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

      最近一次见扁娃，是在三年前。那次我回老家看外婆，没回我们村去，他在白事上给人帮忙，就约了西安见。几天后，扁娃，涛儿和我三个人，在西安见了面，还跑去人山人海的回民街凑了回热闹，有种小时候赶集的感觉。吃了定家小酥肉、刘纪孝腊牛肉、还有粉蒸肉，都是名闻遐迩的小吃，却也都说就那样，味道没传说中那么玄乎。想想，如今吃到嘴巴里的东西，确实大都寡而无味了，不知是种类多得迷了胃口，还是食材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又说起小时候，吃啥都香，啥都有味，或也是彼时吃食匮乏，留在味蕾里的的那种深刻，今生难忘。
      后来，我们坐在雁塔新天地上面一家甜点店的外头，悠闲地靠着藤椅，背后长安路上车如流水，身边红男绿女如梭。我们投入到对往昔纯真岁月的怀念当中，说起许多童年趣事，也说到各自的经年琐事。扁娃说到他的家事，叹息一声接着一声，一声比一声长。他的母亲、老婆、哥哥、嫂子、姐姐……在他的叙述里纠缠在一起，一圈一圈地绕啊绕，把人勒得喘不过气来。我一度试图从中理出个头绪来，可数次尝试均告失败，这让人沮丧。在发小的烦恼面前，我并不想当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我想帮着扁娃找到那根绳头，轻轻一扯，众人皆得以松绑。我知道自己又犯了理想主义者的毛病。其实我明白，生活里有太多无可奈何，这不过是其中一例。我看得再清，注定也逃不过“旁观者”的身份，除了陪着扁娃摇头叹息，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其它就爱莫能助了。
其时，扁娃已经回西安一年了。北漂多年，他常唠叨着回来，总算是回来了。在西安的印刷厂上班，工资比北京差点，却也不算低，一个月大几千，在西安算是相当不错了。老婆孩子在老家也花销无多，日子肯定过得去。可数次闲聊，他都透露出想回北京去的想法。我知道他的难处，西安离家近，却也离烦恼近。他们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常常剑拔弩张，场面动不动就失控，滑向不可预料的深渊。他置身其中，无力恢复往日的风平浪静，更别提重现当年的艳阳高照。经难念，不如离远点，眼不见为净。我虽心底不赞成他这样以逃避来换取暂时的安宁，却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三个人就那么坐着，扁娃皱着眉叙说着他们家乱如麻的现状，长长短短的叹息洒满一地。我看着他，看得久了，发觉他越来越像他父亲了。眉眼、神情、皱纹，甚至说话的语气，都越来越像了。这就是说扁娃看着不年轻了，虽然三十出头，可浑身散发着浓厚的中年气味。我几乎可以想象，用不着多少年，扁娃和他父亲就重叠在了一起，成了他父亲在这世上留下的影子，差得也许只有剧烈的咳嗽了。
      扁娃他父亲走了好些年了。老早肺上就有毛病，白天黑夜地咳嗽，喉咙里痰粘稠得老是咳不干净，堵得呼吸都不顺畅。他父亲去世那年，扁娃已经在北京打工多年了，是个成熟老练的印刷工人了，会开进口的那种很复杂的印刷机器，收入不赖。前一年，为了给他爸冲喜，扁娃被叫回来结了婚，媳妇是隔壁村子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姑娘。他其实不愿意这门婚事。那会，他已经在北京处了个对象，好多年了，都住在了一起。可家里人背着他拿了主意。他也没说什么，没说他谈对象的事情。为了父亲，扁娃认了。
      可喜事没冲走他父亲发自肺腑的病灶，后来还是走了。家里电话打过来，扁娃就赶紧往回赶。回来陪了几天，爷俩说了些掏心的话，他父亲就去了。那会儿，扁娃他哥还在嘉峪关的工地上干活。电话是一起打的，他哥过了好几天才回来，他父亲已然闭眼了。兄弟间的间隙就这样埋下了。

      扁娃和我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记得五六岁大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提着笼去地里挖猪草。那会地多，也没有什么除草剂，地里的草也多。所谓猪草也就是荠荠菜和打碗碗花之类，地里多得是，常常一大片一大片挤在一起，喧宾夺主到庄稼营养不良。我们多数人提着小孩用的小笼，扁娃的笼最大，是大人用的那种大笼。他也跑得欢，挖得快，常常是我们提小笼的没挖满，他早挖满了一大笼。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显出疲惫来，他却依旧欢实得像只兔子。
      那会的扁娃家，热闹，充满了欢声笑语，笼罩着一层让人羡慕的烟火气，与我们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同龄，又同族，他外向，人缘好，我们就常往他们家跑。
      扁娃打小饭量大，中饭和大人一样吃两大碗，身体壮实，力气大，十几岁时能一拳砸断砖头，让从小瘦弱的我羡慕不已。他做的弹弓也堪称完美，一颗石子“嗖”地一声朝天射出去，仿佛流星一样，瞬间不见踪影。我们几个常常兜里装着石子，拿着弹弓，把麻雀撵得满村飞。不是我们故意跟麻雀过不去，实在是那时候没啥油水，麻雀算是我们这些乡村少年们难得的牙祭了。每次“收工”，数扁娃的战绩辉煌，多则八九只，少说也有四五只，堪称“麻雀杀手”，其他人的战绩顶多算锦上添花。
      带着胜利的“果实”，我们来到扁娃家，把麻雀拾掇干净，放在他父亲熬茶的铁罐子里，加上水，放点盐，撒点五香粉，放在熬茶的火盆上开始烹制。不多会儿，铁罐子在火盆里滋滋作响，香味瞬间飘满了整个院子。我们围成一圈吞咽着口水，你看我，我看你，兴奋地嘿嘿直笑。最后为我们把关的那个人，就是扁娃他父亲。他看着我们一群馋虫，只是笑，时不时还帮我们看着点火候。我至今依然记得那样的笑容，透着对一群顽童的包容和怜爱。麻雀煮好了，顾不了烫嘴，我们赶紧吹着吸溜着分而食之，没回过味来，连汤带肉已经被消灭干净了。

      扁娃家窑前有一棵枣树，吃饭时，常蹲在树荫里。有时我们玩得不想回，他母亲做好了饭，就赶鸭子一样把我们往回赶，我们只好悻悻而回。有时我们去他们家早了，他们饭还没吃完。我们——尤其是我，虽然吃饱了来的，可看着别人家的饭，饥饿感又瞬间来了，他母亲却极少让过一回。
      那时，枣树在村里是稀有品种，总共也不过三五棵，枣也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稀罕物。所以，每次去扁娃家，我总是盯着那棵枣树看上几眼，对着它生发出一些美好的想象。春天了，枣叶间生出细碎的淡黄的花，挤在一起，在树下能闻见丝丝淡淡的香。有时，那细碎的花落了一地，我就忍不住心疼，怕花落尽了枣也就结不了多少了。花落了，冒出了小而绿的枣，又慢慢变成青色，又慢慢鼓起了肚子，泛起了白，直到白里泛起了星星点点的红，红连成了片——枣熟了。每次去他们家，老想着能吃上几颗枣该多好，多数都成了空想。直到某天再去时，满树诱人的枣子都不见了踪影，才知道枣被卸了。扁娃虽然外向，却不像我一样叛逆乖戾，很少违大人的意。他知道我们馋枣，可没有母亲授意，他是绝不敢擅自打枣给我们吃的。有时，他母亲偶尔拿出几颗枣塞给我们，我们一个个喜出望外，过节一般。多数时候，那一树的枣，我们看着它开花结果，却终是与我们无缘。因为这些，他母亲在我们眼里，就落了个“小气”的印象。

      上了学，阴差阳错，我比他们高了一级，虽各自有了各自的同学，但课余仍在一起耍闹。我们同族，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众人各自分工，各司其职。我们一帮小子每次被安排来端盘子上饭。大方木盘子，放上七八碗汤面，扁娃来回跑得轻又快。我不肯输他，也放个满盘，两趟下来便招架不住，手颤汤洒，败下阵来。娶媳妇时，我们俩结对去找新娘子要手帕，紧追不舍，死缠烂打，每次总比别人多些收获。闹洞房，我们也不落下，跟着大人起哄，看着新郎新娘被众人整得狼狈不堪，在一旁哈哈大笑，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上了初中，学校大了，同学多了，我们在一起玩得时间就很少了。在学校里，常看见他和一帮混小子玩，见面只是笑笑，心里觉得远了。有一阵，见他每天练身体，在操场上的单杠上闪转腾挪。放学上学，要路过一片槐树林，他每天在其中一棵胳膊粗的槐树上练臂力，双手把住树干上上下下好几回。练久了，上下自如，颇有些猴子的灵巧劲儿。那棵树，被他们几个每天准时折磨，终于也是为他们鞠躬尽瘁了。
      后来，他们家买了台大点的压面机，专给人压面、晒挂面。课余时间，他玩得时间就少了，常常守在压面机前称面、和面、压面、晒面，成了专职的“司面师”，从头到脚蒙了一层白白的面粉，看上去有那么几分沧桑的感觉。不忙的时候，他常常和在他们家墙根下晒太阳的叔伯大爷们下象棋，一下两三个小时，专注于楚河汉界，颇有些忘我之境。我们去找他玩，他醉心眼前方寸之地，对我们的千呼万唤置之不理。有时我们一起玩着，路过下棋的地方，他的魂立刻就被勾走了，立刻丢下我们投入进去，惹得我们常常无趣而归。那时的我们，实在搞不清象棋那样几乎静止般的老年运动，为什么会令一个玩性正大的孩子如此着迷。

      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像许多人一样，扁娃也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那会嘉峪关建城正热，周围许多人在那儿搞建筑。扁娃也就跟着一群叔伯去了嘉峪关开始了打工生涯。虽然“嘉峪关”在村里是一个屡被提及的地名，但对于许多人依然是遥远而陌生的，包括我。有时候，我想起扁娃，试图构想他在远方打工的场景。在远方，扁娃有了新的身份——小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给大工们递砖递瓦，推沙和泥，烈日下，汗水一道道从两颊滚落而下。我突然想起那些训练有素的工蚁，他们在庞大的群里里按部就班的活着，像极了远方的扁娃的小工生活。

      在嘉峪关干了不久，同村有人在北京开了印刷厂，回来招工时，扁娃就去了。在一堆人中间，唯有他用心跟那些冰冷的机器谈着“恋爱”，直到拥抱了彼此，熟悉了彼此的呼吸和气味。有了手艺做资本，扁娃跳槽了，收入也跟着上去了。摆脱了小工和学徒的身份的扁娃，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在北京远郊，扁娃过着倒班的生活。上了班，在机器的轰鸣里坚如磐石。下了班，混迹在一群天南海北的打工者中间自娱自乐。他们住低矮拥挤的民房，吃小餐馆里来路不明的饭菜，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无暇顾及。在首都的褶皱里，他们是一群被文明遗忘了的人。

      自从扁娃打工开始，我们俩的生活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交集少得可怜。即使偶尔见了，原来的亲密无间也无处寻觅，多了成人世界虚假的客气。

      那年他回来结婚，我正上大学。时值春节，寒风凛冽，我和涛儿两人摸着黑给他去接媳妇，回来时爬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拉得嫁妆，顶上盖得崭新的缎面被子。我们爬一摞被子上，在冬日的清晨兴奋难挡。
   酒席上，他转着圈敬酒，一直嘿嘿笑着，脸色微红。到我这儿，转头给媳妇说：这是咱兄弟，我结婚呢，专门回来的。我听了心里一阵喜，又一阵悲。发小结婚，自然真心为他高兴，为他祝福。悲的是，当时我已家不成家，无处可回，原本打算在亲戚家过个寒假的。又想起儿时的纯真岁月，如今一去不返，前途也不知究竟，内心几近酸楚。

      自结婚那次后，我们好些年没见了，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沉浮着。从别人哪儿，知道他当了爸有了儿子，后来又有了老二。媳妇孩子跟着他都去了北京，他还干他的老本行，媳妇在厂子门口摆摊卖凉皮。他父亲去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阵惋惜，后悔自己后知后觉，没能回去。至于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闹僵到不可收拾，我也是后知后觉，知道后，只觉不可思议，原来那么热闹的一个家啊，如今竟让人如此唏嘘！我突然想到，当年他母亲嘴不饶人，似乎管里又管外。可实际上，这个家还是寡言而沉稳父亲当的。他父亲不在了，他母亲空有一张嘴，怎奈何得了一个家的分崩离析呢！

      后来我回来了西安，他还在北京。我刚辗转陕北，他却打道回府了。几次回去，我们都小聚一起，聊童年往事，必然也聊到琐碎家事，他的无奈和叹息明显比别人多得多。他说想回北京去。我劝他说，好不容易回来了，工资还不错，西安消费也低，离家也近，回北京干嘛？他并不明确地答我，又一阵摇头叹息。我知道他一言难尽，也不再多说什么。

      后来他果真回北京去了，一个人去了，老婆孩子留在了老家。大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了，在北京待着也非长久之计，上个所谓的打工学校，教学质量无法保证不说，一个户口隔着两个世界，孩子也没归属感。至于媳妇一个人带俩孩子，他没法陪在身边，他也没办法，万事难两全，多少人都这样，又不是他一个。

      说起来，扁娃算老北漂了，漂到什么时候呢？高端人才留京难，何况是他？终归还是要回来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常常隔着网络问我什么时候回西安？我估摸着还得个六七年吧，四十左右的年纪，人到中年了。我也想早点回去，可故乡一旦离开，回去谈何容易，何况故乡和我们都已物是人非。我知道他也想回家，可家已不是幼时的家，回去如何直面现实那个面目全非的家呢？他可能还没想好。

      他也常看我写得那些所谓的文章，还鼓励我坚持下去。有次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微信里问他啥事。他只说没啥事，就是想和我说说话。其实我本可以回电过去的，只是我本不善言谈，又隔着空间，话语更是少得可怜。我想到他一个人的北京生活，在机器的吵杂外，在工友的喧嚣外，他如何寂寞及思乡的侵蚀呢？我可以用书抵挡那些人在异乡的孤独寂寞，他如何抵挡呢？我不敢想。或许，他远比我想得坚强，我泡在文字里太久，太矫情了而已。

      有时我们说起老来的生活，都说老了都回村里去，种地养猪，过田园生活。闲暇之余，就聚一块晒太阳聊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时偶尔做梦，又回到了村里，推开扁娃家的门，一眼就看见那棵枣树，细碎的淡黄的花开了，地上也落了薄薄的一层。扁娃蹲在枣树下，端着老碗吃着饭。一抬头，看见我了，轻说一句：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