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朋友与冬天

省文学院的培训突然提前一个月，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急急忙忙奔赴省城，报到、领资料、安排住宿，接下来就是赶紧看看课程安排。培训安排了三天，六堂课，侧重纪实文学和小说。意外的发现是在学员通讯录上看到一个有点长的名字：鲍格根图雅。这显然是个蒙古族作家，还是个女的，可以认识认识。

依例，领导要先讲课。省作协主席讲习大大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习大大讲得很好，重申了许多老生常谈却常常被大家忽略的老话题，也围绕主旋律提出了一些有益于官方文艺发展的新提法。但最怕的是解读，或者近似照本宣科地把原话改头换面一番贩卖出来，或者自以为是牵强附会地解释说明演绎一通，让人实在受不了。好在杜主席的讲课还是有点趣味的。在他的讲课中，比较有意思的有这么几个例子：一是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说中国有“可以燃烧的石头”。这句话很有意思，马可·波罗指的是煤炭，但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学中让石头燃烧，这是个不错的意象。试想一下，你写下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植物栖息在地下/石头在炉子里燃烧”，多美。二是他讲到在开封曾经有一支犹太人，在历史的进程中，受华夏文化的熏染，这支犹太人已经全部汉化，成为地地道道的汉人。这个事件可以说明，中国文明是开放包容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说西医是好的，说明他们依症施治，对症下药，用来说中医，就等于骂他是庸医了，在中国文化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片面、浅薄的代名词。三是他讲到时代的变化，说“空间和时间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在文学中，这岂不是可以让空间和时间“变形”——像达利的名作《记忆的永恒》一样，把空间和时间揉捏成自己想要的任意形状？这让我想到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这些经典作品里，世界是活动的立体，具有不规则性，可以变化成任意形状。四是他讲到了婚姻的“道德性”。这个问题，大概不少人曾经想过，但我是第一次清晰地听到这个概念。婚姻和爱情也算是文学的母题，有了这个概念，文学创作又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掘了。

周宗奇老师讲三个第一——天赋第一，自由第一，创新第一。这三者，缺了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

周老师讲他写《范仲淹传》，跑遍了有记载的范仲淹曾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这说明周老师是个认真的人。做学问就得这样踏踏实实，尤其是写纪实文学作品，一定要尊重事实，证据充分。多跑一跑，多看一看，多问一问，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点，总是好的。其实不光是纪实文学如此，写任何作品都是这样。以前常讲要“体验生活”，其实也就是要到生活的内部去，获得最直观的第一手资料。

周老师讲的最多的是林鹏，还带着他给林鹏先生写的传记《大聱林鹏》。他讲了林鹏先生的思辨能力出众，对一些既成定论也有自己精到的见解。比如对《论语·颜渊·子贡问政》一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已知的对“不得已”、“去兵”、“去食”的注解分别是“迫不得已”、“去掉军备”、“去掉充足的食物”。林鹏先生则根据常情常理做出自己的判断：“不得已”当指灾年、荒年；“兵”指军赋,“食”指田税。很显然，林鹏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周老师讲到，关于国学林鹏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所谓国学包含两部分，一是以鲁仲连为代表的士君子文化，一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帝王文化。总结得好！
台上周老师一人在讲课，我却感觉像是同时在听周、林二位先生同台讲课，美！

段崇轩老师讲短篇小说。他说山西其实有着根深蒂固的短篇小说的传统，从标志性的“老山药蛋”们到现在的新生作家，都在短篇小说上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写出了不少佳篇。仔细想想，倒也真是。不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精神匮乏时期的“西李马胡孙”以及后来的赵树理，也就再找不出旁人了。我喜欢的李锐，怕也只是在圈子里闻名遐迩，圈外知此人者恐怕寥寥。其他有蒋韵、葛水平，以及现在的许多小名家，但客观地说，如果写不成世界影响的短篇小说之王，短篇小说的影响就无法与长篇巨制相提并论。所以，山西就没有山东的莫言，河南的阎连科，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那样的大作家。在这一点上，短篇小说，尤其是山西的短篇小说，真有点“山药蛋儿各滚各”的滑稽与凄凉。但这也不影响我喜欢短篇小说并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订正这篇日记时，发现这话说得实在唐突，世界许多大师都是以短篇小说名世的。例子就不必举了）

段老师讲课中，多次提到乡村题材的萎缩与城市题材的兴盛。是的，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农村学校的被撤并，农村里的年轻人都进了城，硕果仅存的老弱病残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支撑起乡村文化。乡村势必衰败、消失。而城市呢？急剧膨胀不会迅速带来文学的兴盛与繁荣，而只会让本有的、新生的“城市人”同时迷惘——城市被充水，农村已消失。段老师讲，当前对城市文化认识不足，当前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题材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不是与城市的水乳交融，而是与城市的隔阂与剥离。

城镇化建设不难，一方面推倒或抛弃，一方面建设和扩张就够了。但文化的觉醒、文学的转型，就不那么容易了。

韩石山先生的讲解最有趣。他讲自己家里有钱，因此成份不好。但成份不好也没影响他买书和吃红烧肉浇的白皮面。他说：你们知道面要怎么吃？吃面，最好的吃法是，要两碗白皮面，一盘红烧肉。红烧肉分三份，一碗白皮面里浇一份，留一份就着吃，嘿，那味道！两碗面一盘肉吃完，嘴一抹，屁股一拍，走人。他讲由于成份不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山区县教学，那时候他的爱好是写作，理想是通过写作改变自己和老婆孩子的生活。他成功了。所以他在家里不做饭，不洗碗，不抹桌子不扫地，他要腾出时间来写作。他说：我腾出时间来就能写作，写出东西来就能赚钱改善生活，要是我做家务，我老婆腾出时间来也什么都做不了。语气里颇多自负，却真真是实情。这老头儿！

韩老师讲语言是有调子的，要有自己的调子，有自己的语码，形成自己成熟的语言风格。他讲到要把功夫下在语言上。这点我绝对认同。文学发展到现在，已不再是题材的问题，世界上、生活中就那么多事，除了当局禁止涉足的领域，大家都在写这些事，甲和乙恋爱结婚生孩子生老病死，丙和丁也是恋爱结婚生孩子生老病死，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正如托尔斯泰所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即便“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笼统起来，也不过是不幸，如此而已。而语言则不同，张三和李四的语调是不一样，他们选择和运用词语也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意思，张三说出来就了无趣味，李四说出来就令人捧腹。可以说，在当前，文学的高下正是在语言的差别上。睿智的思想和语言成就文学。

赵瑜走进教室，我很是吃了一惊：嚯，好大一颗脑袋！原来他是搞体育出身，身高体壮，膀大腰圆，四肢发达，大脑袋也发达。你只要看看他的作品，再听听他的想法，你就知道这个家伙是多么发达了。在我的想像中，赵瑜是个戴眼镜的书生，但是个硬气的书生。他面容冷静，眼神犀利，看人看物看事都用他那刀子似的眼睛搞生理解剖，让人不寒而栗。只是打死我也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副莽汉之相。

赵瑜搞纪实文学，讲的是纪实文学的写作。他讲他在一个古玩店一类的地方找到巴金与黛莉写的书信，于是开始实地走访，写作《寻找巴金的黛莉》。后来中央电视台要拍这个片子，就以他的作品为剧本，照原样儿拍。

赵瑜讲：央视要拍的地方我都亲自去过，都做过深入的了解，不会差一星半点。后来巴金的后人要找赵瑜证实这些书信的真实性，便有人挑拨巴金后人打官司，但经过种种调查，知道赵瑜干的都是实在活，绝无瞎编乱造，于是偃旗息鼓，还演了一出“不打不成交”的佳话。由此可以见出赵瑜做事的认真、踏实。我佩服他。

赵瑜还写了一部关于文革武斗的纪实作品，记述的是文革时期上党地区的武斗事实。那是一场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武斗，历时两年，据说几乎动用了那个时期民间可见的所有武器，牵进了兵工厂和野战军，牵扯了从地区到省到中央军委各个层面，千人肉搏，管刺横飞，伤亡人数保守估计也要近两万人。但上面有明文规定，任何文艺作品中都不能正面涉及文革武斗。所以，这本书还压在箱底。

赵瑜还要写丁书苗。丁书苗，一个没文化、没姿色、没家底、没后台、没社会关系的农村妇女，是怎样成为一个拖垮高官、震惊中国的人物的呢？赵瑜直言不讳：是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

张卫平说：要认识理解一个人，不仅要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知道他在思考些什么。赵瑜的思考，正敲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麻骨筋上，很必要，很及时，能够刮骨疗毒，满满的都是正能量啊！

这是个很有些硬气的人！

在互动交流时，我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好的写作者，应当如何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游走？他说：游走，这是个有趣的词。

张锐锋讲“读书与写作”。早就听说过张锐锋老院长锋利的才华，他的散文写得尖锐犀利而韧性十足。这个形容并不确切，但他给我的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是想说，他的散文很有学者意味和思辩性，与其它血肉饱满温情脉脉的散文不同，很有些形而上的意味。他讲到许多书，但没有像他一贯做的那样剖析得鞭辟入里，仅仅是简单介绍，普及而已。有朋友讲：哈哈，老张，读他的文章，绕了十来八里路，还没切题！这大概是张院长“证据确凿、一刀毙命”的学者型作文路数吧，必求有根据、无疏漏。讲课结束，我悄悄问张院长最想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书，他说：你读读奈保尔吧，他的作品都是散文。

回过头来再说说图雅吧。通讯录上有她的手机号，于是发短信。她当然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算是认识了，她又对我的过分热情心存警惕。无可厚非，也许我的表现有点像一匹饥饿的色狼。

我对藏族和蒙古族特别有兴趣，非常想结识这两个民族的朋友，以期通过他们来了解这两个民族独特而富有深蕴的民族文化。但遗憾得很，图雅不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