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的1979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35 编辑 <br /><br />　　　　　　　　我的1979
　　 1979年1月29日早晨，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我先是很意外，接着是惊喜，然后象疯傻了一般跑到自家崖头上，站在早晨的寒风里，放声唱起了歌颂华主席的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是很自然的。自打记事起，我就因为地主成份而遭受心灵的严重伤害。现在那灌输了三十年的、笼罩在空气中，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阶级岐视，那象坚冰一样牢不可破的“种族”差别，一瞬间说没有就没有了，我能不高兴吗？在此之前的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时，就说不论成份，谁都可以报考。但事实上在录取时，还是论的。现在中央明确说不要成份了，地富子女都成了社员成份了，我的心情实难形容。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要欢呼，我要热烈的欢呼！欢呼中央通知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要歌唱，我要放开喉咙放声歌唱！歌唱华主席的英明伟大，歌唱邓副主席的英明果断！我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的统帅部，是华主席、邓副主席砸碎我精神上的枷锁；是新的统帅部解开我喉头上的锁链！我要欢呼，我要热烈地欢呼！我要歌唱，我要放声地歌唱！欢呼！歌唱！歌唱！欢呼！”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也找不下多少形容词，就这么反来复去的几句。象郭沫若在《凤凰涅槃》里庆祝新生一样，“欢呼！歌唱！歌唱！欢呼！”，但我当时确实没有读过郭沫若的诗，并且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写过日记，这是我找到的自己最早的文字记录。一切都流逝了，唯有这一页发黄的日记还夹在书页里。
　　从记事起我就为成份不好而烦恼，而忧虑。上学后，每到一个学期开始了，要报名时，都是我最熬煎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要填表，要问成份。事先我已在心里想了无数遍这个问题，到学后心里就开始打小鼓，思谋着怎样回答老师的问话。开始报名了，班主任老师一个个问，年令，性别，都好说，就是一问到：“什么成份？”我就嗫嚅着半天开不了口。我有时装傻，回答说：“我不知道，回去问了父母再说。”等到下课了，我跑到老师房中悄悄说一声：“老师，我家是地主。”说完就深深地低下头。这样以免让同学们都知道了。有时老师问，实在推拖不过，就小声咕哝一句“地主”，嘴里象吞着一枚核桃，平时的伶牙利齿全不见了。如果班主任老师是本地人，或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不问我，不言声给写上算了。若是新来的或者是一个心地险恶的人，他就会说：“大声点，什么成份？”我的心就一揪一揪，难受极了，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我分辨好老师坏老师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问不问成份。好老师知道我的成份不好，从来不问；坏老师偏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什么成份。我在心里就会恨死了他（她）。
　　记得有一个叫孟粉云的女老师，天生一副阶级斗争脸，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整天斗别人，惹事生非。上课时，孟老师的裤子好象老要往下掉的样子，而她两手都沾有粉笔末，不能用手提裤子，只好停一会儿用两个胳膊肘把裤子往上提一下。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性动作。五年级时，孟粉云担任我的班主任。她不知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对我确实不感冒，就经常难为我。我若学习成绩好，她就敲打说：“有的人成绩虽然好，但有骄傲自满情绪。”每次开学，都要扬高腔问我：“什么成份？”有一次，交学费。记得学费是一块五。但母亲搜遍全身，也只给我找了一块钱。母亲就说，你今天先把这一块钱交了，随后再交那五毛。交钱时，我对孟老师说：“我这学费不够，我妈妈说，先交了，随后借下五毛钱再交。”孟老师不同意，还说：“贫下中农都交够了，你个地主子弟有什么理由拖拉？”我气得不得了，低着头走出教室。那时家里穷，说没有五毛就真是没有，从此我恨死了这个孟粉云。
　　在学校里，我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我，戴红领巾，入团，没有我，评什么先进也没有我。学校里说起来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事实上老师在执行时都是论成份的。如果什么活动不让我参加，我从来不问原因。因为我知道什么原因。不能参各种活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好”。
　　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作业本上总是批着“好！”、“很好！”，每次考试总是语文98，数学100，或者数学98，语文95，总之是没有下90份。这让我多少感到一丝安慰。让那些贫下中农孩子都去见鬼吧，谁让他们那么笨？但学习好有什么用呢？不能考大学，不能招工，不能当兵，所有的前路都被堵死了。我拚命学习，似乎只是为了争气，为了睹气。
　　五年级时，一个姓姚的班主任对我很偏爱。学期评“五好”学生，他坚持让我当“五好”生，班上同学们投票也有我，但学校里不同意。准确地说，是那个造反派孟粉云不同意。姚老师不听她的，坚持让我当。但到了召开大会发奖那一天，孟粉云还提出异议。最后大会临时协商，让我领了奖品，一个笔记本。但我觉得这个五好生当得窝囊，当得憋气。从此孟粉云就和姚老师结下了孽。运动开始了，孟粉云和一伙造反派把姚老师揪出来批斗，脖子挂着小黑板，说他是“三青团”，是反革命。其中还有一个罪名是，包庇地主子弟。
　　多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吃饭，碰上早已退休的孟粉云。她对我说：“你们一班同学里，出来工作的没几个啊，唉，你到底是学习好啊！”我忍住恶心对她说：“全凭孟老师栽培啊。”我背后的潜台词是“谢谢你对我的伤害”。不是看她皱得的象一条老狗，我真想一脚把她踢到垃圾堆里去。
　　在学校里是这样，在村里，和一伙女伴在一起玩耍也是讲成份的。小孩子家三天好了，两天恼了，没个正性，经常吵架，骂架，甚至打架。这些我都不怕，打就打，骂就骂，谁怕谁？女孩子吵架，就是胡搅蛮缠，一个气势汹汹地问“你咋？你咋？”另一个小公鸡似地回“咋，咋，炸蚂蚱，蚂蚱炸炸包疙瘩！”但女伴中有一个叫春梅的，特别可恶。每次吵架，她吵不过的时候，就开始“揭短”：“咋？咋？你地主娃子老厉害？”一句话，我就泛不上气来了。象一只充足了气的气球，被针扎了一下，立刻瘪了一样。
　　十四岁那年，我暗恋上了一位体育老师。他那时20岁，性格活泼，身材高大，课堂上，蓝球场上，都有他矫健的身影。我爱他爱得如痴如醉，眼光常不由自主地随着他转动。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上操时我故意踩前面同学的脚后跟，让队伍大乱。然后他把我喊出队列，大声斥责道：“你一个女同学，怎么还这么捣乱？唵？”听着他的训斥，我暗自高兴。但他当时是大队培养的好苗子，正在入党，还要当兵，要当大队干部。我一边拚命暗恋着他，一边绝望地想，他是贫下中农，怎么会喜欢我这个地主女子呢？年令可以不是问题，但成份却是隔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啊。我经常就为这件事绝望，无法可想。后来这个体育老师果然当兵去了，我没有指望了，很痛苦了一阵子。
　　后来又喜欢上了一位物理老师。听人说，他家是地主成份，我心里就暗暗窃喜。心想，他是地主，该不会嫌弃我是地主吧？我可以喜欢他，爱他了。因为他也是地主，就有了一种知音的感觉。经常去问他题，借故和他接近。这种暗恋很快就因为他的调走而结束。
　　那时我一个人就经常这样胡思乱想。也许是受多了白眼和岐视，我对外界的一切反应都格外敏感，心里就越发自尊和强硬。树起一堵高高的厚墙，任谁也走不进。既然外面的世界不能容纳我，我就关闭自己的内心，脚尖向内，自省自励。
　
　　我想不清自己为什么生来就是地主，生来就低人一等。平白受那么多的冤枉，多遭遇那么多的挫折，我想不明白。只在小小的心里，层层叠叠，积累了又积累。
　　父亲是一个清醒的被压迫者。他懂得阶级、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从小他就给我们讲，划成份是为了便于统治。这样就可以对那些贫下中农说：“看，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还瞅势着你们的好生活，你们可要注意。”再一个还可以杀鸡给猴看。父亲说，仇恨是煽动起来的，仇恨是人为制造的。他早年看过一本书，名字好象叫《源泉》，说的是一个人参加革命队伍后，心不专，老惦记着家里的盆盆罐罐，总想往回跑。后来人家派人把他家房子烧了，把他家人杀死了，抄了他的后路。然后安排他回家看，他回去一看，什么都没有了，遂大哭一场，返回部队。从此后抱着强烈的阶级仇，奋勇杀敌，一心一意跟党走。
　　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个他在逃亡途中听到的故事。在灵宝做木工活时，住在一户农家，夜里没事，主人就给他讲自己的遭遇。这是个大能人，名叫张团结。“拉锯”时，当还乡团头头的侄子回来要报仇，要杀人，交给他一份拟好的名单，让他帮忙。张团结说服不了侄子，夜里就和老伴两人四处八下奔走，给即将被杀的人家送信，让他们赶快躲开。一直跑了大半夜，把信都送到了。天快明了，侄子要下手时，却找不见一个对象了，气得火冒三丈，也没有办法。后来工作队回来了，按说张团结救了十几个农会干部和极积分子的性命，应该表彰。但他们回来后，收拾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因为他，这十几个人没有死成，他的侄子也没有血债，这个村子没有闹下仇恨。土改时工作很难做，搞不起来。所以工作队恨他，把他划成坏份子。原来如此！在漫长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过程中，父亲独立思考，想清了许多问题。他从不被眼前的宣传所鼓惑，他有自己的思想，质疑一切，分析一切，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母亲却是一个谨慎小心、胆小怕事的人，“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住头”。她总是劝我们说：“吃亏人常在哩”，“咱成份不好，不敢和人家争高低”，“唉，咱是外来户，跟人家不一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高”等，总之是小心怕事。因此我从小就受着两种思想的影响，一种是父亲的叛逆者的思想，一种是母亲的逆来顺受。表面上我看起来很懦弱，温顺，窝囊，自卑，但骨子里我却多疑，对什么都抱怀疑态度，我质疑一切，怀疑一切。你若说什么好，好得不得了，我就要想，真象你说得那么好吗？当时学校教育成份不好的学生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只要和地主父母划清界线，就可以站到贫下中农一边。”我在心里就想：“说那是个屁，我爸我妈待我多好，供我吃供我穿，养活我成人，我怎么能和他们划清界线？”
　　那时不讲计划生育，一家都是许多孩子，多则七、八个，九、十个，少的也有五六个。而我们家，只有兄妹三人，且间隔都在五岁以上。后来我问父母：“我们姊妹咋阵少呢？你们那时就懂计划生育？”父亲苦笑一下，说：“讲什么计划生育，那时确实不想要孩子，一想到孩子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一辈子受人欺侮，没有出路，心里就难过。当时真是看不到希望啊，谁知道这种阶级压迫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小时候，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主流社会的感情，从来没有享受过主人翁精神，没有享受过成功的喜悦。比如说，“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单位”，我就没有觉得这是“我们的”，而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我只是寄居在其中的一个过客。我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边缘人，睁大两眼，在注视着这个社会，打量着这个社会。在大家众口一词地在赞扬某件事时，我立刻就看到它的反面，它的内囊和丑陋之处。现在不是提倡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吗？而一个地主孩子从小到大受的挫折太多了，多到自信和骄傲统统丧失殆尽。
　　懦弱，逆来顺受，反叛，质疑，成年后，我性格中的分裂就时时在妨碍着我的生活，还有心情，交际，一切。有好友有时说我：“你看问题太暗淡了，一针见血，让人受不了。”我笑说：“那你给我阳光吧，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1979，是一个时代的里程碑，一个标志牌，也注定是一代人生命的转折点。有一篇题目《苍天在上》的文章说得好：“生活在亲情分裂、社会岐视和打压、人身倍受侮辱的环境中的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从1950年代起就被社会所排斥，到1960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们唾弃的狗崽子。这一社会阶层在“劣等种族”式的恐惧不安中屈辱地过完了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段时间长达20至30年，也许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黄金时代，甚至全部。至少有3000万人长期作为“社会渣滓”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压抑的更多的干部及百姓和他们的子女，这一阶层的人数总量达到5000万人。5000万人的数字太巨大了，说它是一种社会分裂，是不过分的。”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得到平反；1978年12 月，针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徐向前等人的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公开平反；1978年12月24日陶铸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震憾人心。1979年6月，贺龙平反；8月张闻天平反；1980年2 月，刘少奇平反；9月胡风平反，五年后他在精神错乱后患癌症去世。
　　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的社会大解放，也解放了生产力。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1980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全中国人获得了在同一个蓝天下同一个起跑线上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民族的幸事。
　　正如一位诗人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使我们再分东西/不怕天涯海角/它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