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北京草根生活琐忆

        一、 “扣儿”哥哥被抓劳工。
      
       “扣儿”是乳名，大名儿不知叫什麽，姓李。他爸叫李宝旺，有手艺，厨师，掌白案。在广安门内顺兴馆多年，和掌柜成了朋友。比掌柜大十几岁，论哥们儿。孩子们叫他李大爷。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扣儿哥”。家在广安门外湾子，有块菜园子地。李大妈和扣儿哥干菜园子活。菜下来有菜贩子到地头收。家里外头都有进项，三口人，好日子。扣儿哥十六岁，壮小伙子。他不愿干地里的活，跑到丰台火车站当工人。
      1943年秋天，饭馆停业。日伪当局不许歇业，只许报“暂停营业”。李宝旺回家种菜，儿子去丰台挣钱。心气儿比关了买卖的掌柜的还好点，他套上小驴车，铺上棉褥子，进城接掌柜的一家到湾子散散心。那时的广安门外，过了铁道，临街房很少。马路两边都是菜地、庄稼地。李家在路南，离马路不远。是自家菜园的角上，没有院墙。高粱秸篱笆围着一明两暗三间北房、两间西房。北房东屋住李大爷老两口，西屋是扣儿哥一人。客人在篱笆门口下车，李大妈迎了出来。让进东屋。那天是用驴打滚儿招待的，一直待到晚上又吃了一顿麻酱花卷緑豆水饭。说是等扣儿回来见见再走：怕关城门，又不得不走。小驴车送客人进城。李大爷觉着客人没见着儿子，是个亏欠：儿子没按时回家，怕出意外。心神不安，一路不住地念叨：扣儿没这麽晚过，今儿头一回。又是抱歉又是揪心。
      扣儿一夜没回家。李大爷起五更奔了丰台。没找着扣儿。急了，见人就问。说是头天晚上不叫走，白管一顿饭。吃完饭就被轰上闷子车。拉到关外去了。听了这话，李大爷瘫在地上，晕了过去。后来扣儿的工友，用排子车拉着李大爷回了湾子。从此扣儿就没了音信，知道被抓了劳工，可打听不出去了哪儿。李大爷老两口都病倒了。幸是一位本家侄女知道了，过来劝慰，帮忙烧水做饭。李大爷没几天缓过神儿来：“这年头，躲不开糟心的事。人的命，天造定。抓走的也不是咱一家。”自己劝自己。李大妈过不来这个劲儿，想儿子惦记儿子。是死是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打听谁，都是不知道。她哭，不吃不喝。谁劝，她也不说话。光哭。眼睛老肿着，干涩没眼泪，疼。买眼药上不管用。没去过医院。她看不见了。眼睛看不见，心里更起急。病得趴了炕。熬到年根底下，喊着“扣儿啊！扣儿啊！”咽了气。还是本家亲戚同村街坊帮忙料理了李大妈的后事。
      三口人剩了李大爷一人。他背着粪筐进城，去的路上有粪也不捡；回来才沿途捡粪。那时汽车少，运输靠骆驼驮、骡马驴拉车，家家养狗，街上乱跑。小孩子四五岁的都在路边大小便。牲口粪、狗粪、人屎，从广安门到湾子三里地。捡多半筐粪，不难。直到这时，顺兴馆掌柜的才知道李家的变故。李大爷常来串门，每次都在粪筐里垫块东西装点新下来的蔬菜。在掌柜的家喝茶聊天，都走背运，互相劝互相安慰。都得到些慰藉。
      愁苦了二三年，日本投降了。扣儿居然活着回来了！妈妈死了，爸爸在。房子院子在。在无数遭难的家庭里，李家是幸运的。扣儿回到丰台火车站上班，成了家。李大爷还背着粪筐遛弯。1954年以后就断了消息。但是彼此相信：都不会再走背运。

      二、“跑买卖”
      
      北京到抗战后期，市面萧条。底层百姓挣钱难。广安门一带的家庭妇女，平时揽外活，洗补衣服被褥，裁剪缝制衣物，赚钱贴补家用。那时揽不着活了，光靠男的，入不敷出。有条件的就跑买卖。往南到石家庄（当时口头叫“石门儿”，那里是石门驿）。往北到张家口。来回坐三等车，全程站着。说是跑买卖，其实就是随身带点当地缺少的物品，比如石家庄，线袜子、腿带等东西少；花生油、猪板油好买。来回带这个。去张家口带手工织的土布，回来带烟土（鸦片）。大都通过关系（亲戚朋友）买进卖出。上下车，出站进站，带的包裹行李都得打开接受检查，身上也摸索遍。有时途中车内还抽查。认为违禁，物品没收；打一巴掌踢一脚，“滚！”你乖乖的上车、出站。赔钱，白挨打。不是回回都挣钱。可回回身体受罪，心里担忧。一般都带着孩子，孩子不搜身。能夹带东西。发现搜查的过来，也自动丢弃东西，不然被没收还挨打。跑张家口最苦，那时张家口是“蒙疆政府”，北京是“华北行政委员会”。“蒙疆”用蒙疆银行的“蒙疆票”，北京用“联合准备银行”的“老头票”，在怀来车站兑换。北京的钱张家口不认。张家口的票子到北京是废纸。车上挤得透不过气，带着孩子就尽量在车门处。三等车没车门横着几道铁链，人坐在阶梯上，孩子坐怀里，比站着好点。但风大吹得脸疼。钻涵洞车头冒烟散不了，呛得出不来气。一路上风吹烟呛，提心吊胆闯检查关。出了前门车站，堵在嗓子眼儿的心才落回心口窝。这种买卖赚钱不多，也不是常年做。特殊时期百姓为生存的挣扎，挣扎留下的记忆。

     三、混合面
      
      经过日伪时期的北京人，最难忘的是吃混合面。北京的底层市民，摆小摊的，蹬三轮的，当壮工的等等：凡用自己的力气换饭吃的，北京话叫“屁眼儿插棍儿——耍人儿的”。基本都家无隔宿粮。买一顿吃一顿。蹬三轮的出车，拉完一趟活。拿着客人刚给的钱，先跑进粮店。买三斤二斤的棒子面。整张的旧报纸连包带裹盛着，捧回家。不然晌午一家人就得空着肚子。这样的家境，不是普遍也绝不是个别。  
      穷人一年四季都吃窝头，玉米面的多。南城杂院里家家户户如此。而且住的地方小，没有存放东西的空间。米面够吃三五天就行。好在粮食店多，出门远的也不出一百步。从牛街口到广安门城门，一千米的距离有十三家粮店。日本人占了北京，粮店没少，货不定有没有。后来正经粮食没有了。只有扫仓库底子，各种杂粮，发霉的、带土的，磨成面：混合面。这种面也不是老有，来货卖一阵，卖完了等下拨。想买面就早早的到粮店门外去排队，买不着，一家子断顿儿。人多、心里急、烦躁，秩序乱。警察拿着警棍来维持，用粉笔在排队人的衣服上划号码，防止加塞儿。警察有时也挥舞警棍打人。赶上运气不好，挨了警棍，轮到买面，面卖没了！身上疼，肚子饿。回家老小相对叹气发愁。第二天男的饿着肚子去蹬三轮挣钱，女的饿着肚子去排队买混合面。孩子在家等着爸妈“打食”回来。
      现在老北京人里头吃过混合面的不多了。它不是按原料配比磨的，是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都不是瞎编。广安门这一带的混合面。蒸的窝头，瓦灰色，喧腾，刚出锅时，有粮食的香味。吃惯了玉米面，也觉不出太难吃。但是牙碜，不敢细嚼。大便干。难进难出。这样的日子没几天就过去了，因为特殊，人们记得牢。
      日伪统治北京时期市面上不同的，在广安门一带是鸦片烟馆、白面（儿）房子公开领照营业，为吸毒的服务。在白广路口西侧，叫德源里，排房。日本人、高丽人经营。路北有为“瘾君子”开设的“小押（儿）铺”（简易当铺），随身衣物能及时换钱，以济急需。
      

      抗战胜利纪念，写零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