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谷沙沙饭到大鱼大肉

从包谷沙沙饭到大鱼大肉
　　
　　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们，也许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那时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填饱肚子，竭尽地里所有的收入，很多人家还是裹不饱腹。个个都面色苍白，一脸枯菜叶颜面。要说油水，那时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尝点油腥味。
　　据说五七、五八年很多人还吃过糠、吃过包谷核磨就的粑粑，我爷爷也是在五七、五八年粮食过关时饿死的。听我奶奶说我爷爷本来体格非常好，还是专门赶马的马锅头，自然做的是重体力劳动，平时饭量也就大，就不经饿，也就过不了关。到我记事起，我家虽然也没有饿得过不了关了，可是小时候也是在半饥半饱中度过的，那时候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我父亲那时候在怒江州兰坪林业局上班，每月也有３２斤供应粮，四两香油和一斤带骨肉。供应的３２斤粮食中，有时候兰坪那地方不产大米，还要搭配三层的四季豆，也有包谷面，也有小麦面的。反正要将３２斤供应粮食分成六十顿饭来吃，还在缺菜少油的情况下，可以想见，要将日子打发过去也还是不简单的。
　　有时他们单位有空地，大家都非常勤劳地多种点菜，也有时候自己上山拔草，在墙角边自力更生搭个猪棚，轮流着喂那头老祖宗似的“二师兄”，到春节时宰杀了可以打几台牙祭。每每到父亲单位有杀猪的时候，我们比现在自己家里杀年猪还高兴。然后邻单位的人，平时有来往的人，当然也有朋友的朋友来蹭个杀猪客的人也有，反正单位上镣杀的猪，大家都觉得应该见者有份才行。单位上的食堂那天也还要多计划一点，以免人来多了不够吃。反正一年也就那么一天，算是单位上找个乐子吧，平时也没有在一起聚，趁这个机会单位领导也好，职工个人也好，都一起来，给生活增添点乐趣。也有家属近的，就把家属也喊过来。那时候印象最深的也就是打牙祭，几乎我童年和少年时候打牙祭的事，都像文学作品里描绘的一样，都历历在目。而且那打牙祭的场景真是非常的融恰，个个都一脸的满足，吃变成了人们共同的美好追求。
　　后来我上学了，那时候的伙食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做饭。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鹤庆县金锁小学转学，跟我父亲到兰坪县通甸乡德胜沟林管所附近的德胜沟村小就读，而德胜沟小山寨只有一所1至3年级的村小，读到四年级就需离开滇西北那个小山寨，到当时的生产大队所在地的箐花沟一所完小住校读书。那时候学生食堂是稀罕物，学生都要自己背口粮和菜蔬，到学校去焖吃锣锅饭，焖吃锣锅饭便成了我每天都不得不温习的“功课”。
　　德胜沟离箐花完小有十来里的羊肠山路要走，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要背着空背箩回到德胜沟，星期天晚上回学校就要背一篮子一个星期的口粮和菜蔬。那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父亲在单位上，也只有32斤供应粮，四两香油，一斤带骨肉。生活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不过我能带到学校里的伙食，已经是父亲从牙缝里面节省出来的小灶伙食了。这也难怪，那时有很多我的同龄人，一般都只能在村小三年级毕业，连小学毕业的也很少，读到初中、高中毕业更是凤毛麟角了。那个时候要完成学业，不仅自己有坚强的克服艰难困苦的意志外，而且一家人都得肯跟着受累挨饿，才能实现拿本购粮本本的远大目标。
　　如果是生存在滇西北深山沟里的我们这些穷小子，读点书那更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和比一般同龄人艰辛的劳累。
　　那时候学校实行的是六天上学制，一般上课要上到星期六下午，直到星期六下午才能够离校回德胜沟，到星期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当然学习上没有现在抓得紧，但也要离校和回校。德胜沟离箐花完小有十五里地远，需翻一大二小三座小山，越过三道小箐沟才能回学校或者回到德胜沟，那时没有通车路，靠的就是“11”号车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那个时候最喜欢唱的歌曲就是《游击队队歌》，一面穿越山林，一面哼着那首歌，德胜沟村里同去的四个学生，我们就一同背着一背一个星期的伙食，一个跟在一个后面，那情景实在像极了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穿越在山林里与日本鬼子周旋作战的剧情，累并快乐着，这是某个风和日丽的场景。
　　有时在多雨的某个放暑假前的夏季或者刚开学的秋季，穿过那些树林子可就不是那么雄赳赳气昂昂了。有时不仅被淋成落汤鸡，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屁股上就补了个黄泥巴大补丁。如果再遇到背箩里东西被树枝挂翻了，那人仰马翻的情形就上演了。洋芋滚一边，几根柴火跑另一边，更惨烈的是大米洒了一地，就没有办法捡起来了。如果是带一小袋面粉或者玉米面，那才叫个惨不忍睹，更是要有一个星期饿肚子的“优待”，真像蒋介石的残兵败将，再意气风发的《游击队队歌》也激不起消灭日本鬼子的斗志了。
　　还有更阴森森的时候，就是穿过那片树林子，电闪雷鸣，风吹得那些树枝“哗啦啦”乱响，像传说中的妖魔鬼怪出行一样，这时胆小的女同学便会吓得大哭起来，我们几个男生就拉着她们快速地冲出那片树林，在电闪雷鸣中，便有一个小分队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一样，向我们的学校奔去。
　　当然如果不小心哪个队友的伙食真的在山林里打泼了，其它的队友都会主动帮他或她度过难关的。
　　我有一次就礼遇了这样的“优待”，大米和面粉都打泼了，出门的时候是我父亲帮我包装得扎扎实实的。主要是我那次跌得有些惨烈，从五六十米高的台坎上往下跌，结果包装大米和面粉的布袋子被树枝挂破了，最后找回来只剩一小碗左右的米，面粉已经“全袋伏没”，洋芋也只找回来三个，其它的不知滚到那个箐里去了。
　　回到学校不管我如果的计划，如何的节俭，无奈“巧生难为无米之炊”，我自然还没有过出星期二，就已经揭不开锅了。后来的日子只好靠救济过日子了。好在那时候从德胜沟一起到箐花沟上学的同学们很团结，且良心大大地好。我成了吃百家饭的“官员”了，他们主动分工，每人供我一天的伙食，星期六早饭我们四个只好集体绝食，回德胜沟蹭饭了。
　　我们那时都不富裕，带的伙食都刚好不饿肚子，我那几天养尊处优的日子，是我德胜沟的同学从牙缝里给我节约出来的。
　　而那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焖吃锣锅饭了。放学的铁块（学校的放学信号是一块废弃的犁头）一敲响，我们就提上“春城”牌锣锅家什，一路敲打着向离学校不远处的山箐里，用矿泉水淘好米，洗好洋芋，再提一小桶水回学校被我们火熏火燎得有些沧桑的厨房里开始造饭，灶也就只用三个鹅卵石搭成的，这也应该算是世界上最简陋的灶了。如果遇到大冬天，或者三月份春季开学的时候，那更是我们的天下了。一般我们就不在学校里做饭吃了，提上“春城”牌钢精锣锅，锣锅里放上一小碗大米，外加三四个洋芋，还弄上一小砣猪油，就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流水潺潺的箐里，掀三个鹅卵石搭个最简陋的小灶，就可以开工了。其实学校里学生简易厨房的鹅卵石灶，也是这里扛去的。这时就在附近杂木丛中捡拾一小抱干透了的柴，就着“哗哗”流淌的山泉水，淘好米，洗净洋芋，抓几把枯树枝叶，点着火，小箐沟里便升起袅袅炊烟。火大着了，放上锣锅，就用小刀子将洋芋砍开，如果没有小刀子也没有关系，用洗干净的鹅卵石将洋芋砸开，一小瓣一小瓣掰开来，放到锣锅里，然后用饭勺将猪油在火上炼化，“嗞－－”地一声焠进那洋芋焖饭里。
　　大煮了一会儿，水慢慢干了，整锅饭发出“嗞——嗞——”的干响声，这时就将火撤去，用文火慢慢烘烤，一面一道一道地转，“嗞嗞”声不响了，接着锣锅冒出白气，由“嗞嗞”声换为“呼呼”声了。这时整个山谷中都飘着洋芋焖饭清香浓郁的大米饭香味，几个人说话都在淌口水。也不用找筷子了，就在箐沟附近每人撇一双蒿枝天然筷子，几个人就围在锣锅边，用长短不一的蒿枝筷子，一大砣一大砣地掀吃天下第一美味锣锅饭了。
　　自然浑身是黑锅烟子的钢精锣锅，也让我们出羞的时候。大家一门心思地抢夺洋芋锣锅饭时，免不了要画一些“八字胡”在脸上，一个说一个要唱戏啊。看看个个脸上都有，吃饱了，然后就着山泉水牛饮一气，再抹把脸，扔了蒿枝筷子，提上锣锅就回学校上课了。
　　这是焖吃锣锅饭最爽最快乐的时光，也有做不出饭的雨季。
　　学校简陋的厨房里，下雨被淋湿以外，风还肆无忌惮地闯来荡去。刚要生火，风一吹就不着了，好不容易着起来，放上大一点的柴，火又熄了。好不容易烧着了，不小心锣锅里焖饭的水就溢出来，一下就把好不容易烧着的火浇灭了。然后就蹶着屁股，“呼噜噜，呼噜噜……”猛吹一阵，有时候会吹得头昏眼花。
　　没有大米的时候，也用面粉做“钢盔帽”，也用玉米面做成“面砣砣”，反正任何艰难困苦都没有让我们因此辍学回家。
　　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家里拿不出大米，怕别人笑话，就回家了。不过四年级没有毕业早早就回家的王大生，后来还成了名震一方的养猪大户，据说已经有上千万的资产，不像我等这般穷酸了。
　　焖吃锣锅饭的日子辛酸而温暖，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到了读高中就要到乡镇所在地兰坪通甸中学，那时候正是全国上下都要普及初中高中的时候，也响应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也就小学读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到处都在办代帽初中和高中，通甸的高中也属于代帽高中班。就是读高中也还是没有食堂，也跟到箐花学校读书差不了多少，只是通甸有一个粮管所，还有一个乡街，吃的粮食不用一小背一小背背了。有时街上也卖点蔬菜，但那个时候个个都穷，钱也仅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后来转回鹤庆一中上高中，才摆脱了天天自己做饭的生存状态，但饿肚子景况还是依旧。
　　那时候还只是邓爷爷恢复高考的前几年，课程也不正规。参加高考需考英语，我一直在兰坪大深山沟里上学，英语自然是稀罕物了。也没有像现在按分数录取，考前就自己报志愿。想考大学的就报考大学，想考中专的就报考中专。像后来的中考热一样，我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希望赶快读出来，有个旱涝保收的购粮本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后来我也从大理师范毕业，真的有一个旱涝保收的购粮本本了。也算是实现自己从小的梦想了，不过饿肚子的恶魔还是没有摆脱。除了购粮本上供应３２斤口粮外，还有四两香油。现在很多人家四两香油恐怕只是一顿饭的开销，可那时候如果是月小就要分成六十份，月大就要分成六十二份，可以想见将四两香油分成六十二份是什么一个概念。我们也没有具体分过，不过据说有人用化学实验室的滴管分过。还有在食品组有一斤的带骨肉，那还得看食品组砍供应肉人的心情，他看你顺眼说不定就只带一小点骨头，如果你得罪他了或者看你不顺眼了，也许就给你一个大骨头，那就惨了。当然这只是那时候的心理作用，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一有一杆称的，也不会太过于偏差，只是物质太贫乏了，心里想的也就多了。因为油脂少，食量也就大。不过那时候大家都穷，反正都差不多。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攀比心理，觉得只要好好干，把肚子填饱也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粮食不够吃，自然就要想方设法了。因此做包谷沙沙饭也就成了做饭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项功夫。
　　那时候大米一直是金贵的宝贝，很多人的愿望就是哪天能吃上大白米饭就好了，这有点像北方人盼望着能吃上大白馒头一样。
　　我奶奶那时是做包谷沙沙饭的高手，即使要招待客人了，反正大米不够吃，还得有包谷沙沙饭。那时生活水平的高低，就是由包谷沙沙饭的比例确定。大米饭比例超过包谷沙沙饭的自然是好过的那几家，家里越困难包谷沙沙饭的比例就越大，甚至最困难的家庭，就几乎全是包谷沙沙饭了。
　　现在有包谷沙沙饭吃那得到高级宾馆才能享用得到，物质化和工业化发达以后，相反的原生态的东西就变得精贵起来。就如人们如今经典总结的一样：“当今社会是：穷人住高楼大厦，富人住茅草屋；穷人穿锃亮皮鞋，富人穿花边草鞋；穷人吃大鱼大肉，富人吃山茅野菜。”这就是社会的变革，那时的玉米沙沙饭感觉就是难以下咽。特别是某一天，身体不舒服或者感冒了，那玉米沙沙饭也就变得粗糙无比，卡在嗓子眼那里，老不愿意下到胃里面，那玉米沙沙饭就在口腔里打转转。每每到这时候，奶奶便会看出来，一面将玉米沙沙饭往两边拔开，一面爱怜地说：“今天孙子吃不下这黄炸，挖点大面米饭给他。其它几个赶紧吃，不要装病啊！”最后面这一句是针对我四弟弟的，他有时吃不下玉米沙沙饭，便嘟着嘴，就躺在灶门口的大条凳上，抱着肚子不吃。我奶奶一看到这情形，便知道四弟是咽不下那黄生生的玉米沙沙饭了，便打井似地拔开顶层上玉米沙沙，给四弟盛上一碗大白米饭。我奶奶那时的意愿，也就是不要吃这包谷沙沙饭就算是最幸福了。可惜我奶奶没有福份，刚刚准备要包产到户的１９７８年春天，她老人家要天天吃大白米饭的日子没有过上。也就离我们而去了。
　　后来我们这里是１９８０年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们村差不多家家户户不用再吃包谷沙沙饭，个别几个人家男丁比较多，因此不得不少量吃点包谷沙沙饭外，其余家庭都脱离了包谷沙沙饭的残酷折磨。那几家特殊的人家的包谷沙沙也掺得很少，不像生产队时，要掺三分二以上。
　　后来不断改革开放，我们的供应粮本本也取消了。有些出去打工干活的人回来竖房子了，也有些人开小卖铺成了小老板，有些人承包集体的土地成了万元户，我一直只是领几文死工资，我父亲后来也还后悔供我读书没有多大出息。
　　不过那时我已经沦落成只会教点书的教书匠，要做点其它的事是没有什么能力了。正如现在的流行语：“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一样。”还是认命吧。
　　在不知不觉中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很快，很多人不是说要吃大白米饭了。有人一开始喂一头猪，自家杀吃，也不用再割一半交给国家了，再后来公余粮也取消了，这几年种地国家还每亩都有补助。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大部分家庭不是要杀一头猪，有的家庭已经杀到四头猪了，不是天天吃大白米饭了，而是顿顿吃肉也已经平常事了。现在有人觉得过去太穷了，要顿顿大鱼大肉地把蹉跎掉的岁月挽回来，不过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有些人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富贵病。
　　我们也要珍惜生命，好日子还要多过几年的。生活好了，还是要把持得住，大鱼大肉也要适可而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