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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散文

关于钱的记忆

2020-09-17抒情散文土著人12
老愚在他的新作《关于钱的记忆》里,说他小时候提着一篮子鸡蛋去镇里,卖了一块钱的好价,看着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觉得人家“宛若天仙”一般,我觉得老愚肯定是在开玩笑,小孩子家家,知道啥叫好看啥叫不好看。比起老愚,我的第一笔收入也不孬。下午五六点,
  老愚在他的新作《关于钱的记忆》里,说他小时候提着一篮子鸡蛋去镇里,卖了一块钱的好价,看着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觉得人家“宛若天仙”一般,我觉得老愚肯定是在开玩笑,小孩子家家,知道啥叫好看啥叫不好看。
  比起老愚,我的第一笔收入也不孬。
  下午五六点,太阳掉山沟前,男孩子全都光腚往水中扑腾。水性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出五、六米远,更有厉害的角,头顶荷叶,摸过河对岸,偷偷摘上几个大西瓜,踩着水回来,神气劲完全赶得上《渡江记》里的侦察兵,西瓜抱上岸,捶开后再使劲往下掰,掰多大块,就吃多大,见者有份。
  野泳的孩子,整个夏天后背上至少得脱三层皮。
  小孩子除了游泳,就是钓鱼。
  鱼竿极简单,班级角落的大扫帚,随意抽出一根,掐枝去叶,再回家团出两米缝被子线绑上去,然后找一根大头针放进嘴里,用牙齿硬别,别出的鱼钩,有成形的,也有瘪瘪不中用的,我天生嘴笨,弯钩总弯不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嘴唇子老是弄出点血,用嘴抿抿,不碍事。鱼钩上系根水草,当然也有绑蚱蜢的,下竿后,蚱蜢扯着棉线在水面上一蹬一蹬,泛起不少的涟漪,草鱼在我们那叫草根子,差不多两手乍长,午晌的工夫,钓五六尾草根子上来,稀松平常的事儿。
  钓上来的草根子,用红薯藤条穿了腮绑子,拿到大堤上去现卖,新鲜得很,走过路过的大人也有感了兴趣,买了回去给孩子红烧的。我第一次卖鱼,遇见一个没钱的主,两条草根子,给了我一斤粮票,也算是不孬,多少是多?
  望着这张有些皱巴的粮票,感觉没有两分钱的纸币宽,揣好了回家,时不时地用手摁摁,生怕路上弄丢。
  晚上,我用这一斤粮票跟母亲换了一毛钱的钢磞,临睡觉前,我跟母亲直嚷嚷:“明早上学,不用给我预备早饭,我要去买面包吃”。
  那个晚上,我睡得特别香。
  小时候捡的第一笔巨款,想都没想,立马就交还给了人家,厚厚的一沓,到底是多少钱,到现在都不知道。
  捡钱的那年,我在外婆家读小学一年级,外婆住的村子叫“明星大队”,学校的名字也就跟着叫“明星小学”。
  学校是一个两层的小木楼,木格子窗户上常年糊了一层厚厚的牛皮纸,深黄色;楼梯是木制的,上课、下课时总是能听到“吱嗄吱嗄”的声音。
  每天的课程,除了两节数学课外,上的语文课最多,农村小孩不学英语,下午的书法课两节连着上,老师教我们用小楷毛笔在田字格本上写生字,一点一横一竖,起笔收笔还好说,最难的是一撇一揦,每次“揦”时,不是长了就是短。
  摔碎的碗底,扣过来做砚石正好,经久耐磨,这玩意楼下池塘里多得去,水浅时去村头溪流,碰巧也能摸得到青花瓷残片上来,碗的底部正中间有一个红红的四方戳,字迹不是特别清楚,隐隐绰绰能看到“康熙乾隆”的字样;墨石一毛钱一根,条形的,能用上一个学期,每天的生字课前,我们都要跑到楼下的水塘边用碗底盛一小汪水上来,磨墨用,走道不敢大步,怕撒。
  毛笔字写厌了,小孩子每过十天半拉月,都在谷场上眼巴巴等着蹦爆米花的老头推着他的家伙什进村,老头差不多六七十岁的样,佝腰驼背,下身常年系一条油光锃亮的围裙,脸上左一道右一道的煤烟子,忙乎时蹭上去的。我捡钱的那次,冬保、银保两兄弟忙着在倒他们家的爆米花,钱包交给老头,凭手感只知道厚厚的一沓,到底是多少钱,到现在都不知道。老头连着道了三声谢,紧忙让我外婆多打了半缸米拿来,连同半勺糖精倒进了他那口黑黢黢的压力铁锅里,我蹲在他旁边只管往炉灶里加煤,爆米花蹦好后,外婆给他一角五分的加工钱,老头说啥也不肯收,说是留着我买生字本。
  第二天这事传到公社,村子里的高音喇叭整整表扬了我两星期,说是什么“拾金不昧”,“昧”字,老师没教过,我把它读成了“味道”的“味”。
  香喷喷的爆米花上学前抓一把放在裤袋里,是一天的零食,同学伸手要时,上裤袋里捏一小把出来,摊在他手心里,一个个查数,掉地的,捡起来不用吹,直接放进嘴巴。
  爆米花这东西怪得很,好象永远吃不完,晚上睡觉前,把口袋翻过来,总能倒出残碴余孽来。
  第一次打架,一下子打掉我一元两角三分,那个痛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小学一年级快要放暑假时,因为一点小事,我跟班里一个姓黄的同学打架,一拳头干掉人家一颗大板牙,老师把我妈叫到学校,他嘴里还在不停地流血丝,为了补偿黄同学的精神损失,妈领我去副食品店称了二斤鸡蛋糕和一斤猫耳酥。
  七八十年代,大一点的商场中央都有一个小岗楼,里面坐一位收钱管帐的,岗楼八个方向,扯出八根钢丝来,售货员开好票据,连同钱一起用大夹子夹紧,顺着钢丝绳用力滑过去,与此同时,售货员冲着岗楼里大嗓门知会一声,管钱的找好零头,连同票据再悠地一下滑回来,妈的一元两角三分钱连同那张白白的票据,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时,我彻底懵圈了。(我猜测:那么多钱肯定失联了)
  两样点心拿回家,我的本意是想重新再包装一下,多少留一点,抽点条,老妈不让,非得全拎去,进屋后黄妈妈接了点心,放在他们家的柜子上,那柜子高出我一头,我看到包装纸上渗出不少的油印子,一圈圈地很明显。
  点心没有白送,班上期未评我当三好学生和少先队队员,全班60个学生全票通过。小学二年级,我们各自回了厂子弟学校,再没曾碰面,听人说黄同学后来考上了湖南大学,现在可能在长沙做了领导干部,在台上做报告时,说话还是有点漏风。
  说老实话,之所以老是能记得起阿黄来,其真正的原因还是那一元两角三分惹的祸,那个痛不能不让人记忆犹新。
  第一次借同学五毛钱,交罚款,零着还人家差不多还了三个月,没算我利息,够哥们。
  南方清明节前后,山上的毛桃树挂满了毛桃,毛桃在我们那一律统称为野桃,比起水蜜桃差远了去,青皮咬起来脆脆的,发涩,个小,表面一层绒毛,整到身上越挠越痒,就是洗了澡也不顶事。
  毛桃不中看,花却艳丽。
  五月天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我和兆军神不知鬼不觉摸进园子,周边没有发现丝毫敌情,摘下的桃子,全部从脖领塞进去,紧贴肚皮,一副丰收在望的景象,没等我俩下树,就被一帮外校高年级学生抓个正着,并押送到校长办公室,校长自然是大道理小道理教育了一番,最后作出了罚款五角的严厉处分,我俩因为身兼要职(他是体委,我是班长),为了不至于异地“双规”,回来后只好管兆军借了一张五角的票子,乖乖地交上去,还同学款时,一分一厘都是从我牙缝里抠出来,就是这样也差不多还了三个月。
  外婆给我的四块光洋,搁现在至少值万八千,这是我王老五,印象中最大的一笔进帐。
  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公、外婆都还健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外婆一下子给了我四块现大洋,每块大洋的正面都画了一个人头像,其中两块画的是同一个人,圆圆的大脑袋带八字胡的象胡汉三,外公告诉我是袁世凯,只当了八十多天的皇上;那个瘦子,人送外号“蒋该死”,又叫“蒋光头”;这两人,一看就不象是什么好鸟,村子里只有二流子才剃光头。穿中山装的是孙中山,特别严肃,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外婆给我光洋时,说了一句:孙崽耶,以后你看到这几块现大洋时,你可要记得我呀!
  外婆说这话时,眼框里噙着的泪花,我是看到了的。
  这四块光洋,我拿回来全交给了我妈,妈用方手帕包起来,锁进雕花的木柜里,头些年我跟母亲提起这事,母亲说早就记不清了。
  前天晚上做梦,我又梦到自己的外公外婆,在梦里,外婆给我煎的荷包蛋,中间那一圈黄的跟光洋差不多大小。
  小时候做梦,除了常常能梦见外公外婆外,做得最多的还是捡钱的梦。
  先是一分,后来是两分、五分,脚边上到处都有,怎么捡也捡不过来,那种惊喜一直延续早晨六点多,妈喊我起床时,边揉眼睛,边在被窝里摸摸索索一遍,看看是不是有硬币掉在里边。
  捡钱的梦,做了几十年,到现在也不愿意醒。
  事过境迁,现在的孩子,大白天掉在地上的硬币,就是一元的也不肯弯腰。
  我读书的那些年,最大的赞助商是我大爸爸。
  在我们老家,大伯不叫大伯,叫“大爸爸”,大爸爸退休前是常德港务局的国营职工,他们的船常年在洞庭湖上跑运输,每次来岳阳,船都泊靠在南岳坡,大爸爸三两月就能来我家歇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才走。大爸爸每次到岳阳,总要给我们家买卤肉吃,卤肉炒辣椒,特别能下饭。吃完饭,大爸爸让我把作业本拿给他看,大爸爸最愿意看我写的作文,好多次还要我大声地念给他听,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今后一定要成为老喻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也不止一次地在他面前嗯嗯地答应,临走前他每次都要拿出十块钱交到我手里,让我别忘了买笔买书买本子,小学五年、初中三年,大爸爸每次出手都不逊于陈光标,那些年,大爸爸花在我身上的钱,按当时的行情,差不多能盖半拉子希望小学的了。
  大爸爸身边就一个姑娘,比我大两三岁,大爸爸一直想要我过继给他当儿子,多年以来,我半推半就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始终是“脚踏两只船”,两头赚便宜。
  前年我回老家,大爸爸、梅叔带我们上山去拜祖坟,大爸爸八十多岁的人,走山路比我和我儿子都要快,梅叔背了不少的祭品,在后面跟着走,身体硬朗,一点也不象七十多了。
  下棋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七十年代未,八十代初,我爸爸新收了一个徒弟,姓徐,平江人,比我哥大三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按道理我们应该管他叫哥,爸妈却一直让我们喊他“徐叔”,叫不太顺口,有时候直接喊他大名,他也会痛快地答应。
  徐叔叔没成家前,一直在我家吃在我家住,原本我睡的单人床归了他,我请徐叔叔下棋,程序是先替他把棋摆好,茶杯送到他手,烟替他点上,他才肯迈了方步过来落座,之所以对徐叔毕恭毕敬,不是因为他大我小,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盘棋两毛钱谁挣都是挣,徐叔叔棋风好,“愿赌服输”,从不拖欠农民工,对学生更是如此,悔棋悔到极致,抓着棋子不松手的事,偶尔为之,妹妹是我的铁杆“粉丝”,总是押我羸,跟香港“买马”似地,每次下的赌注,超不过四分钱。
  听到楼下卖冰棍的吆喝声,妹妹拿了钱风也似地跑开,卖冰棍的老太太,大多背一个白色的冰棍箱满楼区转,冰棍箱子长60宽40高50,大了背不动,小了不够装,香蕉味的三分钱一根,清凉中带甜,绿豆的四分钱一个,多出一个边,顶头转圈沾了不少的绿豆和绿豆皮,绿豆冰棍不好化,咬一小块,含在嘴里可以慢慢含。一分钱一分货,要我说还是绿豆的好吃。
  一箱冰棍卖到最后,总有几支要化没化的压箱底儿,两分钱的跳楼价,别信那个,接着跟她往死里砍,老太太耗不起,三分钱买两根,算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化了的冰棍必须转着圈猛劲唆,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原则上是哪儿出了状况,上哪堵,嘴巴子必须跟得上,堵的同时,最好是用碗在下边接着点,一会喝。
  爸妈是双职工,每个月每个季度防暑降温时都发双份冰棍票,一张票两根,两张票四根,中午再热我都会拎了保温桶,屁颠屁颠取回来,厂子里做的冰砖,比两个香蕉冰棍还宽一点点,清凉透顶。
  我羸的钱,积赚下来,放进储钱罐里,没事的时候,摇一摇,听听里面哗哗的响声,再从缝里用针一枚枚拨弄出来,数着玩,直到数钱数累的时候才去睡觉。
  初中升高中最后冲刺前,学校统一订购了一套参考书,语数外加上政治地理历史和生物,大概七本,不到八块钱,让我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剩的八毛,买了一本小小英汉字典,巴掌大,读高中时跟了我三年。
  上小学时,周边厂子、渔场放露天电影,不要钱,早上得了消息,晚饭前早早的把作业写完,十里八乡都要跑去,看得最多片子是《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到了初中,各厂子成立了俱乐部,一角钱一张电影票,验票的工作人员正券副券盯得特死,逃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一次看《望乡》,有个镜头是日本老太太蹲那方便,自己下意识地把头赶紧转过去,天地良心,真的是一眼都没看到;后来厂子里放了一部外国片叫《苔丝》,说的好象是一个农场干活的女孩子被“富二代”骗到了草棵里,没等人家脸蛋贴上,自己的脸先烫了起来,忙遮了双眼,扭过头去顾其它,看完电影回到家时,爸妈问我今天看啥片子,我顺口胡咧咧硬说是《英雄儿女》。
  草棵里那对男女,扭打到一团,太怩马吓人。
  小学到初中,三好学生的奖状和成绩喜报贴满了家里的整面墙,三好学生,除了免交下学期两块钱的学费外,还要奖励五个田字格本。
  每学期学校还会组织两次作文竞赛,第三名的两个作文本,第二名的三个作文本,第一名的能得到五个作文本,我有几次也侥幸获得了入围奖。
  初三毕业那年,学校给了我一个优秀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称号,奖品是一把带弯钩的雨伞,铁制的,听大人说市面上卖三块四毛八。
  一个学期下来综合评定,表现稍差给两元,学习进步奖励五元。两元、五元的票子都是嘎嘎新的,放在耳边甩一甩,能听到清脆的响声,白天揣在口袋里不敢折,怕出旧印,晚上睡觉前,找一本带硬壳的笔记本,好好地夹上,放在枕头底下,不用担心老鼠子叼走。
  新票子夹在本子里,时间长了,早就忘了,我估计早就让爸妈摸去买菜,贴补家用。这要是留到现在,听银行的人说:1953版的两块钱都涨到了一千多,五块钱那还不定能换多少哩。
  这就是我关于钱的记忆。 [ 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14-6-4 11: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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