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尊土地神（修改稿）

　　在我10岁时那个有月亮照着的凌晨，父亲领着我们一家5口，徒步向太谷县城长途汽车站走去。那里有父亲事先包好的一辆卡车，负责将我一家人和可搬运的家当运回太行山老家。在长着高大柳树的长长河堤上，身躯高大的父亲忽然停住脚，回过身面对着月色中沧溟空阔的晋中平原，呆呆站了好一会。突然，父亲从心的深处爆发出一声吼：“走喽，回老家当农民去喽！”父亲这声喊，将心里仅存的一点犹豫与恍惚都扔进了1962年的时空里，挥手对曾经的一段人生经历告别。他在毅然转身的那一刻，将自己彻底打回到农民的原型。
　　事情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上世纪中叶，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首歌响彻中华大地时，20刚出头颇有点俊朗的父亲（他当年留下的照片可以证明）披红挂花，登上运送志愿军新兵的卡车，被运往驻长治市某军的“独立团”。可不知何故，父亲所在的部队并没入朝作战。这是他的幸运，也是我们兄妹几人的幸运。在现代化立体作战的朝鲜战场，父亲如果入朝作战，极有可能成为烈士，这个世间就不会有我们存在了。部队三年，父亲靠骨子里携带的家乡人淳厚朴实、吃苦能干基因，成为炊事班长并入党，之后优先转业到太钢总公司设在太谷县的附属医院。这分明是我家祖坟冒青烟了，父亲由此彻底跳出了黄土地，成为拿薪水的“公家人”，我母亲和我们兄妹也随他到太谷做了吃供应粮的家属。我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终于将这一格局打破。
　　可在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的大压缩中，父亲却不可理喻地非挤入“六二压”名单中去不可。他是单位的老劳模，获得过包括太钢总公司、地方总工会在内的好多奖章。他的这些宝贝披挂起来，金灿灿一胸脯，决定了他是有资格留下来的极少数人之一。可父亲却像喝了迷魂汤，一再要求下放回农村。领导不批准，便乘车专程跑到百里外的太原总公司，找到最高层领导，大声责问为何别人都能下放我却不能？在当时的气候下，想留下来很难，想走太容易了。没有感情联系的总公司领导恨不能再给父亲发一枚奖章，当即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小时候母亲引我去算卦，那瞎眼的老头无论说了多少鬼话，可有一句话是对的：20岁以前我用的是父母的命相，20岁以后才能用自己的命相。可20岁前的父母命相，已经把我的命相撕扯得面目全非。我在后来的人生打拼中，虽然脱离农村参加了工作，但做教师是民办的，入政界是临时工。苦做苦熬到35岁，才由农民身份被破格选拔到县报社，至40岁，才熬成职工的身份。因起点太低，耽误了站点，以后我什么都不赶趟了，再不能有何进身。
　　我长大成人后，每每对父亲当年的选择产生怨怼，埋怨他患了“小农经济”的短视症，断送了他的前程，也葬送了母亲和我们兄妹本来可以好一点的命运。后来听说，国家形势好转后落实“六二压”政策，父亲原单位没下放的人，家属都恢复了供应，进省城做了太原市民，好多人的子弟还接班成为太钢职工。如果父亲不一再要求下放，我一家人也定是这样的命运走势，我极有可能接班成为太钢职工。这样的起点，比起一个农民的孩子，自然要好得多。可惜，在人生这棵树上，什么果子都可能结，唯独不结如果。
　　我反复揣测，终于想明白父亲在那时为什么一再要求下放。“六二压”开始之前，母亲和我、大妹、弟弟已被“压属”，落户于当地农村。这时正值食堂化，粮食极度匮乏，我们落户的村里饿死好多人。为了果腹，我家吃过包括槐树叶、臭椿叶在内的各种树叶、野菜，母亲因此中过毒，浑身肿成一只大水缸。父亲如果不要求下放，因原单位建制撤消，须得到百里外的太原总公司去报到。他怕两地生活中缺少了他的照顾，我们都被饿死，不得不采取了这样的下策。
　　遥望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填饱肚子曾经是无数代农民的最高奢望。作为逃荒人的儿子和农民出身的父亲，身处困难时期，更是般的认识。在他心中，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一个人如果连衣食性命都不保，遑论其他？
　　父亲坚信，在宽容大度的太行山中，生存空间大，生活成本低，不但可食用的山蔬野菜多，而且茫茫大山中随便在哪里也能开垦出几片荒地来，种点瓜瓜蛋蛋和小粮食，足以保全我一家人的性命。
      父亲最信赖的是力气，最崇尚的是土地，因此把未来命运交付给了自恃的气力和信奉的土地，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一家向家乡靠拢，向土地回归！

　　

　　从踏上故土的第二天起，因正值秋收大忙，父亲便投入到生产队劳动行列中去，并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从在外职工到农民的角色转换。没多久，有型有派的发型变成了手工剃的光瓢，常捂一块汗水与脑油污渍得本色难辨的毛巾，变得灰头土脸，满面风霜。
　　返回老家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打了这辈子最臭的一张牌。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冷酷世相里，太行山贫弱得连她的子孙都养不活了。父亲期望在山坡开荒种地的愿望，因被严令禁止而成泡影。家里先后增添了两个妹妹，母亲历来体弱，又死里逃生大病了一场，花了好多钱，加上赡养爷爷奶奶，使我家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父亲一人独撑全家，年终结算一直是欠账，劳动粮自然也分得很少，因此没有一年不是粮食空缺，饥荒缠身。在好多年里，大个头、大气力也是“大肚汉”的父亲，吃着糠菜为主的低热量食物，却最卖力气地干活，使他没有一天不在饿肚子，也使他连起码的颜面也难保全。农忙时为了赶活，队里经常让把早饭送到地头。家境好的人饭拿多了吃不完，就递给我爹说，你肚子大，你吃了吧。父亲虽也推让一下，可谁也看得出来，推让得一点也不坚决，仅仅是做了个姿态，就接过人家的剩饭吃。村里人办婚丧事都要做大锅饭，午饭是难得一见的小米干饭（70年代后期改成大米饭）。那些下作的人盛了饭吃不完，也把剩下的饭往我爹碗里拨，好像我爹生来就是个腾饭的。这时我已初中毕业，回村劳动，有着这个年龄敏感而强烈的自尊心，感到遭受了极大侮辱而怒不可遏下，火楞楞跳过去，一把将那人搡了个趔趄，嘴里吼道，滚你的蛋，我爹吃不饱不会去老锅里盛吗，用得着吃你的剩饭？我在心里对父亲喊，爹呀，你争点气，你曾经是在外工作的人，获过那么多荣誉，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干嘛要为半碗剩饭折腰？可我喊不出来，因为我多次看到，父亲在收工返家时，因能量耗尽而头冒虚汗，脚步虚飘，像一片一阵小风就能吹跑的枯树叶。
　　为了对付日子，养活我全家，父亲曾向村干部请求在粉坊干过两年。在这里，每天夜里可以吃一顿用滤粉后的粉渣做的酸得倒牙的煮疙瘩，既能为家里省下一顿晚饭，还能填充一下饥饿的肚子。父亲还包养过队里一黄一黑两头“老犍”，除了多挣工分外，还可以像好多包养牲口的人家一样，割最好的草，用粮食的皮渣将牛嘴里的饲料倒腾出一些，补贴饥肠辘辘的锅灶。可命运不济的父亲连这点光也沾不了，一个大雨如注的深夜，黄老犍暴病，肚子鼓涨得像打饱了气的皮球，在牛圈里暴躁不宁地转圈，挣扎。当父亲冒着大雨跌跌撞撞将村干部叫来时，牛已倒地毙命。父亲搂着黄老犍哞哞地哭，杀掉的肉一口也不忍心吃。第二天，黑老犍也让人牵走，他再没胆量喂下去。
　　还有对父亲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我聪慧可爱的小妹，9岁那年出麻疹并发急性肺炎。因家中困难，仅服用了阿司匹林、磺胺片的常规药。半夜时，高烧不止的小妹突然病情加重，手挠着胸脯，瞪着两只惊恐的眼睛，青紫的嘴唇大口喘着气求告父亲：“爹呀，难受死我了，快救我……”喊着喊着便昏厥过去。我们一家人乱作一团却毫无办法，没多大工夫小妹便丢了性命。母亲喊了声“我的闺女呀”，向后一倒，昏死过去，三天后方醒来，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父亲和我们都遭到精神重创，自然父亲受打击最大，心痛得用头撞墙，好长时间打不起精神来。后来我请教医生得知，小妹是因麻疹和肺炎并发症引起高烧脱水，导致酸中毒，才丢了命。如及时送入医院，纠正酸中毒并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一般都会保住性命。那时的农村人，生病后多是死抗。可事情发生在我家就不光是蒙昧了，父亲好歹在医院工作过，应该懂点医务常识。说到底，是人穷志短，使得他在小妹性命攸关之时去撞大运，结果把小妹的命给撞没了。
　　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操纵着国王宣不宣战，百姓成不成婚。这句域外舶来的话，使我理解了父亲。他所处的时代，他面临的处境，把他逼到了生活的死角。可当他退身至农村，他视为保障底线的家乡土地却失信于他，将他咕嘟隆咚闪了一个大跟头。
　　父亲沦落为一个破衣烂衫、神情惶然的人，一副人前抬不起头的落魄模样。已懂人事的我一瞟见自信缺失、满脸恓惶的父亲，心里便莫名地疼痛。
　　

　　父亲当过几年生产队长。那是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年代。我所在的主村作为村里龙头老大的第一队，需要一个能带领社员出大力流大汗的虎将，父亲特被大队干部钦点出任队长。他天生不会指手划脚卖嘴皮，更不会沾队里的光。他担粪用最大的箩头，翻地抡最重的䦆头，他觉得小箩头和轻巧家伙与他的大个子不相称，用不着别人笑话，自己脸上便挂不住。春天穴播玉米点浇茅粪，各家积攒了一秋冬的茅坑都担空，接着下茅坑掏底部结成硬块的“茅锈”，兑水稀释后使用。农人和肥亲，可茅坑下臭得令人窒息，没人愿意下。父亲憨笑一声说，你们都不下，我下，便从撬起茅粱石的口子跳进去了。全村四个生产队，一队每天下工最迟。明明到了该下工的时间，父亲却发令再担两趟粪。我当时正长个头，肚子饥得特别快，别人埋怨父亲，我也跟着小声嘟囔。下工路上，我劝父亲别这样丧失社员，会遭骂。哪知话刚出口，便遭到他劈头痛骂，说我不帮他拉套，还唱反调，说着一把将我推得滚落到一面小土坡下。
　　父亲对我很凶，对其他人却宽厚得出了名。他当队长，从不会板起面孔训呵呼这个训斥那个，最多看谁干活不像样，把他手里的活换过来，用质量数量的差异，让其自觉自愧。地头歇息时，他和大伙围坐在一起，边抽老旱烟，边天上地下胡三马四地喧。他发自心底的畅声大笑，以心换心绝不参假的言语吐谈，使他融洽于一切人。队里的年轻人，有时喊他叔，有时喊他“高队长”，得意忘形时便没大没小地喊他“老高”，可他就是不恼。他的那根旱烟袋，总有新学手的年轻人伸手来要。他嘴里虽也说，这号歪本事最好别学，可没有一次把烟袋递过去。父亲就用这些办法，在身边团结起一伙“死党”，他一发话，都二话不说起身去干活。父亲当队长的几年里，一队无论是劳动进度还是粮食产量，一直走在其他生产队的前边。
　　父亲当队长的得意之作，是带着全队人马苦战几个秋冬，在村中土沟下的河滩里改造出上百亩的头等好地。两侧竖着高高土崖的土沟底部，正中是一条大小石块堆砌的河道，将河滩土地一劈为二，河道自身占了约三分之一的面积。父亲同老一茬人合计，顺河道用石头砌起拱劵式隧道，将河道变成暗河，在上面垫土造地，便可将河两岸土地连接起来，既可以使地亩增加，还能成为质量最高也最好耕作的地。大伙担心，上游山坡来水面积太大，一旦下暴雨涨大水，会撑破拱劵，冲毁土地，落得个劳民伤财。为了心中有数，下大雨时父亲头顶草帽，身披一条破麻袋，跑到沟下，蹲在河边自始至终察看了水情。回头又同大伙商量，说只要做好两件事，走水没问题。一是就地取材，用河中的石头砌拱劵，既腾出了河道，也有了砌拱券隧道的石料。二是拱劵不能低窄了，高要站得下一个人，宽须通过一辆马车。大家都认可后，经报请大队，工程获得批准。此后每年秋收结束后，父亲便率领全队人马投入河道改造工程。青壮男劳力摆弄石头砌拱劵，妇女和老年劳力从土崖取土垫地。夏天下雨后不能进地，也来此上工。几年过去，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以后，这里的地长出的玉米像棒槌，谷穗像狼尾巴。
　　父亲还领着一队人马，对所有土地都进行了深翻与改造。土崖顶的坪地，山坡上的梯田，都变成外高里低的“三保田”。父亲以此表达着他对土地的钟爱，弥补着他要求下放时的那个黄土梦。可是，那时产粮多的先进村，摊派公粮的比例也高，分粮反而比后进村少。父亲和我一家人的肚子，始终没有摆脱饥饿的困扰，父亲仍然处于恓惶之中。
　　父亲唯一动用队长的权利为自己办事，是两次把自留地调换成梯田最上层的一块地。那是被普遍认为最不好的地，村里人没人说他是搞特权，反而都认为他是冒傻气。这种地紧靠山坡，石头多，土层薄，也最容易受山鸡野兔侵扰。可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地才越有改造拓展的余地。他从地后沿靠山坡一溜起石刨土，挖出一条二尺多深的沟，回填进土去使之变成地。起出的石块搬移到地边，将斜坡式土坎砌成笔直竖立的石堰，填土成地。这样，地块里外都能增加了一两耧地，可以多种几垄庄稼。加上深刨地，捡石块，多施肥，下足功，差地便在他手里变成好地。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需要成年累月工余饭后的时间积累，需要力气汗水的大量付出。包括有月亮的夜晚，父亲也喊上我去加班。溶溶月色下，他抡圆的䦆头划着一道道弧线落下，与混杂在土里的石头相撞，火花四溅，叮当作响，震得天上的星星都一颤一颤。父亲的这一切努力，只为多打百十斤粮食，好使我全家人的肚子少挨点饥饿。
　　

　　父亲的生活有了亮色，是农村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我的一家人终于不再为一张嘴而愁眉不展。这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依次长大，逐一接上了手，并依次成了家。按说，父亲熬出了头，完全可以种种责任田，带带孙子外甥，消停自在地安度晚年了。不曾想，年已六旬的父亲却独自一人在承包的土地上摆开了土地改造的大阵势，规模不亚于以前一个生产队的铺开的工程。
　　我村的土地分为四类：一类田是沟底季节河两边土肥地平产量高的河滩地；二类田是土崖上地块平整易耕作的坪地；三类田是山坡上的梯田。再有就是等外地。这种地是斜铺在山坡之上的坡地，大雨一下，跑水跑土跑肥，只配种些小杂粮、土豆、红白萝卜等，捡着一个是一个。土地下户时，村里按人头分地，村民们为得到好地近地，争得红眉毛绿眼睛。父亲却一反常态，不惜浪费人头土地指标，要了离村3里多的黑圪堆坡上一块等外地，面积5亩，每亩定产50斤。他打的还是那个老算盘，越是这样的地，越有改造的余地，越有潜力可挖。
　　父亲从生产队仓库里捣鼓来一辆破平车，在我家院子里肢解得七零八落，从车轮到车框叮叮当当收拾了一天。第二天早早吃过饭，拉着平车走向高高的黑圪堆坡。他身后的平车上，装着他从石匠哥们那里借来求来抢来的铁撬、老锤、铁钻、手锤、手撬、锲子等对付石头的工具，还有山地农民离不开的尖䦆、宽䦆、铁锨、箩头、扁担等。他将它们用一根绳子将它们拴牢，弓着高大的身躯，使劲拉车上坡。父亲的脸色，庄重得像是去五台山朝圣。他的气力，他的汗水，还有一颗庄稼人对土地赤诚敬畏的心，就是礼佛的最好供品。
　　对如何改造这块坡地，当过队长的父亲早胸有成竹：从地块最下方入手，向上将坡地分切成几块，每块地前边砌设起一道石堰，在石堰后起高垫低，回填土铺成平整的地块。一道石堰一块地，次第而上，使坡地变成一垛梯田。父亲不懂几何，可知道采用这种分级式改造的方式，就可将地的坡度冲销掉。加上增加肥力，改良土壤，原来的“三跑田”就会变成优质高产田。
　　父亲先拿地中间一块裸露的巨大卧牛石开刀。拿掉它既可增加地亩面积，也好耕作，并且就有了砌石堰所用的石料（修地还会起出好多石头）。俗名青石的卧牛石与大山连体，不好对付。可我父亲不是吃素的，他手里的铁撬也不是吃素的。运用杠杆原理，地球都撬得起来，何况一块卧牛石！父亲先把巨石周围的土刨离，露出巨石的根，双手握紧铁撬使劲往石缝里墩，每墩一下都叮咣一声响，震得虎口发麻。可他执拗地叮咣叮咣使劲墩，终于将铁撬的尖嘴锲入石缝，啃住了石头。父亲把身体压上去，用体重与臂膀产生的合力，一紧一松地压，压，压，被撬的石头便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在咯嘣咯嘣的痛苦断裂声中与巨石分离开来。父亲接着用钻凿个方形小窝，放入锲子，抡老锤砸。紧打砂石慢打青（青石），父亲懂石性，技术加气力，使他终于将石头破成他需要的若干大小石块。
　　父亲坐下来抽几袋烟，站起身把平车顺过来，将车尾插到一块石头下边，用铁撬撬动石头往车上移。可石头像头倔驴，坠着屁股掉着腰胯不肯爬上去。“倔驴”哪里知道，它倔父亲更倔，把握好支点与力点，一下一下撬，“倔驴”便扛不住了，极不情愿却无可奈何地哼哼唧唧爬上了车尾。父亲转到车前，把车辕往下压，将石头撬起，一只手左扳右扭，“倔驴”便滑至平车的合适位置。父亲弯下腰，一努劲，用一股冲力把平车推到地边，缓缓仰起车把石头溜下去。
　　在地的下边，已挖出一道笔直的壕沟，先用大块石头坐好根，再一层层砌上来。砌石堰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七角八楞的荒石必须找出一个面来，垒砌时凸对凹，楞对壑。父亲就像一位量才而用的将帅，将每一个士兵都安排到合适的位置，没有一块石头是废料。偶尔也用锤子敲掉一块，或用石片支垫一下。父亲的手撬变成了一根魔术棒，别，牵，推，摆，拖，挤，抗，那些长的方的不规则的石头便各就其位，互相咬合，既有永久性的坚固，又有美观大方的观赏性。
　　在这太行山深处的黑圪堆坡上，每天都上演着一个老农与石头与泥土较劲的情景剧。卧牛石终于被父亲一块块撬起，分化，瓦解。地里所有妨碍耕作的石头，也一一被他撬动挖出。石堰砌成一道便回填土造出一块地，随时种下赶得住节令的庄稼或蔬菜。然后再砌一道石堰，再修一块地，依次而上。为了不把时间耗在路上，父亲来时就带了中午的饭，外带一壶开水。日头当顶时，便在山坡生一堆火，热了饭吃。父亲还在地头搭了个草棚，吃饭后在里边眯一会。父亲变成了半个野人。他唯一与现代文明联系的，是我给他买的一台袖珍收音机，在劳动时和歇息时听新闻，听单田芳、刘兰芳说评书。
　　父亲在蚂蚁啃骨头一样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浑身憋满了劲，有着一种仪式感。他不相信土地会辜负一个劳动者的汗水与气力，不相信土地养活不了一个最勤劳的农民。他要用他的努力，让世人看清楚土地的真相，看清楚农民价值的真相。他要把以前遭受过的饥饿、贫困、惶悚与耻辱，一脚踢开，把以前丢失了的从容、自信与尊严，都找回来。
　　

　　三年多时光过去，父亲终于完成了黑圪堆坡的土地改造，修成一垛梯田，大小共8块地。父亲将这些地种了小麦，割麦后赶一茬绿豆。他不随大流让化肥来当家，而是施足农家肥。因路远，担运不来，耕地前，便让土地下户时购买了大队一群羊的姑表哥赶来羊群，连着几个夜晚“卧地”。吃饱了草的羊群夜里又拉又撒，给地表铺一层肥力很大的羊粪。羊卧地的那几天，父亲每天都抽空打来好多干柴，黑夜在地头燃起篝火，用来照明，驱逐寒气，并吓退觊觎羊群的狼。
　　羊卧地后耕地时，父亲让养畜户歇着，亲自掌犁耕地，一步七犁，一犁也不能少。接着耙耢两遍，还要过一遍钉耙，将那怕杏核大的土坷垃也压磨碎，把地面整得像绸缎被面般细腻柔软，平整光滑。然后适时播下种去，保证不会因出苗早长疯了，也不会因出苗迟越冬时将麦苗冻死了。
　　第二年春风吹来的时候，父亲的麦子绿汪汪地返青了。锄过两遍草，追过施肥，麦子眼看着长高了，抽穗了。优种麦的茎秆短而粗壮，不会倒伏，也不生麦锈。小拇指般粗壮的麦穗上，麦芒钢针般齐刷刷挺着，风一吹翻滚着银灰色的波浪，涌来荡去。父亲来看他的小麦，麦子们非常熟悉他高大的身影，唰拉拉拥挤着笑着叫嚷着扑向他。它们都是他在新修的土地上托起的生命，是他千娇百宠的孩子，吃着他的汗水与心血长大。它们用麦苗、麦粒、面粉、面食的形式，向他感恩，对他回报。卖弄了一下神通，一中午的时间变成太阳的金黄色。
　　父亲迎来麦收的盛大节日庆典。我和老二赶回来了，出门的姑娘和女婿也来了，外甥、侄儿也来帮忙。大家帮父亲割麦子，运麦子，排队等脱粒机打麦子。一个下午再搭一个黑，地里的麦子都变成了麦粒，装口袋运回家中。那些年，父亲每年都打两千多斤的小麦，加上其他责任田的收获，把粮囤、阁楼、屋顶、院子里都堆放得金光灿烂，也把他当年要求下放时的那个梦染成金黄色。连着几年，他从乡里、县里的劳模会上，捧回奖状和奖品。父亲创造出一个农民版本的神话，也使他曾经晦暗惨淡的人生再次发出熠熠光彩。
　　

　　可是，我那憨憨傻傻只会苦做苦受的父亲，却没在他人生得意的时光纵深里走多远。在他65岁那年，患了绝症，仅6个月时间便离开人世，埋在了他劳作不够亲不够的黄土垄下。父亲曾经是那么地强悍，不屈地对抗着生活的一切苦难，却一下变得如此柔弱，轻而易举便把生命交给了死神。他来世间，好像就为了验证一个梦，为了诠释一个并非只属于农民的哲学命题：土地与粮食就是人的生命本身，就是农民的尊严。如今，梦成真，题答完，一转身离开，嘴角衔着成功者的一缕微笑，像一阵风飘得无影无踪。
　　父亲病重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消瘦虚弱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个人在病房陪他时，给他剪指甲。在抬起他的手时，我一下怔住了。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皮肤黝黑如铁，粗糙得像粗粝的砂石，手掌布满死皮老茧，每个手指关节都粗大得变了形。他没有风湿病，指关节变形是由于长期与土地里顽硬的石头较力斗狠，挤兑成这个样子。记忆中，父亲身上尤其是腿部，经常带伤，轻者破皮青肿，重者开了口子，红肿之处，灿若桃花。这都是摆弄石头时不小心磕碰的。父亲几年难得换一件新衣服，刚上身很不自在，羞于见人。没几天后，新衣服上弄得又是灰土又是泥，甚至划开口子，他反而坦然了。他喜欢一身泥土的样子，好像衣装一尘不染，便歪曲玷污了庄稼人的形象。
　　握着父亲的手，剪着指甲，又想起我10岁时跟父亲离开太谷的那个凌晨，想起他发出的那声吼：“走喽，回老家当农民去喽！”当时的父亲，前方黑咕隆咚，结果不可预知。现在，一切已见分晓。我问父亲，当年如果你不要求下放，咱家会是什么样呢？父亲说，活人，谁长着前后眼？当时光想着，怎样才能不把你们饿死，至于以后会咋样，想都没想过。我说现在你后悔了吗？父亲想了一会说，后悔啥，也许你爹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命。他只知道，在天灾人祸的特殊时期，唯有土地不会亏待人，比工资更靠谱。父亲觉得，他最对不起的就是我那9岁便夭折了的小妹，刚提起个头，便喉头哽咽，说不下去。这是他病倒以来第一次也是唯独一次掉眼泪。擦掉眼泪后，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的病，恐怕扳不过来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千万给我记住了，不管以后的形势怎么变，只要工厂还不能直接生产粮食，只要还是靠天吃饭，千万别丢了土地。中国人口这么多，农民都把心思花在挣钱上，这是很可怕的事。以后一旦再遇到你爷爷逃荒那样的年月，再遇到60年那样的连年灾害，没有土地和粮食，只能大睁两眼等死。即使手里有钱，可没地方买粮，还是难逃活命。
　　我知道，父亲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尚无把粮食生产彻底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可谁敢说粮食的价值仅仅是商品的价值和意义？
　　没多久后，父亲便辞别人世，他对我说的话，成了临终遗言。
　　今年清明回村上坟，我特意提前下车，从黑圪堆坡步行回村。父亲修的梯田，依然倔强而诗意地挺立在黑圪堆坡上。可是，父亲的土地却明显地荒芜失修了，石堰塌了好几个豁口。一台挖掘机正喷着黑烟怪叫着，在东侧沟下挖掘露头的铝矾土矿，父亲的土地眼看就要被悬空甚至被吃掉。当诸神皆死，村庄被财神所主宰，金钱便骑在了土地的脖子上。
　　顺在山道向村里走，虽然时令已是清明，可各处的地里却空无一人，毫无动静。鸟瞰中的村庄里，一处处空寂的院落清晰可见。现在的村里青壮年，已不再是父亲那样的“种粮食的农民”，都摇身一变成了“挣钱的农民”。他们像灯蛾扑火一样，纷纷飞向外边精彩的世界，目标明确地奔钱而去。好多积攒了些钱的人家，在镇里、城里修房或买房，举家搬走。村里突然没有了学校，给了村庄致命的一击。有读书孩子的人家，纷纷到镇里、县城买房或租房，女人陪孩子读书，男人东奔西跑钻天入地赚钱养家。村里的地，只捎带着摆弄，草草地种，草草地收。还留在村里的，只有一些孤寂而衰老的身影。荷尔蒙丧失殆尽的村庄，再也没能力接受进城人家转包的土地，不少边远山地因此而撂荒，失修的土地到处可见。
　　路过村头山脚处的土地庙时，冷眼向里望去，忽然觉得土地爷神像的神态，很像我父亲。再仔细看，那柔和的线条，那亦庄亦谐且喜且悲的面部表情，与父亲真的有几分相像。土地庙是土地下户后父亲和几个老茬人倡导并带人翻修的。正施工时，以前一直在我村的公社包村干部老侯又来村里，蹲在土崖上的路边对父亲喊，老辛呀，你还用修土地庙，你不就是个土地神吗？
　　也许，父亲真的是上界派到人间来的一尊土地神。只是，时代变迁，人去村空，土地闲抛，他处于无事可做的失业状态，只好躲进时光的背影中，长眠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