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树书

      那是一棵枝叶特别茂密、树干特别粗壮的老树。我幼时问过祖母，那棵树谁栽种的。祖母摇摇头，说，我们先 祖还未有搬到这个村庄时，树就在了。树上，挂满了父亲帮人写下“过继词”的红布条。这是一颗千百人的树娘。打着结儿的布条，在山风中飘摇着，渐渐地就飘淡了，飘白了，飘来了村里人健康的体魄。
      村里人都喜欢说，树大招风，亦招鸟。比如鹰、乌鸦、斑鸠，以及麻雀和叫不出名字的鸟们，在树的上面唱歌、打架，或是谈情说爱也未知。我常常躲在树下，见那高高的树丫里，一只鹰踩在另一只鹰的头顶，翅膀噗嗤噗嗤作响，相互抓落的羽毛，随着山风一片片飞落。我怯怯地站在树下仰头观望，实在是不忍心见它们凶残地打斗下去，便捡起一颗石，朝树顶砸去，带伤的鸟，哇的几声，愤愤地离开了那棵树。当然，乌鸦的决战，比鹰更是决绝。父亲就常常在树下捡回重伤或战死的乌鸦。这些因好斗而丢掉了性命的鸟，常常被父亲加工为我们改善生活的佳肴。
      一年四季里，树叶都特别的绿，即便是秋冬时节，也未有见得几片叶是枯黄的。刮风，下雨，我们总会从不同的方向，跑到这树脚躲避。在太阳毒辣的春夏，当人们伛偻着腰，活儿干累了，便会走到树下，歇到力气足后，方又下地。村里的哑巴叔最不怕累，他的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走路时总是微微弯着腰，满满的两筐未有剥壳的茶油籽压得扁担一颤一颤的，走过树下，众人都劝他说，歇一歇！他摆摆手，抹一把汗，烟一样飘远了。有时候，见得我一个人在树下观鸟恶斗，哑巴叔会放下担子，伸出他粗黑泛亮的两只手，把我揽在怀里。他指着村庄对面的山梁，比划着各种动作。我知道，他又是想告诉我，山梁那边的湘西南，有一个姑娘快要成为我的叔母了。但是后面，哑巴叔病了，抱不动我了，甚至到最后走了，山那边的姑娘却一直没有到村庄里来。
      满姑在距树不远的菜地里起了三间木房子，那是姑父和满姑辛苦了大半辈子换来的新巢。那日，我看见父亲一梯一梯地攀上满姑新起的木屋梁，父亲唱着踩梁歌：
      宝梁宝梁，生在何地，生在何方。
      根深穿金土，尾直向太阳。
      梁头必定出宰相，梁尾必显状元郎。
      脚踩堂中打一望，看见堂中好名堂。
      前面归龙千万里，后面来龙万里长。
      左边建有金银库，右边设有读书房。
      金鱼狮子把水口，儿孙代代入朝堂。
      ……
      那一刻，树上停满了鸟，但一点鸟音都没有，只听见父亲的歌唱，响亮了整个寨子。那时候母亲的养身病已经很严重了，她出不了屋，坐在我们自己的木楼门口，朝树这边，远远地打望树底下那些抢抛梁粑的人群。满姑也是想，借这棵树护佑，换个屋基，也就是换个运程。父亲也特别相信命理，在满姑一家不太顺的时候，父亲帮满姑做了主，说，那棵树下的菜地里，就是块好屋基哩。曾上过高中的满姑爹不太相信，但出于父亲是满姑的长兄，就顺从了。长兄如父，这是父亲那一代人的写照。
      直到今日，这棵树，既不开花，亦不结果，但它一直绿绿地守在村头。只要念起这棵树，我心里就暖暖的。我想，树在，故乡就在。

      祖母说，这棵树叫志愿树。恰巧是大伯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天，堂公栽下的。那天是1950年10月19日。堂公栽这棵树时，每培上一瓢土，就骂一句：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村里人就管这棵树，叫志愿树。
      反正，到我知道这颗树叫志愿树时，树的叶子茂密得把天都盖住了，枝干粗壮，厚黑的树皮，紧紧地裹着这棵树，显得树特别壮实。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时，我就特别喜欢钻进这棵树的树洞里，无论对方如何叫喊，我都闷不做声，把身体紧紧地贴在树心。老半天，见得对方仍寻不到自己，便探出半个脑袋，大喊一声：在这！缩回头，让对方继续寻找。这是我儿时玩得最多也最得意的游戏。
      其实，祖母最讨厌我们到树洞里玩。她说，这是一棵生命树。它承载了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候祖母又说，它还承载了一个国家的生命。有星星的夜晚，我们坐在树脚歇凉，望见密叶上面，碎落下无数星光，便觉得，那场景特别的温暖和温馨。其实，六岁的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生命。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我无缘无故染上一场特别奇怪的病，发病之前，什么征兆都没有。我百无聊赖坐在晒谷场里晒太阳，对面的山崖上就是那棵志愿树，春天的暖风吹打着刚刚换新的树叶，从更远的南方飞来的燕群绕着树梢飞舞，树上最高的那片枝叶，一只鹰正俯瞰村庄。我打算站立起来去找小伙伴玩游戏，努力地试了几次，双腿无力。又再努力试了几次，觉得左腿莫名地生疼。父亲最后把我背到乡场上的卫生院，医生量了量生疼的左腿，又量了量右腿，说，是自动脱臼了。
      我们出门和归屋，都得路过志愿树脚。父亲背我走过志愿树下时，我听见春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像婴儿的哭泣，特别肆无忌惮。我感到莫名地恐惧。但躺在父亲宽大的背脊，我感到并不特别害怕。志愿树在春天，会换掉所有的旧叶，且不断地冒出新枝，因而数十年来，新枝变旧枝，一棵树，硬是长成了一片林的样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一棵树的内心，但小小的我，知道树的不易，它坚韧，它顽强，它不惧风雨，它一年复一年地坚强生活着。我在奇怪的病疼中，就想着，自己要活像一棵树。
      许多年后，据说，堂公见到从异国他乡回到村庄的大伯，抱头痛哭。那时，志愿树已长成成人拳头般粗大，堂公对大伯说：“我想着，你要是回不来了，这棵树，就成了你”。反正，我不知道堂公这话音，到底过去了多久，我真正认识和读懂大伯，是我上学之后的事儿。
      那时候，大伯已在村里当了三十余年村支书。看上去，志愿树已是一棵苍苍老树，就像大伯，满脸白胡茬，在 我的认知里，那样的人已是一个老人。我那时候就开始学会了对父亲嚷：十年树木，百年育人，一棵数十余年的树，能不老么。待到许多年过后，我如梦初醒，有些事儿，有些光阴，它是永远都不会老的。一如大伯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那些细如鸡毛的故事，至今，仍有人传说。
      人们都记得这棵树。每年10月19日，树下，有人默默地来朝拜，完后又默默地离开。一如大伯，他已许多年，不在人间。
      志愿树，它仍然在风中，枝繁叶茂地活着！

      棒槌坡左峰的翠竹林间，老枫一站就是百年之久，它高高地耸着身子，我们远远地站在任何一座别的山梁，都可以望得到它，它是村庄的代名词。每每有远方的客人来村庄做客，爬到了棒槌坡对面的幼松坳，看见了这老枫，就说，埂冲到了，看，就在那老枫下。
      这样一棵孤独的老枫，百多年里，它到底有着怎样的心事呢？我实在是无法读得懂的。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许多的老树被纷纷砍伐，不是被用来做木材，就是被砍伐了烧炭，甚至一些有事没事的人，将许多的老树砍倒在地，目的只是等到这些老树腐烂长木菌，以便采食。这样的砍伐，在那个年代大概是不叫滥砍滥伐的，那是一个到处都是苍松老木的时代，那个时代其实离现在不远。这个不远的时代常常教我留恋不已，但也教我痛恨不已。那时候这老枫树上常常有许多古怪的鸟儿筑巢，每天清晨，有各种不同鸟鸣，并且在每个季节，我所听到的鸟鸣也是不同。我实在是很喜欢春天老枫树上的布谷鸟的，布谷鸟似乎是带着春天的气息来到村庄的，每日清晨，它们亮着厚沉的嗓子，在棒槌坡顶闹得欢热，听到那“播谷播谷”的呼唤，又一年的春天，就真的来了。
可是我许多年没有听到那样的鸟鸣了，我现在甚至连那时候最害怕最讨厌的乌鸦也怀念起来了。我想这是人性的回归罢，失去了以后，便开始慢慢回忆，也只是在失去以后，才懂得拥有的幸福。现在，我常常以村庄里还活着这样一棵百年老枫，便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村庄。当然，我只是过多地考虑了这棵老枫顽强的生命，而很少顾及到它的孤独。我常常都是这样的为一棵树做惦记，我惦记这棵树，惦记这一个村庄，当我的这种惦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到我的内心，甚至是能够牵扯着我的心隐隐发疼时，我就开始怀疑我们的过去。那一切的罪恶的刀痕就明晃晃地浮现在我痛恨的词语之间，但无论怎样的留恋过去或是怀想那往日的一切美好，到底最后我们还得慢慢地学着抚慰那些生疼的伤痕。
      老枫到底是老了，它作为村庄的物件之一沉浸在我的记忆里，显得非常的贵重，这是一种不可复得的物件。当我爬上我梦里的老枫，我躲在它的阴郁的绿叶里偷听母亲呼唤我的奶名，鸟声在这个时候叠盖在母亲的呼声里，在村庄清寂的野空徘徊。我看着带露的朝阳从老枫的枝叶间慢慢升腾而起，这个时候我就该到棒槌坡背的那所小学读书了，我的书包里塞满了枫叶，枯黄的枫叶总是能够散发出一种清香的气味来的，我为的就是仰慕这种来自老枫的气息，这种气息使我能够聆听得到大自然的呼吸，这是一种若同婴儿酣梦里均匀的鼻息之声，没有任何的杂念，只有生长的血液奔流。不知不觉，阳光爬到了老枫的腰上，这正是万籁俱唱同一首歌的正午时光。正午的时光常常使我想到随即而来的午后，那是若血的红阳，一滴一滴地挂在老枫的叶尖，是傍晚也就悄悄来临的时候了。但是，许多个黑夜的梦里，我更多的是沉浸在碧绿的白天，这碧绿的颜色是在春天来临时就慢慢地染上了的，一夜一夜地日渐发浓。远远地，就可以看得见那一树绿得格外出奇的枫叶，大风吹来，便呼啦啦地枝叶摇曳和歌唱。到了秋天，这一树的绿方才又一点点地发红，红得像火时，便又一片片地飘零入地。看着那一树的红叶绕着村庄在山风里到处飞舞，而鸟影却稀少了起来，留下一些旧巢粘在枫枝上，光秃秃的，可以看得穿那空荡荡鸟屋，这早已没有过去那热闹景象了。
      老枫就在我山村里的老屋旁边的，只相隔着一个瘦小的竹湾，但那些坡那些岭，统统在棒槌坡的统管下。棒槌坡下的村庄，叫埂冲，埂溪就是村庄里唯一的河流，这老枫绿意盎然的季节，埂溪里的水就要大一些，而枫叶飘零的时候，埂溪的水流就更加的细小了下去。所以，我以为老枫和埂溪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如果老枫哪一日老得再也长不出绿叶，我们还将会失去一条河流，甚至，我们最终将失去一个村庄。我的心常常因此而戚戚然。所以我总是在梦里动不动就梦见老枫，有时候我梦见它一树绿色，有时候却是梦着它不断垮落枝叶的样子。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此时我想起老枫，我想起别人的诗句。

      每年三月，井底总是看得见飞扬的白花，那是三月春风里美丽的梨花，是从井坎的梨树上飘落下来的，一片又一片，飘舞在蓝天里，像云雾。落花的声音很轻，很细，除开井边那支细瘦的泉流，除开早起的挑水人的脚步声，除开一些啼晨的鸟鸣，清晨的木塆坳下静悄悄的。
　　每天早晨，我跑到井边玩耍，看那微软的春风打在满树洁白的梨花上，看那些金黄的蜜蜂绕在梨树下飞舞，看村庄枯烂的乱草里，渐渐地长出许多嫩绿的新芽。外面，许多野花也争相开放了，只可惜这三月的花瓣，总是那么的好动，风一来，便像长了翅膀一般，飞舞起来，一片又一片，哗啦啦噗嗤嗤地飘落下来，一井雪白的梨花，不一会儿便把井里的蓝天云雾遮掩了。我就坐在井边的石坊上，懒懒地伸一个腰，或者打一些呵欠。三月里，总是睡不得好觉，早早地就被父亲叫起了床，去放早牛。大抵太阳升起来了，看见了朝阳越过了井的边缘，父亲才吆喝着牛去了地里打田。很多时候，牛是懂情的，倘是它很久没有见得我了，便一个劲地在山梁里喊叫，“哞——哞——”，声音粗犷，老远都可以听得见。
      母亲从木塆那边的家出来，她挑着一对木桶，要到这石井里来挑水。我便用手拨开了井里的花，一捧又一捧，从井里将花捧到井外。落花很厚，很沉，却是浮在水面上的，像一抹洁白的麻布，被我渐渐撕裂了。慢慢地，我就看见了水的下面露出了一方蓝蓝的天宇，几丝白云飘在那里。早晨的阳光软和且干净，从云的边缘洒落下来，先是穿过木塆坳口，然后从坳口的山崖上跌落下来，打在梨树的花瓣里，最后才零零碎碎地淌到了水井里，映出许多花瓣的影子来。我不是故意要弄醒落花的影子来的，手刚刚碰到了那一支细瘦的流泉，水的歌唱就转了音调，没以前的自然动听了，花影也变得摇曳不清。这井，就是因为这细瘦的泉流才变得丰盈起来了的。没有这股泉，就不会有这口井。木塆坳脚的人，把这泉和井，当作了会发灵性的神巫。母亲见我是坐在井边上的，还不停在拨弄着这井水，便丢下了肩上的木桶飞一般跑过来，拧着我的耳朵，骂：“背时的，背时的哦，你怎么玩到这水井里来了呢。”不就是因为打扫了那一井落花么，不就是因为坐在了井的青石上伸了些懒腰，打了几串呵欠么，我不相信我会得罪了水神。我哭着和母亲拌嘴，声音特别大，不像一个10来岁的少年说话。母亲没有再应和我，她一个劲地喊着“呸求”。
      梨花终于落尽，在四月刚刚来临之时，我不再看见纷飞的雪白梨花。一地溃朽的花瓣，她们写尽了春的残景，写满了春的悲伤。在这个梨花落尽的季节，父亲走了。生前，父亲常常蹲在木槛外的柴门里，举着一杆粗黑的老烟筒，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更多的时候，我会想起父亲喝酒的样子：干脆，率性，一饮而尽。父亲算得上寨子里的“酒圣”，他不光喝酒堪称“不倒翁”，泡酒的手艺也比别人好。父亲常常满足于木塆坳下那青山绿水间的老井，每每夜风吹过屋后的山崖，每每山鸟在老家周围的竹林间唱响归巢的夜歌，每每月光穿过了老家屋檐下的水沟，父亲就会按响他拴挂在木楼上的喇叭，喇叭是父亲去湘西怀化看病时从街边的地摊上买回来的。一个人在家，没有伴说话，父亲就和喇叭对唱，喇叭里唱“东方红，太阳升”，父亲也就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那样子也很可爱。
　　这些都是尘封已久的往事了，只有失父的疼痛，隐隐地在心里绞着。后唐诗人杜牧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是在那样一个清明凄雨里最后一次返乡的。我看见三月清明里的梨花，白茫茫地染了一树，花下的老井，正汩汩流淌着一抹潺潺的泉，泉声低咽，风声细微，我似乎又看见了昔日的少年，孤苦的目光在落花流水间滴血。在一岭苍茫的山野里，我看见了父亲母亲，两堆真实低矮的黄土，潜伏在山风里，一些草，一些叫不上名儿的野花，披在坟茔上。山峦绿幽幽地，由东向西，从高到低，沿绵不绝，包裹着那个瘦瘦的村庄，村庄就甜甜地睡在这山塆里，做着一个千年的幽梦。

      从老屋木槛口沿山梁下走数百米，就是井坎湾。湾里有一口老泉，泉坎上有一颗百年老梨，是我的干娘。
　　那年，我得一场大病，左腿自动脱臼、浮肿，瘫了半边身子。家贫，上不起医院，干辣辣的疼了半个月，父亲方才心疼地说，“不会是得了麻风吧”？母亲躺在床沿，使力探出半个脑袋，向父亲吼道，“你才得了麻风哩”。
　　这一年母亲的“养身病”不知为何突然加重，到我发病时，母亲已经足足躺了半年的床。母亲的床下塞满了盐水瓶、输液管、针头，这些全是父亲从乡场里当赤脚医生的远房亲戚那里赊回来的。请不起医生，父亲照着他从乡场的乱书堆里花了八毛钱买来的医书，以及平时看别人上药、打针时学来的医术给母亲治病。许多年来，一直都这样过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见母亲床下那些废弃的药具，于是捉来了一只青蛙，悄悄钻进母亲的床脚，准备偷输液管，给青蛙的大肚皮注水取乐。不曾想，输液管还没偷到，我就瘫在地板上，起不来了，左脚莫名地开始发疼。我不断地尖叫、哭泣，母亲慌了神，爬在木床的一端，呆呆地，望着我。
　　父亲请来两个大人，急急忙忙把我抬去了乡场上的卫生院。医生拿着卷尺在我的左腿上量了又量，然后又在右腿上量了又量。一对比，左比右整整长了两公分。医生说，“是脱臼了”。脱臼是一种很危险的病，脱得不好，得截肢；脱得好，还可以想法子治疗接拢。但如果接得不好，则会变成一个瘸子。我的病，属于脱得好的。两个月的样子，我就出院了，走路和正常人一样。
　　那日，我提着满篮子纯黄香甜的野梨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去给医生登门致谢。路过井坎湾的时候，突然觉得干渴，于是去湾里的老泉喝水，抬头便看见泉坎上的老梨身上贴了一溜红纸，歪歪扭扭地写有几行竖排的字：天皇皇，地皇皇，我儿有难求梨娘。红纸中间大书四个字：易养成人。落款：刘宏有(父亲的名字)、唐金凤(母亲的名字)。老梨就这样成了我的干娘。
　　称一棵树叫娘，开始我是多么的不乐意。渐渐地大了点儿，懂了点儿事，方才和梨娘慢慢地好上。父亲相信命相，他总是说，我和母亲“水火不容”。母亲属水，我属火，水要克火，即母要克儿。背地里，我常常看见母亲流泪，就为了我们的命相之事。一天夜里，母亲搂着我说：“儿，你莫叫我做‘娘’。除开‘娘’，你叫莫果(苗语：什么的意思)都可以。”我看见她两池滚烫的泪水溢满了脸颊。我不愿看见母亲伤心，虽然好多次我都想叫她几声“娘”，但还是忍了。有时心里实在是憋得慌，便跑下井坎湾里，对着老泉坎上的梨，默默地，在心里叫着“娘”。这梨静静地站在井坎上，夜风从村子背后的山垭里刮下来，掠过梨枝，打着梨叶“噱噱”地欢闹着。听得这风声，我心里自然是满足了许多，仿佛是某种回应。
　　山里的夜，幽静、温暖，却短暂。我是多么喜欢这山里的黑夜。在夜里，我可以贪婪地偷看母亲的笑容，我可以悄悄地溜进母亲的房间，把放牛时从山野里采摘来的红娘娘(一种野果，红色，味甜)放在母亲的枕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尽管母亲总以为这红娘娘是其他兄弟姐妹送的。事实上这已经不重要，看见母亲甜甜地吃着红娘娘，我心里像开着了花。
　　一个初冬的黄昏，母亲再也经不起病魔的折腾，去了。我和兄弟姐妹用稚嫩的双手，一路哭泣着把母亲从她房间的木床里抬到堂屋。按照村里古朴的仪式，做最悲的道别(把亡者抬到堂屋中央踩谷子，寓意是送她走上金光大道)。这一次，我是痛痛快快地喊“娘”，母亲已不可能知道我违背了她的嘱托。母亲去的那一夜，老泉坎上的老梨，被初冬的寒风吹得直打哆嗦。次日，便只见了一棵光秃秃的梨身，瘦瘦地站在湾里，没有山鸟光临。莫非，梨娘真是生了情，和我一同悲戚？
　　十年后的一个七月，我成了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这算是村里的至上之喜。当然，这也是父亲心头的那坨石落地的时候，他乐呵呵地样子，比我还高兴。他跑到梨娘脚下，撕拆着一叠又一叠厚厚的冥币，烧纸、上香。那一刻，我看见父亲额上那横七竖八的皱纹里，盛满了可爱的笑容，而眼里却是噙满了泪水。到省城上大学是第一次出远门，父亲给我塞一袋梨。梨是父亲用竹竿从梨娘那里敲落下来的。因是野果，黄黄的梨儿本该有点淡淡的涩苦味，但我却似乎只吃到了她浓烈的甜香。路上，我特意岔路去了母亲的坟地，叩了头，放了两个梨，这才踏踏实实上路。
　　屈指算来，晃眼间我参加工作快二十个年头了，我那至亲至爱的父亲，也已经去了十三年半。如今，那个被我称作故乡的苗家小寨埂冲，除开井坎湾的梨娘，我还有什么呢。

创作谈


      《与树书》写的是故乡的树。因我业余的时间特别零碎，所写文章几乎都是报纸副刊短文。《与树书》里的这一组小文，便是典型的副刊文，有文学大梦想的作家，是不怎么喜欢这种小文章的。
      我的童年记忆，几乎都与树有关。其中有一次，因为偷了祖母才下种到地里的红苕（刚被祖母用粪水淋过了，正欲冒芽），被母亲发现了行踪，因惧怕大人打骂而不敢回家，就躲到村头的树洞里，直到落山前的太阳，血红的夕光泼进树洞里来，我们知道这之后天很快就会黑了，不由仰头一望，发现头顶上正卷曲着一条肥硕的菜花蛇，朝我们吐着舌。还有一次，我与父亲走在赶集回家的路上，突然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且雷电交加，我们以超越自身极限的速度躲到一棵大树下面，一道闪电划下，离我们不远的另一棵大树，瞬间就被劈成了两瓣，稍薄的那一瓣，在巨大的雷声中咯咯咯往地面倒。父亲说那是一颗带电的树，满身都是蚂蚁。此后，凡是遇到有蚂蚁的树，我都躲得远远的。
      村庄里，每个人都有一棵树在等着。父亲病重那几年，就反复念起属于他自己的那棵树。那时我在贵阳城郊的山区里参与修建水库，父亲从远在千里的老家打来电话，说，我怕是不行了，我已请你二叔去把那棵树砍了，锯好，干点了就抬回来。我知道父亲说的那棵树是哪棵树，那是他早就看好了的，长在老屋背的一棵粗壮的杉树。父亲打算用这棵树，给自己打一副棺材，备好。我的记忆里，村里凡上了60岁的人，几乎都备有一副棺材，常常是放置在牛或家禽的圈舍上，用稻草盖着。小孩倘若自出生就喜好身体闹别扭，这时亲人们的第一念头就是找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作干爹或干娘（男孩称树为干娘，女孩称干爹）。为了双保险，除了认树为亲，还要在方位适宜的人家找一个命理互补的长辈作干爹。我自幼多病，闹腾不休，父母为了心安，认了距老屋不远的老井边的一棵梨树为我干娘，另外还认了一个邻寨堂叔为我的干爹。自幼，我就不相信命理，因而我对这样的亲戚不太有礼貌。但现今回看过去，我以另外的眼光打量，我内心里是多么的喜欢我的干爹干娘，因而他们最早出现在了我的笔下，成为我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中反复描摹着的对象。
      我越来越觉得，在村庄里，唯独树与草木，深度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我有时甚至想，倘若没有那些树，没有那些草，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假如我们心里不舒服，吃什么都不香，或者不小心遇得了刀伤等，只需村里的赤脚医生往山里走有一趟，弄来几味草药、树皮，熬汤喝下，就舒泰了。母亲在世时就常常说，她生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5人，没有一个是住院生下来的，临产前，土灶上的铁锅里煮着树皮、藤蔓、叶片……。我上学的时候，父亲最拿手的农艺，就是用松树种茯苓。老屋背的大片松树林，特别肯长茯苓，换成钱，恰好填补了我们没有学费的漏洞。老屋周边，全是苍翠的竹林，冬春两季，父亲就挖冬笋和春笋到处卖，换来我们的食盐和衣布。父亲还用这些竹，编制各种竹器，比如斗篷、背篓、晒谷毽……。假期里，我跟着大人上山挖过草药、割过树皮，背回家洗净、晒干，挑到与村庄相邻的湘西南那边的集市，换成零花钱，购置自己心仪已久的学习用具。
      说这么多，就是想说，故乡的每一棵树，已然成为我心心念念的至亲。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成了孤儿，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有意或无意关心关注起花草树木，提出了生态文学（生态散文）等文学观点及文学概念，我并不是想朝着别人掀起的这一文学思潮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是，与我所写下的其他乡土散文一样，表达我内心对故土的眷恋和爱慕。村庄里已经找不到父亲和母亲，但我想，树在，故乡就在，我笔下的情思就会延绵不绝。


作者简介
    刘燕成，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四川文学》《北方文学》《贵州作家》《延安文学》《岁月》《雪莲》等，著有散文集《遍地草香》《月照江夏韵》《山水味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