正如美国隐士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所言：“我为美而死，对坟墓/几乎还不适应—/一个殉真理的烈士/就成了我的近邻—/   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我回答他：“为了美”—/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是一体，我们是兄弟”—/就这样，像亲人，黑夜相逢—/我们隔着房间谈心—/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覆盖掉，我们的姓名—

       有“阿默斯特修女”之称的狄金森，选择了诗歌为终身伴侣，就做了隐士。“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然后，把门紧闭——/她神圣的决定——/再不容干预——”隐士陶渊明，有老婆孩子。他虽然隐居，但并不拒绝与人世来往。农耕闲暇时，常与友人邻家田父聚会。“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在他老年时，还主持和邻居文友们的斜川之会，写诗记之。可见他的隐居，只是远离官场，放情田园。狄金森，则是闭门独身，虽然身处闹市，却是远离人群，隐居一生。她远离到了什么程度呢？她和她的好友，也是她的嫂子的苏珊，还有哥哥奥斯丁，虽然住处紧紧相邻，彼此沟通交流时，却是更多的依赖便条和书信，很少见面。狄金森认为：“当面交谈可能会引起互相伤害，而书信则能避免正面冲突。”而且，“书信是凡人的快乐——/上帝也无权享受——”。亲友尚且如此，其他人更是难以一见隐士，偶尔一瞥一袭白衣白裙的衣角飘过，已是莫大的幸运。

       美国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希金森，曾经在给狄金森的信中抱怨说，看不懂自称学生的隐士诗人狄金森的诗歌。狄金森回信说：“你说‘超出我的知识范畴。’你不该嘲笑我，因为我相信你——但是，老师——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吧？”其实，她的诗歌破折号等符号使用过多，不合语法规范的省略词语过多，种种“乱象”形成的有骨无肉，不合传统诗风的诗歌语言风格，还真是超出了希金森的文学认知范畴。

       虽然狄金森在信中是如此谦卑，“你从未意识到，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但是，当“救命恩人”建议学生，放弃自己离经叛道的诗风，转而像当时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一样写诗，流行诗风易被读者接受时，谦卑的学生狄金森，却说那样会使自己变成女惠特曼，而她听说惠特曼的名声不是太好……以此婉拒了老师指点的光明大道，自信而骄傲的坚持着自己的诗歌风格。风格，就是生命。

       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作为文学评论家，希金森不是狄金森的知音。虽然他也知道，艺术往往先于批评，有才华有自信的作家，总是突破旧有文学藩篱，进行超前文学创新，甚至文学革命。历史上，布莱克，杜甫，陶渊明等诗人，活着的时候，其人其诗，为世人误解忽视，难为时人所知，也已是司空见惯。是的，希金森知道这些，可他也的确是看不懂狄金森诗歌。因此他建议狄金森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诗歌。而在狄金森死后，在其遗留的诗歌是否编辑结集发表的问题上，作为和狄金森通信一生的信中“老师”，笔友，文友，希金森一直犹豫不决，究竟是参与编辑，还是不编辑呢？因为他害怕编辑这样的自己都看不懂的诗集，为当时读者嘲笑。直到后来，他受其他编者压力，才勉强同意一起编辑。

       第一版《狄金森诗集》于诗人死后的四年，也就是1890年问世，迅速热卖畅销。四年，只是四年，离去仅仅四年后，狄金森就得到了一生都未得到的诗名，奠基了她在文学诗歌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不懂狄金森诗歌的人，只是希金森等批评家和几个编辑，而不是美国当时的读者。时光流逝，狄金森诗歌的热度，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步步升温，后来甚至有论者称，“除了莎士比亚以外，她的成就超过了自但丁以来的其他任何西方诗人。”这个评价，并不过份。希金森晚年回想一生过往，应该很感谢参与了编辑，如果不是这一幸运的勉强为之，文学批评家希金森，如今还有谁能知道，他曾经来过？

       狄金森闭门一生，与诗歌为伴，写了1775首诗。生前文路不畅，只有仅仅10首诗歌发表过。她不愿意，为了能发表，就把自己的心灵铸就的晶体，生硬切割棱角，修饰圆润，以适应当时流行的诗歌风格，迎合某些人的阅读欣赏口味。她于是接受了一些报刊的编辑，尤其是希金森的暂不要寻求发表的建议。为此写道：“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贫困，批准/这种腐败行径/     也许，只有我们，宁愿/从我们阁楼的斗室/一身洁白，去见洁白的上帝/也不用我们的’白雪'投资/    思想，属于/给予思想的人—/就向他，体现思想的灵魂—/出售高贵的歌声—/    经营，应该做/神圣美德的商贾—/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   

      “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生前无知者，为美和真而死的隐士陶渊明和狄金森，假如二人地下若有知，应会成为知音，漫漫黑夜中畅谈，尽管青苔最终也将会覆盖上他们的嘴唇，孤独复归永远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