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到范仲淹

                                
                       从李白到范仲淹
——关于《岳阳楼记》的另类读法
        李新文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乍读这水汽充盈的句子，有着太多湿漉与浩阔。可细细一想，又掺杂着不少水分。不消说，这响遏行云的句子，出自明朝诗人魏允贞之口，经他毫无节制拔高后，一代代人跟着一路说下来，说得天花乱坠。到如今，听得耳朵起茧了，快化脓了。好像，人世间除却这方楼台水色，其他统统靠边站。
      我最早听到“岳阳楼”三个字，不是在课本书上，而是在洞庭湖边的街河口。具体说来，即1976年国庆节。毫不夸张，那年的国庆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热闹、规模最大的一次——到处锣鼓喧天，爆竹齐鸣，黑鸦鸦的人群从各个方向自发而来，一下子，潮水似地，把大街小巷挤得爆满。这阵势和欢喜的劲儿，恍若重见天日。头天下午，刚上小学的我由别人带着，从40里开外的乡下来到街河口的姨父家。那天下午在岳州城的街河口、油榨岭、南正街等地方溜达一阵，左瞄右瞄，那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二天一早，姨父说去看一下岳阳楼，读一读《岳阳楼记》如何？并一脸神气地问，听说过范仲淹吗？我一愣，不知他在说谁？啊，啊，莫非是我们反背屋场的范眯子，一个大话盖天尽吹牛皮的家伙。岳阳楼呢，大概跟我老家的皮楼差不多吧。
      茫然中，感觉岳阳楼在不远处召唤着我。而我，浑然不觉朝那个方向靠拢。
      天气并不太热，踏着洞庭湖的涛声，穿过南正街、桃花井，向北一路走来。入目的光景大体是：天空下既没亮出魏允贞的招牌菜，也不见围墙，四面八方的空气畅通无阻。还有就是，既没警察站岗，也不要门票；既能从左边进，也能从右边进，好像谁都可以来，谁都能放开手脚大玩一通。那期间，我觉得这样的公园才像真正的公园——不管城里人、乡下人，还是外国人，不管读了书的，还是没读书的，通通能进来，没谁拦着你。因而，没了视觉和心灵的障碍。四下一望，公园里长着不少杂草野蒿，微风一起，兀自摇曳，展示出不加雕饰的美。还有叶子从树上掉下来，看得见悠闲的态度。这状态，正应合那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味道。而油漆剥落的木楼站在风中，一动不动，像在沉思，又像在做梦。哦，这就是被魏允贞先生说得天花乱坠的岳阳楼么？游客还真不少，有人在大声念着墙壁上的诗句，也有人望着一湖的秋水发呆，好像伤怀随风而逝的岁月。那会儿，我没听见姨丈朗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看见“南极潇湘”的牌坊下，有个老头神采飞扬讲述着有关太白长庚的“虫二”旧事，粗大的声音里夹杂着大雁带来的凉意。
      那年秋天，我没遭遇范老夫子和他的《岳阳楼记》，倒记住了天才诗人李白。
      岳阳楼站在斜阳里，成为飘忽不定的意象。
      秋风。木叶。如雨飘零。
      衔山。吞江。无际无涯。去国还乡。把酒临风。
      进也忧。退也忧。
      一个酒杯，装满太多得失和悲喜。
      ……
      这一切是真的么？
      或许，高处的楼台也这样喃喃自语吧。
      20多年后，又宿命般爬上这座楼台。只不过这次登临，是我阅览太多世事之后。平心而论，登临后的感觉是：名楼不可不看，绝不可多看；名篇不可不读，绝不可多读。
       首先，就书法而言，我以为——如果张照的《岳阳楼记》雕屏，是门户之作，那么，三楼之上李白手书“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对联，便是黄钟大吕了。道理很简单：其书大气磅礴，风神逼人，大有草圣张旭的神韵和气格，与“浩浩汤汤，衔山吞江”的洞庭湖，形成某种精神性的呼应。然而更重要的是，那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将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和岁月沉浮，抒写得浩阔无边、呼之欲出。似乎一个湖的精神质地，被他写尽了，写绝了。想想看，世上还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有气魄、内蕴和概括力？伫立楼台，面对霸气凛然的对联以及浩阔无边的大湖，你感受到的不止飘飘洒洒的逸气，更有绝尘的仙气以及声震广宇的豪迈。这么说吧，假若没有李白那气势浩阔的对联，洞庭湖和岳阳楼便会变得黯淡无光，甚至只是个空壳。同时，很难出现后来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顿悟。
      但凡稍有智识的人，应该对李白（701-762年）不陌生。这个疏狂不已的家伙不单是天才书家，其书师承张旭，并与贺知章、李适之、苏晋等誉为“饮中八仙”。他的传世墨迹《上阳台帖》开阔浑厚，姿媚跃出，风轨洒脱，一点也不亚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同时，更是天才诗人，酒杯一端，江河增色，仅一首《将进酒》便足以撑起一个风华大唐。然而最最重要的是，他崇尚的不是表情严肃的儒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老庄的道家思想。“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仅这一句，便将狂放不羁、舍我其谁的性情表达得一览无余。这种人格的特立独行、天地任我行的放浪，使得其笔墨超凡脱俗，有浩浩荡荡的仙逸之气。我们知道，国中最伟大的哲学，是道家哲学；最高的文学，是充满道家思想的文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庄子的《秋水》《逍遥游》《望洋兴叹》《庖丁解牛》等等，无一不张扬人的个性，不凸显人的精神本体。如此，便神象合一、物我相融了。此刻，灵魂在天地间神游，与宇宙合而为一，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小得小失、小悲小喜呢？有的只是物我的超然、气格的呈现、个性的张扬以及有对生命的追问。
      然而，小去李白太多，并以《岳阳楼记》著称于世的范仲淹（989-1052年），崇尚的恰恰是儒家，是孔孟的道统和礼法。那么，儒家是啥呢？说穿了，即森严的等级与固若金汤的制度。一句话，在严肃得昏天暗地的封建秩序里，沦丧了个性与自我，剩下的只有俯首听命，甚至一个失去魂魄的空壳。由此看来，范仲淹乘坐的这驾马车，无论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与道家思想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驰。显然，李白走的一极是出世，范仲淹走的一极是入世。这一出一入，决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和价值取向。前者，为自我而活着，永远只听从内心的召唤，服务于个体的精神宇宙。后者，心为形役，为俗世与道统所累，在精神的黑屋子里无法突围，也懒得突围。
       想想也是，在大行三纲五常的年代，范仲淹从一开始呼吸的就是孔孟之道的空气。说得透彻些，他从娘肚子里一出来，接受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钢铁般牢不可破的伦常教育，哪怕被后世誉为经典的励志方式——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仍跳不出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意识的樊笼。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怎样，这样的志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仍算得上鸿鹄之志、鲲鹏之志。即便经济空前发达的当下，也比那些沉溺于“麻将”或“斗地主”的人强出太多。然而尽管如此，我仍要问，那时候的国真是老百姓的国吗？天下真是大家伙的天下吗？答曰：非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几乎成了历代帝王的口头禅或家训。对于这个逻辑，其实秦末的陈胜早就质疑过，并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声。然而，范仲淹好像没有听到，甚至不愿听到，一头扎在纲常的怪圈里亦步亦趋，孜孜以求。比如他张扬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便是极好的证词。从表面上看，他挂心的是家国，是芸芸众生。可往深处一想，更多的则是担忧皇帝老儿的表情和自己的处境。从这一点上看，范仲淹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极重，每个毛细孔和血管里弥漫的尽是入世思想。说穿了，也就是同千千万万个文人士子一样—— 一心想建功立业，极力向“王道”靠拢。所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的就是这个理。
      还别说，范仲淹确实不如李白那样高蹈与浪漫。在他眼里，几乎所有的物事都是直观的、现实的，即便常人看来再诗意的捕渔景象（《江上渔者》），到他那里，也充满浓浓的苦涩。或许，这种视角与他的切身经历有关。一则早年丧父，家境寒薄。二则负笈求学时划粥充饥，过早尝到活着的艰难与困厄。但，更重要的源自他宦海一生的坎坷。可以说，他的仕途如同潮水一样暗藏着惊险与曲线之美。然而，这曲曲折折的生命线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老儿的心情。换句话说，也就是“天意难测”。
      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封建法统体制下，无论你做过什么样的大官小官，无论地位多么显赫或者卑微，充其量只是皇帝手里的一枚棋子或打工仔，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炒你的鱿鱼、剁了你的脑壳，甚至诛连九族、十族，又能怎样？是的，千百年来，作为臣子，无论范仲淹，还是后来才智超拔的王安石、苏东坡等等，也摆脱不了棋子的命运。而历来的士子，他们的骨子里又潜藏着相互对峙而有机一体的两面性——一方面，绞尽脑汁向仕途迈进，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雄心。另一方面，稍有闪失，马上顿生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命运浩叹，甚至感慨前路茫茫，一派萧然。由此可见，其心理防线极为脆弱，不堪一击。然而他们的脾性太有趣，倘若哪天被皇帝老儿突然记起，或稍稍提拔了一下，马上激动得血汁翻涌，热泪盈眶，立刻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谢皇恩浩荡。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或许，这正是国人独有的无法移植的国民性吧，并在古老的土地上生枝散叶，开出腥红的耀眼的花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先生早就在他的《出师表》里抖出了这个秘密。      
      具体到范仲淹来说，其前途并不那么乐观。他在仕途上几经周折，费尽九牛之力才当上宰相，可谓位极人臣、意气风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庆历新政”（1043年）流产后，到头来落得个被皇帝老儿一脚踢到河南邓州（今延安）不毛之地戍边的结局。我猜，他那时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庙堂之高的风华、纵横捭阖的高论，一转眼成了昨日黄花，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漠漠黄沙，赤地千里，鸟飞不下，走兽亡铤，仿佛踏上一条不归的生命之路。想想，这样的生存景况，作为个体生命的人何尝不羸弱如一粒草芥，就像一只孤鸟面对旷寂的荒野，无法找到灵魂栖息的方向。整个儿除了生命的渺茫，便是巨大的虚空。无疑，那样的虚空是黑色的，有着无际无涯、无始无终的幻灭。与其说那是踏上谪贬之旅，倒不如说让他的灵魂作苦苦的煎熬与挣扎，抑或陷入深不可测的精神炼狱。这样的人生遭际，让他的命运从炙手可热一下降为零下八十度，反差之大，可想而知。用时下的话说，简直糟透了，倒了八辈子血霉。哎，哎，官场如战场，还有什么比这天上人间的变化更难受的呢？
      不难想象，他被汹涌而来的寂寞、孤独、彷徨、苦闷包裹着，恍若无数只蚂蚁啃噬着他的内心。物不平则鸣。那年，他在庆州写下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有人说，这是一个文人的牢骚话抑或内心独白，与屈原的《离骚》毫无二致。然而透过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关闭着的何止那座被千嶂包围的孤城，连他的内心之门也关闭了，关成一座寂寞的荒城。不，也是孤城，有着了无边际、欲说还休的孤寂与绝望，弥散着浓黑的悲凉。庄周说，哀莫大于心死。设身处地一想，他所拥有的绝望又非真正的心死，仍对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心存一丝幻想，否则，便没有“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慨了。总之，那种郁结的黑得化不开的惆怅在胸腔里起伏缭绕，化为遍地的霜花。巨大的失落与哀伤，毫不掩饰地染白他的头发，掘开他的泪水之泉。或许，这《渔家傲》是他的长歌当哭吧。哭路失穷途。显然，他在哭内心的孤苦，哭南飞的大雁不知人意，哭夕阳坠落后是漫漫长夜，是无法用手触摸到的漂泊的灵魂。还有那如泣如诉的羌管，幻化成他生命中的悲乐。此刻，长烟、落日、羌管、霜花、惊雁等等，成为他生命的关键词，如此凄清的镜像，组合成一幅家山不再、心老边地的生命图景。可想而知，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是怎样的矛盾和悲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了。然而这样的忧与乐，又如两柄无形的冷冰冰的剑，死死插进他的心脏，有着尖厉的锥心蚀骨的痛。万般无奈，只好转入“宠辱不惊、顺其自然”的道的境界，以迎合专制法统下的政治秩序和官场大流。否则，就会淘汰出局，徒增一堵不见天日的墙。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解脱，是没有办法的精神自慰，在用羽毛抹拭心灵上的伤口。进一万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阿Q式的 “精神胜利法”——在自宽自慰中寻求心灵上的解脱。用时下的话说，不乏“装”或作秀的成份。不过这样一来，其精神状貌歪打正着出现改观，有了道的迹象，但与李白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精神气象一比，算个啥呢？说穿了，《岳阳楼记》并不是什么千古绝唱，充其量只是他写给皇帝老儿另一种形式的表功信，从封建伦理道德上拔高自己，以乞求得到重新重用。说到底，是教人怎么学会缺失个性与人性，怎么学会做奴才而心安理得的范本。这作法，也就是鲁迅说的“努力做稳奴隶的一代”。
       是的，文以载道，也应该载道。而从文学的使命来看，这个“道”压根就不是王道，更不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意志，而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悲天悯人，是对生命和灵魂的抒写和追问。呈现出来的，是人间的大痛，大悲，大爱或大悟，是用血浇灌而成的文字。显然，这样的文字在《古文观止》里屡见不鲜。《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吊古战场文》《小石潭记》《醉翁亭记》《前赤壁赋》《五人墓碑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等等，哪一篇又不发乎情，出乎声？这些文字，无疑是血与魂的融合，灵与肉的交融，是生命的呐喊与追问，更是水土上长出来的精神。其喜怒哀乐、爱恨恩仇，直指人的心尖，直抵人的内心。或许，文学的不朽性，往往源出于此。
       就文学意义而言，《岳阳楼记》所宣扬的那种忧乐，在数千年国中士大夫的生命价值与情趣里，却是普遍性的，庸常性的，甚至是最起码的底线知觉。比如早在一千多年前，屈原就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换句话说，范仲淹主张的那种忧乐，其实是人间常态和普世价值，没一点特殊性。当然，不少人说，《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千载，大放光芒，最大的价值和精神魅力在于字里行间充溢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博大的忧乐情怀。啊，啊，神圣的纯粹的人间文学艺术一旦与政治绑在一起，便成了犬儒主义。这样的文字，没了人间真情和带血的生命体验。窃以为，一切失真的文字，不可读，有害无益。可糟糕的是，到如今，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太多别有用心的人挂在嘴边的口号，甚至一句空洞的广告词。想来，古人的“忧乐”沦落至此，实在无话可说，只能沉默，或点上一支烟，让袅袅的烟雾把视线遮蔽。