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别

                                男女之别

    《圣经·创世纪》绕开了对男性、女性生理特征的明示与规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书写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性别。这其中有两条最为显目的标记指向女人，一是女人的创造晚于男人，上帝造出了亚当之后，从其身体内部抽出一根肋骨造出女人，命名为夏娃；二是夏娃在伊甸园游走的过程中接受了蛇的诱惑，偷食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引起上帝震怒，成了背负人类原罪的直接责任人。这段古老的宗教材料若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考察，其结果比较简单，宗教作为幻想的产物，夏娃的诞生与背负原罪皆是人类幻想能够顺利展开的逻辑性环节，早期人类想象绝非用力于一点，而是如层层波浪般，一个个子系统向着更大的系统叠加，而幻想的不真实性决定了这诸多故事如倒影般虚空，所以夏娃是如何产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幻想是被后世的权力阶层如何利用并加以阐释的。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即使要发掘其中的意义，所看重的也仅仅是人类的觉醒与斗争，这是以实践性、物质性为根本的思想体系的基本视阈。
     如果从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分析的角度分析上述材料，像《创世纪》这样的篇章完全可以当作一个深刻的寓言来加以解读，一些丰富的文化讯息将被充分发掘出来。女人来源于男人的肋骨，并非像人们普遍设想地那样，女人拖着残缺的躯体先天性地弱于男子，恰恰相反，所表明的正是男人与女人的与生俱来的一体性，东方文明中的太极图所昭示的阴阳调和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应。两种文明殊归同途，其间不同的是，基督教文明从具体的故事出发走向众子民的平等，而华夏文明则从宇宙论出发，走向万物间的平等。至于《创世纪》中女人的出现晚于男人的情节，按照我的理解，绝不是上帝刻意为之的结果。假如其中有上帝的刻意的话，也不是要表明男人优于女人的事实，这个结果线条过于分明，与上帝深刻性的身份不相符合。若想探测其间的意会，须从上帝之子耶酥的话语中寻找踪迹，不是耶酥某个具体话语的呈现，而是其话语在整体上所体现出的预言性和隐喻的特征。是的，也许只有隐喻的道路可以通达上帝的刻意，这个刻意到底隐喻了什么？我想其中的答案应该是偶然二字，以亚当作为个体诞生的偶然性隐喻整个宇宙的进程建基于偶然性的根基之上。物质的必然性是世界的一部分真理，另一部分真理，也许是更为深刻的真理，应归属于这偶然性，生命的诞生、人类的起源无不充溢着神奇的偶然性瞬间。有了这样的参照，争论不休的“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类似微观问题可以休矣。由此出发展开理解，上帝在创造了万物的同时，也向万物暗示了隐秘之所在，而亚当不过是从其指缝间滑落出来的种子。这种子是差异性系统的第一层台阶，逐层递进，抵达繁多的现在。
    作为对照，我们汉民族的创世神话没有存留多少“无意间”烙上的男权印记，无论是大神女娲的单独造人还是伏羲、女娲的共同造人，不同版本里皆有女性神祉女娲的身影。我不敢肯定这一因素与黄河文明的阴性底色到底有多大的渊源，但在最早的文化机制上，如神话、宗教、史诗等跨越前文明与文明的文化形式上，我们找不到太多有关男尊女卑的先在支撑。只是让人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文明体系内，一方面对母性的歌颂千百年来不断流转，哺育文明的江河，呵护人们成长的家园与国家，皆转化成母性的符号；另一方面，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污蔑长时间地如火焰般升腾，女人被书写成祸害男人德行的“尤物”，成了祸害国家的“祸水”。家国可是我们文化理念的命根子，对命根子的腐蚀罪莫大焉！在这里，女人与母性之间好象没有任何关联，被强行分割在两个话语体系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华夏文化在后来的文化实践环节中，不断将女人推向绝处，也就是说，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分别不一定在我们的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残酷，但在延续时间之长、强迫范围之广、造成伤害之深这些方面却是很有代表性。尤其是在儒家文化所设定的人伦秩序里，女人的位置处于最低处，就差没有被彻底取消人伦的资格了。当然，在天子为尊的封建时代里，除了这“独夫”一人，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在人格与人权层面多少都会被取消一些，只是这些女人们，取消的最为彻底。哪怕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官僚集团，一旦某位大人触碰刑律，那么在其身边生活的女人们很容易就被当作财产充进国家的仓廪。甚至有些时候，死掉或失败的天子也不能例外。这样的时刻，女人除了忍受，还能做些什么呢？
    世界范围内，私有制产生之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与一体开始被现实的欲望和利益所撕裂，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隐秘的战争。男人利用生理上的优势很快占据了上风。早期希腊神话中的三代天神皆由男性担当，而女人则下降到帮助者的位置。到了宙斯那里，他可以在世间肆意留情，而极少遇到反抗。天神不过是宙斯的外衣，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才是实情。而在中国最早产生的文字—甲骨文那里，作为象形文字的“女”字，其屈膝与低头也同样传达了女人低人一等的信息。在这场战争中，男人除了动用武力与强权外，他们还制造了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即思想学说。正是通过思想学说，他们建构了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在国家—社会层面针对女人进行围剿，为他们的武力与强权提供了先在的理论支撑。这些话语模式，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为太多的丑恶与不义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在中国，此种话语体系渊源于先秦，而体备于宋明。
    描述男尊女卑的形成机制必然是个浩繁的工程，非本文小小的篇幅所能及。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除开生理的因素，在心理、情感、思维以及文化人格层面，男人对女人展开了全面入侵，征服、占有配合着强制性的文化规定，使女人的本性被覆盖在群山之下。若想完整复苏，无异于愚公移山。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之下，波伏瓦感叹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他们”很显然不是女性自身，而是指向男性的世界。经过了再度创造，女人或者说女人的本性是什么？这恐怕是个沉底的问题，在女人的话语权被普遍剥夺的前提下，必须重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才能将之打捞上岸。正在进行的女权主义运动或许正是朝此方向的努力，分享各自的话语权比之社会角色分工，比之单纯的男女平等，更为重要。话语权的分配是解决身份认同的关键枢纽，而身份焦虑是现代人的通病，身份解决了，个体才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不过，我所担心的是，女权主义如果过于看重女性在受教育、就业、社会地位、生育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是否又将是另一条歧路？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台湾遭遇一位女权主义者的故事，这位女士留着平头，穿着西装打上领带，说话高声大语，如果不认真考察嘴唇上方是否有胡子的存在，那就活脱脱一男子的形象。与她一道进入大门，如果谁主动上前为其打开，并做出女士优先的姿态，她立刻会勃然大怒，把此人拉到一边大训一顿方休。在我看来，过度苛求与男人在所有方面的平起平坐，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在本质上说，尚处于对强势的男权内模仿的状态，她/他所追求的境界还只是做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女人，而非做一个与男人相互一体，对等协作的女人。
    古老的文化寓言里，男人与女人同为一体，却各有所别。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一天中的白日与黑夜。《创世纪》中，女人凭借直觉寻到了文化的羞耻感，而男人遵循着理性，恪守勤勉的工作。而在中国上古民间文化的小调中，是“你来耕田我织布，你来凿井我来饮（即汲水）”的景象。男女有别，其中的相别到底包含什么样具体内容？先贤语焉不详，作为今天的我们不好妄加揣测。在女性话语权尚未恢复的前提之下，讨论各自的分工、角色定位、权力分配等等相别的内容，皆是纸上谈兵。
    男人改造着世界，女人承受着这世界，这其间的裂口实在过于庞大了。在今天的普遍现实里，男女的对等性虽然进入了类似法律这样宏观的层面，但在日常繁华的细节之中，隐秘的战争依然密集地呈现与集中，就像我曾听到或看到的那样，我老家同村的表嫂，为了生一个男孩而远走他乡十数年，在已经生了九个女孩的情况下依然不死其决心，终于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开始向旁人表白：现在，我才觉得自己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