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人间

                                                                                  二嘎的娘

　　我家屋子后面，有一棵梨树。
　　
　　梨树很老了，弯着腰驼着背，浑身的皮肤皱巴巴的，一刮大风就使劲咳嗽。但它头顶那些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枝杈，依然能在春天开出密密的雪白的花儿，招蜂引蝶。依然能在秋天结出浅黄色的甜滋滋的果子，让人嘴馋。
　　
　　梨树是二嘎家的。有几根梨树枝，斜伸到我家房顶上。
　　
　　梨树开花时，我喜欢跑到房顶，坐在花下，闻花，赏花，听蜜蜂唱歌，看蝴蝶跳舞。透过花枝间的缝隙，偶尔会看见二嘎的娘，或站在她家屋檐下，或站在她家院子里，咧开嘴，无声地笑。她很瘦，衣服总是破破烂烂，脏而不合身。齐耳短发纠结在一起，脸上横一道竖一道，是日久天长积蓄的污垢。她的手也不干净。她不会说话，叫二嘎时总是“啊啊，啊”。每次她走到二嘎身边想抱抱他，二嘎就躲开。二嘎一躲开，她满含慈爱的笑，便会在脸上凝固，合拢的双唇，挡住她那口很白的牙齿。她的牙齿真的很白，像梨花。我从没听见二嘎叫娘。我问过二嘎，你娘挺疼你哩，你为什么不叫娘？他狠狠瞪我一眼，冲我挥挥握紧的拳头，没回答。以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梨花落的时候，像下雪。我和二嘎，还有别的伙伴，一起在梨树下玩儿过家家，把落花当白米饭，在青石板上炒。二嘎的娘磨磨蹭蹭走过来，冲二嘎“啊啊，啊”叫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玉蜀黍面饼子，要塞到他手里。那块蜀黍饼子像放了很久，干燥发白，裂着几个口子。二嘎不要，使出浑身力气，把她娘推回到院子里去。我假装没看见，心里很难过，就抬头看梨树。梨树枝头落了花的地方，长出绿豆大的果子。好几个果子各自站在细茎上，挤在一块儿，像一群孩子一起玩儿游戏。
　　
　　春天很快过去，夏天也很快过去。到秋天，我和二嘎都长高了不少，但都没有梨长得快。它们都成熟了，挨挨挤挤挂在枝头，黄澄澄，青润润，风一吹晃来晃去，像荡秋千。我和娘上房晒花生和豆子时，二嘎的奶奶会对我娘说，他婶儿，给妮儿摘个梨吃吧。娘道了谢，在枝头选最大个的，摘一个递给我。我马上咬一大口，清甜滋润的果汁便流了满嘴。我正吃着呢，看见二嘎的娘从屋里慢吞吞走出来，冲我咧开嘴笑，露出她梨花白的牙齿。
　　
　　秋天收获庄稼，也收获树叶。树叶是当柴火烧火做饭用的。那天，我背着柳条花篓，拿着竹耙子，找二嘎一起去耙树叶。我们正要出发，二嘎的娘飞快地跑到梨树下，拉过梨枝，摘下两个梨，又飞快地跑到二嘎跟前，“啊啊，啊”叫着，把梨往他口袋里塞。二嘎不要，把他娘的手推开后撒腿就跑。他娘急了，使劲一扔，把梨扔到二嘎篓子里。二嘎停下来，抓出梨甩到他娘脚边。他娘更大声“啊啊”着，快哭了。我捡起摔破的梨，说别急，我拿给他吃。我们走出去很远，我回头，看见二嘎的娘还站在那里，像那棵梨树。
　　
　　二嘎没吃那两个梨，我也没吃，我把它埋到芦苇地边上了。
　　
　　忘记过了几年，是个春天，二嘎的娘死了。她直挺挺躺在屋门板上，头发梳整齐了，脸洗干净了，身上穿着蓝色绣花送老衣裳。院子里，木匠们叮叮当当，给她做最后的屋子。二嘎的爹哭得很伤心，从白天哭到晚上，又从晚上哭到白天，谁劝也劝不住。村里的婶子、大娘、嫂子们，一边抹眼泪一边议论，说二嘎的娘是饿死的，二嘎的奶奶从来不让她吃饱，二嘎的爹心疼，偷偷省下干粮半夜里给她吃，可还是饿死了。我想起二嘎的娘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块风干的玉蜀黍面饼子。肯定是二嘎的爹给了她，她舍不得吃，想留给儿子，儿子却不领情。她们还说，托生个猫呀狗的，还有口饱饭吃呢——像她这样的傻子，什么也不会做——好歹生了二嘎，算是给他家留了后了——不为这个，谁愿意娶傻子呢，可怜。
　　
　　二嘎的娘埋到村南山脚下了。我没看见二嘎掉一滴眼泪。他只是面无表情，像没熟好的梨，发木。其实，二嘎的娘是有名字的，叫小娇，很好听的名儿，能让人想到梨花。
　　
　　一阵风来，二嘎家的那棵梨树，下雪了。
　　
　                                                                　陈瞎子
　　
　　那时候我还小，我的村子荒芜，寂寥，贫穷，却依然有生活更穷困了倒的异乡人走进来。陈瞎子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不纯粹是要饭，他还会算卦、拉二胡、唱小曲儿。
　　
　　我不知道陈瞎子的家在哪儿，时光也模糊了他的具体面容，只记得每隔一段时间，瘦山石一样嶙峋的他，穿着破衣烂衫，背着补丁摞补丁没了本色的包袱，手里的杨木棍儿邦当邦当敲打着坚硬的白土地面，小心翼翼探着路，出现在我们村子里。他一进村口，就扯开嗓子拉长调子唱：“大伯大娘，叔叔婶子，大哥大嫂，大姐大妹子们哎——给点儿吃的哟——干也不嫌干，稀也不嫌稀，糠也不嫌糠，凉也不嫌凉，酸也不嫌酸嘞——”他那苍凉悠远的吟唱声一起，身后马上跟了我们这样一群灰头土脸的小孩子。我们嘻嘻哈哈蹦跳着簇拥着陈瞎子，穿过土皮墙夹成的窄巷，走到村子中间的三角形空地上。陈瞎子在靠着土皮墙的那块白条石头上坐下来，从包袱里取出二胡，摸索着调好弦，吱吱咕咕，咿咿呀呀，摇头晃脑拉起曲子来。我不知道曲子的名字是什么，只觉得都很忧伤，像一个人摸黑儿走夜路，孤零零，凄凉哀怨，没着没落。曲子一开拉，大人们接二连三走过来，陈瞎子也就有了吃食：一碗稀米汤，一碗玉蜀黍面菜粥，一块玉蜀黍面饼子，一块蒸山药——陈瞎子一闻见饭味儿，马上放下二胡，接到手里道了谢，吭哧吭哧，唏哩呼噜，狼吞虎咽吃起来。吃完了，总要伸长舌头，把每个手指舔一舔，把碗也舔一舔，比洗过的都干净。
　　
　　那个时候，村子里除了平时偶尔演一场电影，过年的时候演几天戏，再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一天一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静得像一面不起风浪的死湖。陈瞎子的到来，就像往湖里扔了一颗石头子儿，溅起人们水花一样的激情，都活跃起来，除了让他算卦、拉曲儿、唱曲儿，还想方设法拿他开玩笑，然后在哈哈大笑中得到满足，像吃了一碗香喷喷的肉浇面。
　　
　　金光哥让陈瞎子算卦。我今年都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看我这辈子是不是要打光棍？”陈瞎子沉吟一下，翻翻眼睛，笑了笑说：你才二十三岁，都已经抱着美娇娘睡热炕头好几天了。此话一出，人们哄堂大笑，金光哥也笑了。他新媳妇在一边臊红了脸。
　　
　　陈瞎子算一回两毛钱，算对了才给。金祥叔叫陈瞎子算对了，故意拿了一毛钱的纸币，周围的人都屏着气不出声，看陈瞎子能不能辨别出来。陈瞎子接过钱，闭紧嘴唇，用烧火棍儿一样黑乎乎的手指头，在钱上细细摸索两个来回，对金祥叔说：小兄弟，给差了吧？这是一毛，不是两毛。人们又都笑了，对陈瞎子实心实意的佩服。
　　
　　陈瞎子通常在我们村儿里呆十来天，白天拉二胡唱曲儿算卦，给人们消愁解闷儿，也给自己带来饭食和零花钱，晚上在人家的闲炕上睡觉。十来天过后，便收拾东西起程，往下一个村儿里去，按时髦的话说，像是在巡演。陈瞎子走的时候，我和别的孩子会跟着他出村儿，用目光把他送出去好远，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因为他一走，村子里就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寂寥。
　　
　　有段时间，陈瞎子好久不来，人们在一起唠嗑儿的时候，忍不住念叨：不会是出了事吧？没几天，陈瞎子来了。不光他来了，还带了另外三个人。一个傻女人和她的两个闺女。傻女人的两个闺女一个六七岁，一个四五岁，和她们的娘一样，干枯散乱的头发纠结在一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人跟陈瞎子开玩笑，说一年半不见他就娶了媳妇，生了这么大俩闺女，比神仙的速度还快。陈瞎子听了，不笑也不恼，说娘儿仨个是他捡来的，怪可怜哩，肯请各位乡亲发发善心，多给些吃的，有多余不穿的旧衣裳，不管好坏，都不嫌弃，拿来给她们裹身遮羞。
　　
　　这回，陈瞎子不管是算卦，唱曲儿，还是拉曲儿，都更卖力起来。乡亲们送来吃的，都是先尽着那娘仨吃，等她们都吃饱了，他才胡乱吃几口剩下的。傻女人不说话，除了吃饭，就是坐在那里傻笑。她的闺女们也极少说话，也不跟我们玩儿，有时坐在陈瞎子旁边发呆，有时只她两个人抓石头子儿。陈瞎子拥有了以往没有过的幸福，虽然傻女人什么也不做，但她的两个闺女，会帮陈瞎子背包袱，帮他拉住棍子的另一头，领着他走正确的路。
　　
　　陈瞎子领着娘仨个来了一回又一回。两个女孩儿慢慢长大，懂得爱干净，爱打扮了。她们给她们的娘梳头的时候，她们的娘依然傻笑着，什么话也不说。她们在帮陈瞎子拿东西拉棍子的时候，也显出了女儿才有的乖巧体贴，还学会了谦让，让陈瞎子先吃饭。人们都说，陈瞎子交了好运，由一个瞎眼的老光棍儿，成了有媳妇有闺女的好命人。
　　
　　时光匆匆如东逝水，我的村子慢慢富裕起来，像从寒冬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春天，花红柳绿，草长莺飞。这从人们送给陈瞎子一家的饭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时常可以得到白面馒头，肉浇面，饺子之类以前极少见的饭食。然而，凡事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人们不光吃得好，穿得好了，也有了电视这样可供消磨时光的物件。电视里的节目五花八门儿，包罗万象，能听见，也能看见，比陈瞎子的自拉自唱精彩多了。因此，陈瞎子一家再来的时候，虽然人们还会送饭给他们吃，却很少再有人围拢过来，听陈瞎子的那些老调陈弹了。他们虽然不会饿肚子，却断了零花钱的来路。他们在的时候，我偶尔从村子中心经过，看见他们一家四口在石头上坐着，像坐在孤岛上，孤零零，百无聊赖，让人心生恻隐，不忍再看。又过了很长时间，等再有人提起陈瞎子的时候，才发觉他已经两年多没来了。不知哪里来的传闻，说傻女人和两个闺女离开陈瞎子，不见了踪影。后来又有传闻，说陈瞎子独自走在路上，不小心掉到路旁边的水沟里，淹死了。再后来，就再没人说起过他了。
　　
　                                                 　傻连
　　
　　傻连姓苏，是我们村儿的五保户。
　　
　　我从没进过傻连的家，只是从他家门口路过的时候，有意无意往他家里瞧一眼。他的家在村子中心的巷子北边，只有独立的一间屋子。每天，除了上厕所，其他比如做饭，吃饭，睡觉，傻连都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所以，他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一眼瞧过去，都被烟熏火燎成了黑色，连他这个人，也只有眼白还是白色的，别的地方都是乌漆麻黑，像刚从煤窑里出来一样。
　　
　　傻连似乎不会烧火，每次我看见他做饭，火都烧不旺，灶膛里直往外冒粗烟，那烟在他屋子里转着圈儿，憋满了，才慢条斯理从门上边飘出来，散到空中去，呛得他又是抹眼泪又是咳嗽。有时候刚好看见他坐在灶前的板床儿上吃饭，装在粗瓷碗里的东西很糟。有时候看见他坐在板床儿上发呆，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些啥。他面无表情的黑脸，像木头刻出来的一样，他看门口时那两个小眼睛眨呀眨，露出两小点儿眼白，怪吓人哩。我赶紧加快脚步走过去。
　　
　　傻连的背有些驼，所以他不挑水，总是提水。他提着一桶水，在村巷里慢腾腾走过，要是有人找他说话，他也只是“嗯”一声，再没别的声音。傻连也去拾柴禾，有时候耙树叶，有时候捡枯树枝。他像个黑影子一样，在村子内外踟躇独行，不和人交流，不和人来往。
　　
　　傻连不种庄稼，粮食由村儿里供应。他只有一小块儿菜园子。菜园子里的菜总也长不好，白菜不裹心，白萝卜只有胡萝卜那么大，豆角挂的稀稀落落，茄子像小孩儿指头。
　　
　　有一个惯例，就是过年的时候，傻连会背上一个布口袋，把村子转个遍，挨家挨户要干粮。他到了别人家里，也不说话，只把口袋张开，人们也就明白了。不管好坏，到谁家都不落空。一圈儿下来，他的口袋里就差不多装满了。条件好的人家给馒头，给年糕，条件不好的人家给豆渣饼子。偶尔也会有人家给他一小块肉。傻连得到这些，从来不说谢，人们也不跟他计较，乡里乡亲的，谁也不在乎这个。他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已经够可怜了。
　　
　　傻连在那个黑屋子里生活了好些年。后来，他后面那户人家扩建房子，要占他的地方。傻连开始不答应，后来经队里多次说和调解，他也就把屋子让出来，搬到大队给他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那间屋子本来挺敞亮的，被傻连一住，没多久，就和他原来的屋子一样黑洞洞了。
　　
　　傻连年纪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后来生了一场大病，越发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队里请了人，每天给他做三顿饭，照顾他吃喝。某一天早上，饭做好了，做饭的人叫他起来吃饭，久叫不应，上前细看，才发现，他已经断了气。
　　
　　傻连死了，队里出钱把他葬在南山脚下。一堆黄土堆在那里，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孤孤单单，若有若无。几串纸钱，随风翻卷到远处——
　　
　　有风从岁月的另一头吹来，我仿佛望到故乡的河流，沙尘覆盖在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上，一层又一层，慢慢的，很多脚印，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