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甩滩 作者沈飘

大甩滩         文    沈飘
                                                                                                                                                            一
第一次奔向大甩滩时，我刚结婚不久，正怀着孕，享受着大熊猫似的宠爱，看人吃啥馋啥，吃不到嘴就抓心挠肝地磨小丈夫。那是我称它为小丈夫，那时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吗。能买的就买，能要的就要，偶尔还偷，就是偷人家的绿杏蛋子。其实我要人家也会给，但我抹不开脸儿。偷也是因为方便，不是有句话叫“贼偷方便”吗。那是一只青杏出墙来，不是我想偷，是我的孩子要吃，所以我是不顾一切的。别人看我吃得甜嘴巴舌，心肝宝贝地盯着，都努努着眼睛笑，咧嘴丝丝着，淌口水状，不是馋的，是酸的。“哎呀妈呀，我看着就倒牙！”他们告诉我：“想吃就来，自己随便摘。”看到邻居家的小秃小子拎着几盘夹子，上面滴里当啷地挂着一只家雀儿，我就偷偷地拉小丈夫的胳膊，仰起头，噘着嘴，小声说：“我想吃那鸟。”小丈夫那时特别听话：“明天给你打去！”
第二天，小丈夫就从他家那烟熏火燎得看不清本来面目、也不知用了几辈子的老八仙桌子的抽匣里翻出几盘夹子。“走，打家雀子去。”公公婆婆和丈夫他弟过完年就去本溪他舅的厂子干活儿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俩，没说没管的，说天就天，说地就地，也没想啥叫过日子，想一出是一出的。院子后面都是土墙，齐腰高。我随着他，开开东边的木头小角门，再小心地骗腿迈过墙头。我不敢使劲儿硬扳那墙，我那时虽被呵护着，但天生不会像城里人怀孕时那样金贵，怕抻怕摔的，我是怕老墙被我压倒，砸了我倒不怕，我怕重新垛墙我俩垛不上。
下了堤坝往北，沿着小路，左面有三户人家，前面一户，后面两户。前面一家的房子，看得出也就十来年光景，后面两家，东头这家是三间生产队式的老瓦房，西面那家是土房。后来知道的，那土房是老满的家。挨着人家是南北垄的大地，大地的右边和地头顶着招苏台河，顺垄走出六七百米，大甩滩就在面前。





    二

    我和丈夫去打鸟，走着走着，冷不丁就“哧溜”擦着我的耳边飞过一只。丈夫眼急手快去抓，那只是一眨么眼儿功夫，白扯白，连根鸟毛都没逮住；它们有时贴着我的头发稍掠过，有时又险些撞到我的脑门上。我们俩在麦地里走着，突然有一只大鹌鹑被从麦垄上冲了起来。那家伙飞起老高老远，一气呵成，它把我吓得惊魂未定，我也把它吓得破马张飞，没着没落地盘旋着。我伏下身，那块麦垄中间缺苗，只有两边有星蹦的几棵，中间有个圆圆的浅坑，里面有发霉的碎苞米杆子、毛屑，还有两枚灰色的带斑点的鸟蛋。捡起来，蛋是热的，用手一摸，窝也热乎乎的。放下蛋，我拉着丈夫赶紧撤离，边走边回头四处张望，我想和大鹌鹑说声对不起，我们是无意的，快快回窝吧！
    招苏台河像一个调皮的半大孩子，一会儿走，一会儿跑，一会儿扭扭屁股，一会儿吹吹口哨，就这么七甩八跩的，两岸就有了许多滩。丈夫和我就生活在这条河边。祖宗圣明，让我们临河而居。丈夫家在河南岸，我家在河北岸。我们小的时候，往返两岸就是坐船，如果不坐船，需要绕出十来里地才有座桥，才上国道，那时乡下还全是土路。
摆渡的是一个黑面孔、矮个子的小老头儿，和一个高个子、红黑脸膛的半大瘦老头儿轮班。一条木制的小船，能容纳十几个人。矮个子老头儿不爱说话，可爱笑爱唱：“王二姐坐北楼，想我那二哥张庭秀，上京赶考一去那六年功……”高个儿瘦老头儿倒爱说话，可一说话就急头掰脸，死牙赖口的没有好动静。他摆船时也没有好气，总是让船来回瞎撞：一使劲儿，船猛窜出挺远，可摆渡的杆子插得太深，拔不出来了，使劲儿一拔，又把船带回去了；要到岸了，又使劲儿一杆子，船不是撞到岸上，把人弄得前仰后趔趄的，就是陷到淤泥里。他天天喝酒，喝得脸红脖子红的。那人不知道好赖话，谁说和谁吵。都爱等矮个子老头儿摆的船，稳当不说，还开心——老头儿爱开玩笑，生气都能把你逗乐了。
    招苏台河不宽也不深，可是长长的，穿过许多村子，直到汇入辽河。我常想，通到天边才好啊！那样，我拉着小丈夫的手，顺着河沿走，就可以上天了，那才叫疯。两边的滩，似乎是河日夜兼程时为自己宿下的一个一个营地，或是为自己前行留下的一个一个坐标，也或许是经过一个一个村子时留下的恋恋不舍也未可知。总有一些故事，或者放牛放羊人的说笑声，打鱼、采花、割草、割蒿人的足迹等等，留在滩上，一年又一年，重叠着，重叠着。岁月斩不断无穷无尽的河水，河水又无情地带走了悠悠岁月……
        
    三
    我们这地方屯子密。那时打工的人少，不打工的，就指着这每人三小亩地是不行的，人们便都拿出老祖宗传下的看家本事，养猪的养猪、养牛的养牛。猪都是圈养，牛是农忙时喂养，农闲就放养，河滩便是放牛的首选地方。
    那时苞米价低，人们对种地积极性不高。那时靠河这头都种麦子，但离河还有好远的距离。那时还都铲地，种多了真够呛，根本铲不过来，不像现在打除草剂，种多少都不用担心撂荒。小丈夫成天拉着我在麦地、河沿逛，拎着几盘夹子，说是打麦溜子。那时那鸟一群一群的，“呜、呜、呜”地飞起，紧紧相随，在天空绕几圈，又都落下。那时半大孩子多，和鸟似的，闲人也多，有事没事的也往河沿上出溜。我们俩走着，时不时地便“突、突、突”的惊起一帮麦溜子鸟。那鸟溜鸣的声音很尖锐，离人时远时近，跟勾魂似的，有时又和放牛的老满的说话声接近。有时，老满学鸟叫的声音真的蒙得一帮孩子在麦地、柳树毛子、野蒿丛中乱窜，上了年纪的放牛人便边抽烟边望着，憋着不敢乐……
    旷野里清风徐徐，东西南北呼悠个不停。天空一片瓦蓝，蓝得像万丈深渊。麦浪一起一伏，摇摇摆摆，南北垄的忽东忽西叩首，东西垄的忽左忽右叩首，像孩子们双手合什做的舞蹈，又像人们双掌合什在跪拜四方。大地随着麦浪一起一伏，似在轻歌曼舞。天地万物合奏着曼妙的天籁，丝丝缕缕、沁人心脾。我站在墨绿色的麦浪里，有些晕乎乎的。这大甩滩于我而言，辽阔、缠绵又梦幻……对岸的滩上隐隐约约飘来一个大男孩儿跑调的歌声：“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太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的歌换你真心笑容，从此你的人生与众不同，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远方，招苏台河的水白茫茫一片，河边，小丈夫和一帮人在跑，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一个个像麦浪上跳动的音符，又像一个个精灵在一方水土上，有声有色地享受着天地的万般宠爱。看他们五花八门的背心，才大概知道谁是谁，红的、白的、粉的、绿的黄的，像麦野里飘逸的野花朵朵。有的背心后面还印着个数字，你是七来他是八的。他们三个垄台并成一个垄台地跨越着，有的在吼：“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有的在叫：“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听灵灵……”有的在唱：“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黄山、黄河在我心里重千斤……”唱着唱着，有人绊到打碗花秧上，跟头把式的摔出挺老远，可趴在麦子上还控制不住唱呢。
    那鸟来回不停地盘旋着，尖利的溜鸣简直就是勾魂的引诱。小丈夫他们便一个个像百米冲刺似的，跨过一垄又一垄。那些鸟成心气人不死，就在附近不高不低地飞来飞去。他们有时筋疲力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喘气，或是四仰八叉躺在地头，可那鸟又踅回来了，便又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现在想来那时真傻，就为那满天飞的鸟，便会豁出力气去追，可惜肋下无双翼，高傲的鸟，可怜的人心。
    一只野鸡妈妈领着一帮灰啦吧叽的小鸡崽儿在麦子地头游荡着。我欲走近，它们便一步一步在地下出溜出溜地飞快移动，我进，它们就退，总是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麦子地头到处是牵挂不断的打碗花，看不出哪朵花属于哪棵秧。挨近麦子的地方，它们依附着麦杆，都快够着麦子的苞了。麦子的大苞长长的，咧开了嘴。那花一节骨一朵、一节骨一朵，一朵朵向上盛开着，像干净的小喇叭，让人感恩造物主总是在朴素中透出些玄机，让人心存善念，感动这世上所有无声的花、草、蒿，伴着人类从远古走来，不入繁华，甘心与泥土长相厮守，总是微笑得风生水起。
    麦子抽穗了，麦芒像许多针，直直的、密密的，向上伸展着欲望，绿绿的果实三圆四不团。扒开一个麦穗，把麦粒放在掌心，是一堆的小绿果子，放到嘴里，细细地像嚼口香糖似的嚼，就嚼出牛奶一样的白浆，有丝丝缕缕的面的悠悠清香、韧韧的筋络。一到汛期，麦子就成熟了，青黄就接上了。人们蒸馒头、蒸花卷，底下掐几片苏子叶一垫，屋里屋外便弥漫着苏子叶悠悠的清香。一到雨天，人们就做带馅的，吊瓜用插菜刀一插，劈点儿芹菜细细地切，然后用盐一揉搓，放上葱花、大酱，就成素馅的了，谁赶上谁吃，吃上都说比自家的感觉好。下茬不种了，这滩就更大了。
    节气是伏天了，农闲就到了，人们赶着牛，从各条小路归到堤坝下面奔河滩的路上来，戴着草帽的，打着伞的，拿着塑料袋子、塑料雨衣的，还有拎个小板凳的。拎着抢网子准备抢鱼的，拿廉刀准备割草割蒿的，大人、孩子、男女老少，吆喝牛的、骂狗的。上了年纪的坐在树影里，或是苞米地头。人们都在田地这头，牛就都在滩上散开来。有时几个人嘎叽嘎叽就打上扑克，或赢一盒大生产香烟的，或打几串雪糕的，烟才一元钱一盒，雪糕才两毛钱一串。有时打勾岔的，六七个人团团围坐；有时四个人打升级的，一帮人围观，再派一个人到小卖部去买烟或雪糕。玩的多是半大孩子和半大老爷们，上了年纪的边帮着照看牛，边坐在旁边唠嗑，我也坐在旁边。他们叨咕着，这头牛怎样怎样，那头牛多少多少年了，谁家牛犊卖了多少钱，谁家的给多少钱还没卖，也给到价了。说过日子有几头大母牛就啥也不怕，几年日子就起来，啥也不养可不好过，没有出钱道，养牛才能有个指性。晚上我便和小丈夫说：“等秋后卖完苞米，咱也买一头，就当玩。”小丈夫哼哈、嗯哪地答应着。我说：“下牤牛犊咱就卖，下母牛咱就培养下犊，不是说‘牛见牛，三年五个头’吗？一帮人天天放牛也挺有意思的，不得也白搭一天功，有头牛，有个盼望。”
    四
    屯子里放牛最多的是老满和我的邻居，都有四头大母牛。老满叫梁满囤，父母的心愿都是好的，希望粮食满囤，可人们都顺口叫他老满老满。老满不老，只比我大十几岁。老满放牛常带着个叫小绿萝的女孩儿，长得细眉细眼、小鼻子小嘴巴的，说话柔声柔气的像小鸟，不像老满尖声尖气的公鸭嗓。据说老满二十八岁那年走桃花运，捡了个媳妇，是城里人，怎奈好景不长，桃花流水人去楼空，回城就坚决不回来了。据说那是个独苗苗，父母身体不好，是老知识分子，让老满跟着去城里，老满去了半年，后来坚决不呆了。说起那段日子，别人听了感觉真的不好过。老满见谁都说，我去那儿就是个废人，啥也不是，比三孙子还三孙子，在家里我是神仙似的生活，睡在床上让我活得跟抽巴了似的，还是咱这土炕睡得踏实、缓乏。老满不去，媳妇不回，就这样你活你的、我活我的。老满说那女人说了，等俩老的走了，她还回来。刚开始说起来，人们还唠叨唠叨，时间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好像做起根儿老满就是这样生活来着。
    老满放牛时爱唱：“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样嫁他呀……”老满手巧。河滩上到处是柳树毛子，一大丛一大丛的，高的、矮的、粗的、细的，有的一墩子上百根，粗细不一，有的一丛几十根。我多年一直挺怀念那些散散落落的嫩柳，就是当年生的，红杆红皮，嫩绿的叶，细长，我称之为红柳。我曾拉着小绿萝在那里穿行、采野花。老满边放牛边用柳条编筐，大伙也跟着学：女孩儿们爱拎的小花筐，要把柳条上的绿皮撸掉；还有老太太挎的装鸡、鸭、鹅蛋的猪腰子筐，两边带把手的大抬筐，还有圆圆的、约有半人高的平底大囤子。老满编啥像啥，别人求老满他也给编。后来镇上还成立过柳编厂，大量收购条子，人们就都去割，扒了皮，一捆捆地卖钱。村里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去那儿上班，她们编成的各种工艺品，据说都经县外贸出口国外。那时，家家都有五花八门的柳条编成的物件，圆的、扁的、深的、浅的、翘边的、毛边的，有些是柳编厂不合格拿回家的，有的是村里人照着编的。深的大的装蛋类，小的装些杏核，浅的放鸡架棚上，上面凉些黄花子、烀土豆切成的片或土豆粉子。也有小小的果盘，一对一双的，七月十五鬼节时，装上些毛桃、山葡萄、歪把子梨、红菇娘之类的，孝敬祖先。
    再多的就是一人来高的大蒿。那蒿长得好看，一大棵一大棵的，上面全是寸把长的密密麻麻的叶，葱芯似的绿色，蓬蓬松松的，像大伞，像小松树。还有灰啦吧叽的火蒿，人们割了，把裤腿挽起来，在腿肚子上把它搓成粗粗的绳子，回家挂在晾衣绳上，等到八分干时，天一黑，家家便把那蒿绳点着，熏蚊子，便会有蒿的野蛮香味弥漫在村子的月色里。蒿香里，孩子们从东头闹到西头，吵吵着，都不愿散开。大人们你家门口他家门口地唠着嗑儿，有的摇着扇子，有的拿着马尾甩子甩着，有的拿个手巾或是衣服不停地抡着。
    高大的蒿，初秋时，便有人边放牛便割倒，顺势就放那儿，晾个八分干时便往家运，男人用扁担挑，女人背，孩子们抱。大蒿用处不小，能搭鸡、鸭、鹅的架棚，上面抹上大泥，邻居老头儿说比高粱杆子、苞米杆子还结实。有的就第二年开春用来夹杖子，有的一捆一捆摞起来，留着烧火。后来我的邻居老头儿老太太神经兮兮起来，不等过立秋、人们抢完秋膘再动刀割蒿，三伏刚进门就忙活上了。老头儿戴着个麦秸秆草帽，老太太脖子上搭着条手巾。他们边割边往家运，戳在后面土墙上，那土墙就在大坝根上。一天一排、一天一排，一层一层又一层的。第一层是挨着墙打斜戳的，里面有空地儿，下雨天，鸡就眯在里面躲暴雨，伏天连着毛毛雨时，孩子们便钻进钻出的藏猫猫玩。
    没几日功夫，那蒿上便会生出许多褐色的小虫，叫盖盖虫。这时候，每到中午、晚上，老头儿、老太太便咕、咕、咕地叫他们家的老抱子，不一会儿，花老抱子领一帮孩子从蒿堆里出来了，白老抱子领一帮孩子从柴火垛回来了，黑老抱子从苘麻地回来了，黄老抱子从堤坝外的苞米地回来了，边走边乍乍着翅膀、打着抱声，小鸡崽儿在后面呼拉拉的一大帮跟着小跑。老头儿、老太太忙活开了：一人右手拿一个烧火棍或木棒子，左手拎起一捆蒿，一敲，盖盖虫便纷纷落地，好像天兵天将下凡来。地下便各各痒痒、密密麻麻的全是盖盖虫，它们还不会飞。鸡们便呼喽一下冲过去，不抬头、不错眼珠地叨着。于是惹来众人围观，回家纷纷效仿。老头儿、老太太喂鸡时边叫边敲个破桶，很远都能听到。
    河滩上还有许多花草。有的花草是幸运的，不知哪位先人德高望重，给命了名，叫着叫着就叫到今天；有的根本没名，拿回家问上百岁的老祖太爷、老祖太奶，也都不知道叫啥。世间万物有许多是没有名的。能叫出名来的蒿、草、野花、野菜，我想它们一定救过人的命，所以人们记住了它们。有的蒿、草、野花、野菜也许救过哑巴牲畜的命，但它们不会说话，它们就没名。
    五
    后来重新分地，村上把河下稍的地按二亩为一亩分给了村民。人们嫌种麦子收时正赶上伏天，遭罪，便开始清一色种大苞米，而且苞米在一年一年不停地涨价。人们便一年一年向河挺进。刨一个坑，点一粒种，就得一穗大苞米，刨十棵得十穗，一百棵、一千棵、一万棵呢？诱惑难挡，于是一点点的，河滩就没有了。那几年旱，种到哪儿收到哪儿，老话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初秋，人们拿着木把镰刀，手一背，镰刀头就在屁股那儿悬着，有的仰脸朝天地走着，沿着地头一路走，看那大苞米棒子比一等地还好，真是玩意儿。于是次年春天继续向河挺进，如果没有河隔着，说不定种哪儿去呢，如果没人管，种到外国去也是有可能的。
    我买牛时大甩滩有是还有，但只有秋收后才可以放牛了。我家发展到十头大母牛那年，赶上国家政策好，十头母牛国家给每头补贴三千元，老满的桃花运也苦渡一枚正果，小绿萝大学毕业了。那年正月初五，丈夫和我，和大女儿、小女儿，还有大女儿的几个同村女伴、小女儿的几个同村玩伴，一起跟着十头大母牛、五头牛犊一路向大甩滩奔去。孩子们都拿手机放着歌，在大地里胡乱地走着。对岸河滩上也出现了一帮牛、一些人，也有歌声飘过来：“走过多少岁月，付出几多辛酸，经过多少风雨，伴随几多忧和愁，黄昏我们携手，泪水在心底涌流，默默的我们再走，缓缓的我们在走，世上多少变迁，不改我故园的情，人间多少霜雪，难移我的如初情窦，一个是鬓发染白霜，一个是皱纹上额头，让我们紧紧手拉手，双双走在，走在温暖的神州……”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唱了起来。丈夫、孩子们和牛们早一溜烟儿到了河边。
大地永恒的铺在面前，春去春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